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的谈话

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时与杨成武（右二）、余立金（右三）在列车旁交谈

１９６７年７月至9月，毛泽东离京南下，亲自到比较混乱的中南地区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沿途经过华北、华东。他发表了一系列谈话，试图在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对某些极端的做法加以限制，使局面能够得到控制。

对于当时的形势，毛泽东一方面指出：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他认为，“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同时，他又特别强调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应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号召各地群众组织都应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他说：“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在干部问题上，他要求正确对待干部，指出：“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对于造反派和红卫兵，他说：“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讲话中，毛泽东纠正了一些“左”的口号，批准了一些纠“左”措施，如制止报刊宣传中“揪军内一小撮”的鼓噪，批评对外宣传中种种强加于人的做法。他还提出要警惕煽动极左行为的“黑手”和“反革命”，并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尽快稳定局势的意见，决定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隔离审查。这是一项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决断。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甚至提出：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这是主要的。９月，他在审阅、修改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时，称当时以秘密方式散发、张贴传单和大字报，攻击周恩来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为“反动组织”。１０月７日，党中央转发了毛泽东视察期间的部分谈话内容。毛泽东还提出，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贺龙等人。他重申，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

１０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实际上取消了对全国许多跨行业的群众组织的承认。在此前后，中央连续发布有关不准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维护社会治安、确保国家资财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等一系列通知和文件，并采取措施加强保护外国使馆和外国侨民的安全。同时，中央还决定对一些最混乱的省、自治区和重要党政部门实行军事管制，并要求各地造反派停止武斗，开门整风，“斗私批修”，消除派性。中央一些主要报刊也配合发表文章，强调应认清派性的反动性，号召围剿派性，打倒派性，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这种对派性大张旗鼓的批判，实际上是承认各地造反派普遍犯了错误，在肯定他们“造反”、“夺权”的前提下，对他们转而采取“批评、帮助”的态度。

根据毛泽东关于要教育、解放干部的意见，中央和各地分期分批举办干部学习班，一批干部由此解脱出来，恢复了工作。在舆论上，也加强了要正确对待干部的宣传和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等口号的批判，并公开揭露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１９６８年１月，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名重要成员戚本禹也被中央宣布隔离审查。

以上指示、措施尽管没有也不可能触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但在当时条件下对稳定局势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１９６７年底至１９６８年初，全国的局势逐渐趋向缓和，极左思潮和极左分子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