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动乱的正义抗争

全国性动乱的急剧蔓延，不能不引起一直为动乱局面深深忧虑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严重关注。他们忍无可忍，与中央文革的尖锐冲突一触即发。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９日、２０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碰头会，讨论军队开展“四大”问题。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以“军队不能特殊”为由，继续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对此，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军委副主席坚决反对。他们一致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一乱，将无法担负保卫国家、抵御外敌入侵的重任。在激烈争执中，叶剑英、徐向前义愤填膺，拍案怒斥江青等人。这就是所谓“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１月２２日，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的军队干部，表示赞同军队应保持稳定的意见。随后，新近接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职务的徐向前又当面向林彪陈述理由，要求制定一个稳定军队的文件。经林彪同意后，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及周恩来等拟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１月２８日，《八条命令》由毛泽东批准下达。然而，这样的文件已经无法扭转“天下大乱”的局面。

自２月上旬起，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人，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商讨党政业务工作。在碰头会上，再次爆发了老一辈革命家揭露、抨击中央文革小组乱党乱军行径的斗争。

在2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曾就陈伯达、江青、康生1月4日有关打倒陶铸的讲话，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和江青，并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他们。毛泽东的这一态度使反对动乱的老同志受到鼓舞。在２月１１日的碰头会上，叶剑英斥责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又质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徐向前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聂荣臻也说：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２月１６日，怀仁堂碰头会上的斗争达到白热化。这天的会议原定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但会议一开始又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等根本性问题展开激烈争论。谭震林首先怒斥张春桥：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又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郑重申明：我不是为自己，我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会上，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也作了措词尖锐的发言，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系列极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痛快淋漓地揭露和抨击了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

这便是著名的“大闹怀仁堂”事件。

2月１６日晚，陈毅还对归国留学生代表发表长篇讲话，猛烈抨击中央文革小组的卑劣行径。他激愤地说：“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

在此前后，处境困难的周恩来，也在不同场合表现出他与进行抗争的老同志们在力主恢复和坚持党的领导、反对把老干部一概打倒、反对搞乱军队等原则问题上的一致态度。

第二次“大闹怀仁堂”的当夜，在江青的策划下，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抢先向毛泽东作了汇报。２月１９日凌晨，毛泽东召集会议，严厉批评谭震林、陈毅等人，强调“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会上还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２月２５日至３月１８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批判谭震林等，周恩来也被迫检讨。同时，林彪、江青在全国掀起“反击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不满和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各级领导干部，使本来已经混乱的局势更趋恶化。此后，这场正义抗争被说成是“二月逆流”，中央政治局被迫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职能。

老一辈革命家在抗争中提出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还要不要党的领导。这场“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全面否定新中国成立17年来党的基本政策和基本成就，全面冲击全国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其结果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致使其中不少人被提拔到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岗位上来。

稿件来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1978）》（上册），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