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反修和国内批判修正主义问题的提出

1962年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对所谓“三风”的批判，在认识上引出了一个重要变化，这就是逐渐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在8月13日北戴河会议中心组的插话中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的说法更为直接。他说：“在我们中国，也有跟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右倾机会主义，现在恐怕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总结两个月以来的会议讨论，毛泽东认为除了工作问题以外，其实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研究了“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这同国际上的现代修正主义在本质上是一回事。于是提出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这样的命题。

所谓国际上的“现代修正主义”，是从20世纪中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分歧和争论中逐渐确定的一个概念。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比较一致地认为，1961年苏共中央提出的苏共纲领草案和通过这个草案的苏共二十二大，是“现代修正主义”观点系统化的标志，是苏共二十大以来错误路线的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概括地讲，可以叫做“三和两全”。“三和”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即全民国家、全民党。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这样的人是代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高薪阶层。在苏联党的干部中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阶层的。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赫鲁晓夫的全民党是一种欺骗。现在苏联社会正在分化。毛泽东说，两极分化，贫富悬殊。还有反革命分子。这怎么能说是一个全民国家呢？刘少奇则认为，“三和两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违反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违反无产阶级政党理论。通过“三和两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一套理论已经形成了。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讲话里都谈到“现代修正主义”问题。毛泽东说：“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以适当的回答。”他还指出：“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刘少奇通过分析第二国际及其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认为，由列宁和斯大林建立起来的共产党，是有可能发生蜕变的。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还是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走下去。到了苏共二十二大，莫斯科型的修正主义已经发展成为比较完整的体系了。总括起来，党中央认为，苏共纲领和苏共二十二大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观点的登峰造极，其核心错误是，宣扬“全民党”和“全民国家”，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不讲阶级斗争，不讲阶级分析，造成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要害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全民党”和“全民国家”两个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它既无苏联社会发展实际的根据，又在理论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质的原理。但是，提出“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把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阶级矛盾问题加以绝对化和扩大化是正确的。事实证明，忽视、否认社会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和过度夸大这种斗争，都是不正确的。而将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与国内批判“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作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根源来加以认识，则进一步发展了“左”的错误。不幸的是，由于一系列复杂的政治、思想原因，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国际“反修”和国内批判“修正主义”被紧密地结合起来，并进而发展成一种互动关系。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集中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所谓苏联“变修”的历史教训和如何防止这些历史教训“重演”的思考。

从苏联党“变修”的所谓教训和夸大国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出发，党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了“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这时，党的注意力和斗争矛头，越来越集中到自己内部甚至党的领导机关。毛泽东反复强调“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并最终提出要“识破”“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的所谓“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