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七二○事件与“全面内战”

按照毛泽东原来的设想，自上海“一月夺权”开始的全国范围的夺权活动，在１９６７年2月至4月间就可以看出“眉目”来，即省级夺权基本结束，“文化大革命”由此进入“扫尾”阶段。然而，动乱既起，一时谁都难以驾驭。尽管党中央为稳定局势发出一系列文件，甚至派军队介入，但仍达不到预期成效。在“夺权”的浪潮中，各地普遍形成相互对立的两大派或更多的派别组织。它们虽然在政治倾向上有这样那样的差别，但总体上都是在极左思潮支配下活动。从维护各自的派别观点和利益出发，它们对中央的指示各取所需，各行其是。在“权”这个根本问题上，各派之间互不相让，争夺激烈，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酿成大规模武斗，不少地方的武斗甚至动用了枪炮。毛泽东后来把这种局面称为“全面内战”。有些地方军队介入之初，往往不但没有平息派别对抗，反而使自身也卷入派性争斗之中，更加剧了事态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干部的结合也是如此。造反派组织各自选择几个领导干部作为“结合”对象，力争由自己一派为核心来实行“大联合”和夺权、掌权。许多原来的领导干部被打倒后，不愿或不能站出来。有的刚刚被这一派造反派组织“结合”，片刻之间又被那一派打倒。

１９６７年五六月间，四川、浙江、广西、安徽、陕西、云南、河南等省区分别发生武斗流血事件。４月底在一些铁路沿线进行的大规模武斗，使铁路平均日装车量直线下降，７月中旬只有２.９万多车，９月下降到１.９万多车，为计划日装车量的４６%。黑龙江鸡西各煤矿从４月２２日发生武斗导致伤亡后，煤炭日产量由４月上旬的２１３００吨下降到５月上旬的７０００吨，１１个矿只有３个维持生产。

７月间，湖北武汉爆发了震惊全国的抗议和声讨中央代表团代表事件。７月１４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奉中央之命，以“中央代表团”成员名义抵达武汉（此时毛泽东、周恩来已在武汉）。他们违反周恩来的指示，四出活动，在宣讲中央关于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时，发表明确支持某一派的言论，因而遭到被压制的另一派组织“百万雄师”的强烈反对。７月２０日，“百万雄师”一些人冲入武昌东湖谢富治、王力住处，要求与二人辩论。出于激愤，群众和与他们观点相同的战士将王力打伤并强行带走。与此同时，武汉三镇数十万军民连续几天举行声讨谢富治、王力的示威游行，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抗议风潮。这就是所谓“冲击中央代表团住地”、“绑架中央代表”的武汉七二○事件。

七二○事件的发生，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武汉地区以至全国各种矛盾积蓄、冲突的结果，表现了地方和军队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对中央文革小组人为地制造社会动乱的强烈不满和抗议。事件本身并非有人预谋、策划，然而林彪、江青等人却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武汉发生了“反革命暴乱”的谣言，随即联手制造了一系列揪出、打倒武汉及全国各地“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事件。7月22日，中央文革小组组织数万人在北京西郊机场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25日，北京举行了欢迎谢、王归来，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林彪亲自出席。江青等在将武汉军区负责人陈再道、钟汉华以“兵变”的罪名撤职批斗之后，又借机煽动在全国揪“陈再道式的人物”，并扬言要追查七二○事件的“黑后台”，把攻击矛头指向徐向前、徐海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军队领导人，并对参与事件的干部群众进行迫害。

七二○事件后，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头面人物和他们所支持的造反派头头，变本加厉地煽动群众组织之间无休止的争斗。７月２２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发表讲话，公开表示赞成“文攻武卫”的口号，鼓动“左派”不要“放下武器”。此后，全国武斗急剧升级。８月初，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制造了攻打上海柴油机厂的大规模武斗事件，打伤、关押数百人，用武力压制另一派。８月２８日，由康生一手煽动造成的宁夏青铜峡流血事件，伤亡230余人。在此前后，河北、河南、安徽、浙江、江苏、贵州、黑龙江、湖南、广西等地的流血武斗都迅速升级，国家资财和人民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

７月底至８月初，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怂恿和支持下，北京和外地的数千个造反派组织组成“揪刘（少奇）火线”，数十万人在中南海周围安营扎寨，上百只高音喇叭日夜高喊着打倒刘少奇等人的口号。陈伯达、康生、江青还违背毛泽东关于“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不要搞面对面的斗争”的意见，公然在中南海组织批斗刘、邓、陶夫妇，肆意侮辱、抄家。

８月７日，谢富治在公安部机关召开的大会上公然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并要求向下传达。由此，全国普遍发生冲砸公、检、法机关，抢夺档案，残害公、检、法人员的事件。整个公、检、法系统处于瘫痪状态，社会治安难以维持。

同日，王力在接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时，违背周恩来关于“外交大权属中央，谁也不能夺”的指示，鼓动造反派“动一动”外交部的领导班子，并支持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他说，外交部的运动阻力很大，不要把外交神秘化，红卫兵也能搞外交，外交部的三结合班子要“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造反派当场成立“夺权指挥部”，外交部政治部被砸，姬鹏飞、乔冠华等部领导被关押。造反派还擅自以外交部监督小组名义向驻外机构发号施令。在此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因少数国家出现的反华、迫害华侨等事件，也由于极左思潮所导致的中国驻外使馆和涉外人员的某些做法引起驻在国不满，中国驻若干国家的大使馆受到冲击，甚至发生流血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受极左思潮煽动的一些群众对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进行报复性袭击，砸毁了这些使馆的一些设施。８月２２日，因港英当局镇压香港工人、拘捕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并封闭香港《文汇报》等报纸，在北京发生了数万人围困英国代办处，焚烧办公楼，批斗英国代办的严重涉外事件。中国的国际声誉受到空前的损害。

以上一系列严重事件表明，“天下大乱”、“全面内战”的局势已发展到难以控制的程度。这种情况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所没有预料到的，而这一灾难性局面又恰恰是“文化大革命”错误理论和实践的必然结果。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