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支两军”和稳定局势的初步措施

全面夺权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失去了应有的权威，难以正常工作。几近失控的混乱局面，是毛泽东没有料想到的。他在“一月夺权”开始后不久即一再强调不准武斗，打人的要法办。在当时无政府状态下，既要通过“天下大乱”实现夺权，又必须制止武斗，维持起码的生产、社会生活秩序，以保障造反派顺利地从“走资派”手中夺权。于是，毛泽东决定派军队全面介入地方工作。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毛泽东就安徽省造反派请求当地驻军支持批斗省委主要负责人一事作出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１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要求军队积极支持左派的夺权斗争，并就执行毛泽东上述指示拟定八条具体规定，作为《中央军委命令》发布。2月19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要求军队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小学高年级学生实行军训，实现“复课闹革命”。二三月间，周恩来提议对广东、云南、江苏省实行军管，得到毛泽东批准。3月13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中宣布：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３月１９日，中央军委又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简称“三支两军”决定）。据此，大批解放军指战员投入“三支两军”，直接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夺权斗争，并且承担起支援地方工农业生产的任务。人民解放军对有的地区和部门甚至调集军用物资、设备直接投入生产，对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事业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以至中央党政军一些机关实行军事管制，进入学校执行军训等任务。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三支两军”的中心是“支左”，即支持地方的“革命左派”。然而，“支左”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谁是“左派”?依据什么标准确定“左派”?这在当时条件下是一个很难加以判定的问题。解放军指战员们对地方的情况不熟悉，长期所受的传统教育又使他们难以理解和认同“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种种极端行为。“支左”之初，绝大多数部队干部、战士倾向于支持那些党员多、老工人多、干部多、比较注意政策的群众组织，对与此相反的组织则持冷淡、消极的态度，而这又往往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各种因素注定了“支左”从一开始就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

从１９６７年４月起，党中央先后对安徽、内蒙古、山东、福建、四川、甘肃、广东、湖南、江西、河南、吉林等省、自治区的“支左”工作提出具体意见或作出决定，并转发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等文件，指导各地驻军的“支左”工作。同年９月以后，军队的“支左”实际改为支持两派群众组织，推动和促进各地区、各部门的“革命大联合”。

“三支两军”工作至１９７２年８月结束。其间，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脱离军队日常工作参与地方事务的先后达280多万人次，数量之大，持续时间之久，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军队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被派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部队和指战员，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乱、最复杂的情况下，维护了必要的社会稳定，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在可能的范围内减轻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中，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指战员既缺乏思想准备，又缺乏地方工作经验，特别是受到林彪、江青集团的干扰、破坏，使得这项工作不能不发生许多错误，也给部队的思想、作风和组织建设以及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带来一些消极的后果。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