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和刘少奇冤案

１９５６年９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五年一届，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应在１９６１年召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九大在“文化大革命”前一直没有举行。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曾提议在１９６７年“适当时候”召开九大，由中央政治局筹备此事。但是，当时党中央的实际状况以及后来的动乱局势，使九大的准备工作无法进行。１９６７年秋，毛泽东又就九大准备工作及召开时间等问题要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作些调查。同年１０月２１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１１月初，毛泽东指出：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要“吐故纳新”；党纲党章要修改。１１月间，中央文革小组整理出一份筹备九大的通报，主要内容为：要把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写入九大党纲；要写一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要大力宣传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要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力量”选入党的中央委员会；要把“叛徒、特务、自首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统清除出去，以根除隐患”。通报中的这五条，实际上成为准备九大和修改党章的指导思想。１２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又先后发出《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和《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参照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开展群众性修改党纲党章运动的经验，组织党纲党章修改小组和群众性的讨论，提出关于修改党纲党章的方案。

除以上准备工作外，准备提交九大解决的还有关于刘少奇的最后定性和处理问题。“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虽然提出刘少奇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推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他的问题仍被认为是党内问题，他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家主席。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中央成立以谢富治为组长、目标指向刘少奇的王光美专案组，对刘少奇的历史进行审查。１９６７年一二月间，毛泽东在一些场合还表示在九大要选刘少奇做九届中央委员。３月，康生利用群众组织搜集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建议进行专案审查并得到批准。随后，江青、康生、谢富治指示王光美专案组“狠抓刘少奇自首变节问题”，企图将历史上“一贯反动”等罪名强加给刘少奇，以便为最后打倒刘少奇制造罪证。此外，还有大批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党政军系统的高级领导干部，被诬陷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被打倒、审查和监禁。

１９６７年３月３０日，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经毛泽东审改，在《红旗》杂志发表。《人民日报》于４月１日头版转载。全国报刊舆论按照大体相同的口径，掀起集中批判刘少奇及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浪潮。这种批判肆意歪曲刘少奇在民主革命时期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一些重要观点：认定刘少奇提出“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口号，是“猖狂地为发展城乡资本主义而奔走呼号”；认定刘少奇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坚持放任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政策”，“使资本家继续掌握企业的领导大权”；认定“三自一包”瓦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使资本主义自由泛滥；认定刘少奇“提倡‘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其目的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认定刘少奇鼓吹“流通决定生产”，反对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从流通领域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污蔑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篡党篡政的总纲领”，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等等。同时，还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许多工作横加否定，认定新中国成立后17年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了“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实践的‘三脱离’的精神贵族”；认定17年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相勾结，“篡夺了文化界的领导权”，“在文化领域中，向无产阶级实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专政”，等等。诸如此类的“大批判”，不顾事实，断章取义，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竭力诋毁刘少奇，否定党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这些都成为召开九大的政治思想准备的一个重要部分。

为准备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于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３日至３１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党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的，占总数的52.7%。他们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被允许出席的中央委员中许多人是刚刚从被监禁的地方解放出来的。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总数为97人，除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去世10人外，到会者只有40人，不足半数。开会时决定从被允许出席的候补中央委员中增补10人为中央委员，才使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人数刚刚超过半数。八届候补中央委员98人，除增补为中央委员10人和去世12人外，只有9人出席会议。而被扩大吸收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达74人，占出席会议人员总数的55%以上。

毛泽东主持全会，并在开幕式上讲话。他提出：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要求全会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全会期间，林彪、康生、江青、谢富治等在发言中对所谓“二月逆流”横加批判，诬蔑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反毛主席”、“为王明路线翻案”、“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翻案”，“二月逆流”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是“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同时，会议还攻击所谓杨、余、傅事件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指责朱德、陈云、邓子恢、王稼祥是“一贯右倾”。林彪在会上发表颂扬“文化大革命”的讲话，鼓吹“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他还大谈古今中外的所谓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四次“文化革命”的意义，称这次文化革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次”。

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通过《关于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还通过决议，批准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即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是在江青、康生、谢富治把持下，采用“逼、供、信”等种种非法手段，制造大量伪证拼凑出来的。而调查过程中得到的那些证明刘少奇没有历史问题的材料，则一概扣压，只字不提。通过这个审查报告，是全会最重要的一项议题。当时，相当数量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一些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仍继续遭受诬陷和批判，许多与会者根本不能行使正当权利和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全会根据中央专案审查小组送交的这份充斥诬陷不实之词的报告，给刘少奇强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作出了完全错误的政治结论和“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这时的刘少奇不仅不能参加全会，还完全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与会中央委员陈少敏仍对这项决议拒不表示同意。

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通过的公报引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公报还对两年来“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给予全面肯定，同时称赞实际为江青所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重要的作用”。

在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发表讲话，提出九大应有“二月逆流”的人参加，对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等。他要求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要注意一个“准”字，不要搞逼供信那一套；对于学术权威，注意不要做得太过分，批是要批的，保还是要保的。全会期间，毛泽东还制止了林彪、江青等鼓噪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图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认真复查，确凿的事实证明，强加给刘少奇的全部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诬陷。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是在“左”倾思潮泛滥、党内外民主遭受严重破坏的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全会对刘少奇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一起冤案。１９６９年１０月，重病中的刘少奇被送往河南开封，１１月１２日含冤病逝于开封囚禁处。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被错判的案件多达2.6万余件，涉及2.8万多人。刘少奇冤案的酿成，是党的历史上继30年代苏区肃反扩大化之后最为沉痛的教训。全会对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攻击、批判，对“文化大革命”的高度赞扬，都是完全错误的。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