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的召开

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至２４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１５１２人。当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至基层党组织大都没有恢复，2200万党员绝大多数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与会代表当中的许多人都不是通过正常选举程序产生的，他们或由革命委员会与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协商决定，或直接由上级部门指定。大会预备会期间，毛泽东提出要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这三句话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

九大共有三项议程：通过中央政治报告，修改党章，选举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他希望九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按照会前的酝酿，毛泽东当选为九大主席团主席，林彪当选为副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

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林彪代表党中央宣读政治报告。报告分为八个部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报告旨在为“文化大革命”作理论的和历史的论证，并在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

政治报告从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出发，错误地认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认定“党内两条路线的对立和斗争，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而我们党正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巩固、发展、壮大起来的”。由此出发，报告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八大以来党的历史在许多重要方面作了歪曲的总结：一方面，把八大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和实践上的许多“左”的错误作为正确的加以肯定；另一方面，把党在八大以来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包括纠“左”过程）中提出的许多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政策和积极成果，作为“修正主义”加以批判。这样，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历史就被完全颠倒了。

报告专门以一节论述了党的整顿和建设，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为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进行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又说：“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不能正确地解决党的建设问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最广泛、最深刻的整党运动”。历史已经证明，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上，“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是完全错误和失败的。

政治报告的核心内容，是阐述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基本内容和“伟大意义”。这个理论是对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来，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左”倾错误论点的进一步发展。“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以后，这个理论的主要论点基本形成。１９６７年１１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的编辑部文章。这篇经过毛泽东审定的文章把这些论点概括为六条，正式定名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章确认，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是：（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二）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三）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文章称这个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九大政治报告进一步称这个理论是照耀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航向的“光芒万丈的灯塔”，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根据这个理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左”倾错误观点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总概括，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总的指导思想。它的核心在于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历史已经证明，它违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实事求是这个精髓，脱离甚至歪曲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的实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

从４月２日起，代表们分组讨论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这个草案删去了八大党章的一些正确内容，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写进总纲，只字不提发展生产力，不提现代化建设，还取消了有关党员权利的规定。在党章修改草案中，引人注目地写上“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讨论中充满着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文化大革命”的高度颂扬。各组还结合文件内容，大搞所谓“斗私批修”，对参加会议的一些老同志进行批判和攻击，迫使他们作检讨。４月１４日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两个文件。

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各组召集人会议，讲述党的历史经验，强调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即一方面把“敌人”揪出来了，另一方面又掩盖了打击面宽和扩大化的问题，要求注意政策，加强团结。他指出，犯错误的干部有的将来还要工作；犯了错误愿意改正，群众谅解就好了，就要解放。他还提议朱德、陈云、邓子恢等一些老同志要选进中央委员会。

自４月１５日起，代表们开始酝酿、预选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根据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提出的选举办法，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总数不超过２５０人。由于存在一系列不正常因素，使酝酿、预选过程延续达十天之久。林彪、江青两个帮派体系中的一批骨干和亲信进入中央委员会，而许多有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老同志和经过党多年培养、真正德才兼备的人却被排挤在外。

在４月２４日的全体会议上，经过无记名投票，选出中央委员１７０名，候补中央委员１０９名。在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占１９%，仅为原八届中央委员会总人数的２９%。在选举中，有的代表坚持原则，顶住压力，将并非候选人的王稼祥、胡耀邦等人的名字写在选票上。

４月２８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九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5人组成：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不设书记处。在新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集团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陈云、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虽然仍被选为中央委员，但被排斥在中央政治局之外。

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他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他指出，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他表示，我相信过去犯错误的一些老同志。他号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他要求：“要准备打仗。无论那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

同日，新的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黄永胜任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叶群等八人为成员。中央军委常委会实际由林彪等操纵下的军委办事组所取代。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也停止活动。

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在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作用。

毛泽东曾多次预计，“文化大革命”能在一两年、两三年内有一个好的结束。但局势的发展，即使对他来说，也难以驾驭，多次的预计流于落空。九大的召开，并没有像他所预计的那样，使这场“大革命”以胜利的姿态趋向结束，恰恰相反，由于思想上、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加深和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实际上是潜伏着更深的危机，酝酿着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

九大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