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即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和省、地、县委四级主要负责人以及部分大厂矿和军队的负责人，共7118人。因此，通常被称为七千人大会。

这次规模空前的大会，是在三年“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困难，经过一年调整，形势开始有了转变，但困难还很大，党内外思想上还有很多疑问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的目的是进一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增强团结，动员全党更坚决地执行调整方针，为战胜困难而奋斗。

1月11日，大会在北京开幕。会议第一个阶段（从11日到29日上午）是讨论和修改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书面报告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经验教训。在列举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之后，报告指出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基本战线过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在人民公社工作中，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违反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不适当地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倾向严重滋长；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加重了城市供应和农村生产的困难。报告认为，产生这些缺点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妨碍了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报告强调：这几年工作成绩是伟大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对于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对书面报告作补充说明，针对党内思想疑虑最大的几个问题谈了一些重要看法。关于国内形势，讲话指出，我们在经济方面有相当大的困难，1959年至1961年工农业减产，导致人民吃、穿、用不足。关于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从全国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在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讲话认为，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引起的，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关于“三面红旗”，讲话强调，现在都不取消，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以后，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刘少奇的报告和讲话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大会原定1月底结束，由于与会者纷纷表示还有话要说，毛泽东建议延长会期。从1月29日起，大会进入广泛发扬民主，开展党内批评的第二阶段。主要是地方上的同志向中央特别是向省、市、自治区党委提意见。党的各级领导，从毛泽东到各地省委书记，人人勇于承担责任，带头进行检讨。

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要克服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不实行民主是不行的。另外，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可能巩固。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毛泽东说，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充分发扬民主的唯一正确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毛泽东还说：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毛泽东作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今后要在实践中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了自我批评。2月6日，邓小平在大会上发言主要讲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他说，我们党有五个优点：有好的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有好的党中央；有大批好的骨干；有好的传统，好的作风；有对党高度信赖的人民。但是，最近几年来，党的优良传统受到了削弱。要坚持党的优良传统，除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联系群众、及时纠正错误等以外，必须注意健全党的生活。这是坚持党的优良传统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围绕这一方面，邓小平谈了四点：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经常工作和细致工作；培养和选择干部；注意学习理论、学习实际。

周恩来在讲话中说，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委员会、各综合口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不切实际地规定跃进的进度，就使人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数量，不注意品种、质量，只要高速度，不重视按比例，只顾主观需要，不顾客观可能性，只顾当前要求，没有长远打算，结果，欲速则不达。他在参加福建组小组会时指出：“我们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结。这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朱德在山东组全体会上、陈云在大会结束后陕西组全体干部会上分别就党内民主生活问题讲了话。

林彪在大会上也作了发言。他说：三年以来，我们在物质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这几年发生错误和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或者用“左”的思想或者用右的思想干扰了他的缘故；如果听毛主席的话，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也会少走得多。林彪的发言对于纠正缺点错误和发扬党内民主起了消极作用。

七千人大会取得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重要成果，对统一全党思想，纠正“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进一步动员和组织全党和全国人民全面贯彻八字方针，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会议对待缺点错误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增强了全党团结奋斗、战胜困难的信心。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会议仍肯定“三面红旗”，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认识“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对某些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错误观点，也没有能够进行认真清理。

稿件来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注释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