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与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提出

１９６０年６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意识到，工业指标还是偏高。毛泽东提出，要转入主动，必须下决心降低指标。他在6月14日的会上说：“过去有个时期，包括我在内，想那个大数目字，比如一亿吨钢，实在有味道。多少年之后，我们有一亿吨钢，接近美国，那该多好呀！我看，现在不要着重那个东西，要着重门类样样都有，钢与钢材的规格很高”。“总而言之，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刘少奇也指出：大家一番热情，总想多一点，快一点，盘子摆得大一点，基本建设项目多上一点，但是还要切实可靠。他还要求全党正视问题的严重性，坚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他说：“这些问题不纠正，继续下去，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可以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的。”这些讲话反映了毛泽东、刘少奇等党的领导人对计划中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不满。对于纠正虚浮和脱离实际的问题，他们的心情是焦急的。

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二五”计划后三年补充计划的14项指标作了较大幅度调整，有些调整甚至低于“二五”计划原定的指标。在压缩指标过程中，会议还对两个问题取得明确认识：一、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加强农业；二、制定计划要留有余地。上海会议在纠正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方面，较以往有了更多的前进，人们的认识也向着更实际的方向进了一步，虽然这种调整和进步还是不彻底的。

１９６０年８月，中央连续发出指示，指出在胜利前进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最突出的问题是粮、钢增产困难，粮、钢的供求关系紧张。中央决定，在保粮、保钢的前提下，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加强农业战线，并决定以后国民经济计划不再搞两本账，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

根据上述精神，周恩来、李富春在８月下旬主持研究１９６１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时，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方针的基本内容是：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失衡的比例关系，巩固生产建设取得的成果，充实新兴产业和短缺产品的项目，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按照这个方针，国家计委党组向中央提出《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指出１９６１年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９月３０日，中央批准国家计委报告。

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２４日至１９６１年１月１３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１９６１年国民经济计划，同时总结农村整风整社试点经验和纠正“五风”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指出：这三年大炼钢铁，挤了农业。工业战线过长，面过广，指标高了退不下来。现在看来，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要那么十分急。过急了办不成，越急越办不成，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要搞几年慢腾腾，要搞扎实一点，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毛泽东还提出，大办社有经济，必然刮“共产风”。他把“一平二调”等工作中的失误，称为“人祸”。因此，对“一平二调”的物资，毛泽东主张“一定要坚决退赔”。会议中，河南、甘肃省委负责人作了检讨。分组讨论中，一些省委负责人也联系“共产风”问题检查工作中的失误。毛泽东说，刮“共产风”，中央是有责任的，各省委把中央的责任担起来了。他说，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右倾又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1958年还厉害，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从农业上调劳动力过多。

会议期间，毛泽东一共召开了五次汇报会，听取省市委负责同志关于农村政治经济状况、整风整社问题的汇报。同时，他也研究了1961年国内经济计划指标问题。在这五次汇报会上，毛泽东作了许多插话，对当时形势和今后工作提出了不少政策思想。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想法，就是通过这些汇报会逐渐形成的。

在毛泽东看来，这几年错误的发生，直接源于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党内同志的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在1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讲话。他说：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首先是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他举了《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实事求是”的典故，要求全党一定要恢复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他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一些。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他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求１９６１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随后，党中央于1961年１月１４日至１８日举行八届九中全会，着重讨论李富春作的关于国民经济情况的报告。报告在分析国民经济存在的困难、问题及发生的原因后指出，国民经济经过三年的连续“大跃进”，各部门之间出现了新的不平衡，特别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不平衡，这就需要从１９６１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使整个国民经济实现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报告强调，１９６１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必须更好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方针。全会通过李富春的报告，并在会议公报中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从１９６１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会决定在全国各大区重新成立党的六个中央局，即中共中央华北局、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西北局。中央要求把经济管理权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三级，两三年内更多地集中到中央、中央局，以加强中央对各大区各项工作的统一领导和全面安排。

八届九中全会上党的指导方针的重要转变，表明国民经济建设由“大跃进”转入调整阶段。

稿件来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1978）》（上册），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