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峰：关于八大召开前后的历史片断回忆

中共八大会场内景

党的八大是1956年9月15日在现在的政协礼堂开幕的。我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在此之前我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参加了八大从筹备到召开的工作。

1947年我随刘、邓大军从太行山南下到了中原，任中原局副书记，并受中原局之命负责组建了河南省委。武汉解放后，中原局改建为中共中央中南局，辖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和江西、河南及武汉市，我任中南局副书记并兼任了一段组织部长，还兼任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1952年邓子恢从中南局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叶剑英从华南分局调来，不久也调中央工作，直到大区解散之前由我在中南局守摊子。我在中南局时，正是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一方面要支援解放全国的战争，同时要恢复经济，安顿人民的生活，并着手进行城市的民主改革和广大新区农村的土地改革，工作十分繁重。但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中南地区在短短的几年里，支援了解放战争和接管了新区。同时，在广大农村进行了剿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以及在城市进行了民主改革，稳定了社会秩序，恢复了经济，也对新解放区的人民群众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

1954年党内发生了高饶事件，中央于四五月间在京召开会议，决定撤销各中央局。4月27日中央决定成立六个中央地区工作部，同时建立了中央秘书长会议制度。邓小平任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有：刘澜涛，兼任中央华北地区工作部部长；谭震林，兼任中央华东地区工作部部长；宋任穷，兼任中央西南地区工作部部长；马明方，兼任中央西北地区工作部部长；林枫，兼任中央东北地区工作部部长；李雪峰，兼任中央中南地区工作部部长；还有杨尚昆、胡乔木。当时，几乎每天都召开中央秘书长办公会，讨论研究各方面的问题。记得毛主席召集了一次秘书长会议，他对大家说：你们是干事的，对外一律用中央名义，不用秘书长、副秘书长名义。中央地区工作部是在大区解散后设立的过渡性机构，时间很短，1954年下半年中央撤销了中央地区工作部，在中央书记处下设立了四个办公室。中央一办主管政法工作，由彭真任主任，罗瑞卿任副主任；中央二办主管农业，主任是谭震林，副主任是张子意和刘建勋；中央三办主管工业交通，主任李雪峰，副主任李立三；中央四办主管工、青、妇群众团体，主任刘澜涛，副主任李颉伯；还有中央办公厅，主任是杨尚昆，副主任是曾三、邓典桃、田家英、龚子荣。中央三办撤销后，中央设立了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我兼部长，副部长是李立三、高扬和于江震。这是党的八大前中央机构的一些情况。八大以后，中央把工业和交通分开，我任中央工业部部长，曾山任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长。

1955年3月，中央开始起草党的八大会议文件。刘少奇同志主持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周总理主持《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报告的起草工作；修改党章及修改党章报告的起草工作由邓小平负责主持。中央副秘书长不仅要参加修改党章工作，也要参加其他筹备工作会。党章修改工作总的来说比较顺利，毛主席让把党章修改报告写得短些，小平同志说3万字吧，不再压了。这样修改党章的报告草成得比较早。政治报告是陈伯达主笔，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两条路线斗争，稿子写了半年，直到1956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仍没完成。少奇同志亲自起草了政治报告的农村部分，约9千字。由于政治报告起草没有完成，时间紧迫，中央把大家集中到北戴河写。毛主席要求大家抓紧时间写，并把原定9万字的政治报告压缩成5万字（实际完成是６万字），调参加修改党章报告的胡乔木同志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小平同志的精力也集中到那里。

整个筹备工作紧张繁忙，但是中央很注意发扬民主，坚持集体领导，走群众路线。筹备工作最早是提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由邓小平和一些老同志负责。先从六个大区和军队的领导同志中选，大家可以随便提，提了约400人，比较全面，但仍有一些同志被遗漏了。如湖北省委书记刘子厚，他因调三门峡搞水利，提名时把他漏下了。张稼夫也被遗漏了。这些同志无论资历和经历都是够格的。在一次筹备会上，毛主席就选举中央委员问题专门指出：这次一些年轻的省委书记没选上，先让一让老同志，让他们先“过过瘾”。实际上，主席讲的不仅仅是让一让的问题，而是让大家注意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在后来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一些年轻的省委书记也都补选进中央委员会。

党章修改工作是很费力的，大家反复进行认真的讨论，字斟句酌。同志们思想上没有顾虑，畅所欲言，可以提出任何意见，气氛很活跃。在讨论政治报告中，关于我国的主要矛盾问题有过争论，一种意见赞成报告中写的：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我记得这是少奇同志提出来的。一次毛主席在天安门上也说过：还是按马克思讲的，生产力是基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另一种意见认为，阶级斗争还存在，主要矛盾还应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政治报告中阐述的国内主要矛盾是正确的。这个问题在大会决议时大家都没有意见。由于种种原因，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没有认真地贯彻下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八大路线被说成是修正主义反动路线，这种说法是极其荒谬的。

八大选举了以邓小平任总书记，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任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任候补书记的中央书记处。小平同志一向做事谨慎，在中央决定他做总书记时，他曾向毛主席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的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承送。主席不同意，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都由你们做，发文用中央名义。这实际上是赋予书记处重要责任，也是对小平同志的信任。在以后书记处的工作中，对承办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一般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转出去。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诬蔑小平同志专权，开会不让周总理主持，这是别有用心的。书记处成立后第一次开会时，总理参加了，小平同志让总理主持会议，总理一再说他不宜主持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由于书记处要管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面很宽，以后又增补了国务院和军队的同志，有李先念和罗瑞卿等同志。

八大开幕当天，毛主席致开幕词。主席对开幕词很满意，会议期间他曾兴奋地告诉我们：开幕词最先是陈伯达写的，我看了不行，就自己动手写了一篇，写好拿给田家英看，他说尽是标语口号，也不行。现在的开幕词是田家英写的。毛主席历来注重发挥青年人的作用，赞赏青年人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敢想敢干的精神，田家英就是其中的一个。著名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就出自这篇开幕词。

（摘自《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