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一场斗争

九大开过之后，毛泽东认为党的重建工作已经基本解决，希望在此基础上，在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下，解决政府的重建问题，进一步推进安定团结的局面。

１９７０年２月，中央政治局在讨论筹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问题时提出，新宪法中应设国家主席一章，并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３月７日，正在外地的毛泽东明确表示：“宪法中不要设国家主席这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８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这一意见，与会者均表示同意。会议决定在政治局内成立宪法修改小组，成员包括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等人。

周恩来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

３月１６日，宪法修改小组讨论通过《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１７日至２０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会上，在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与会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不设国家主席。一部分人主要从国家以往政治体制及现代大多数国家政治体制设置的考虑出发，仍主张设国家主席。

毛泽东了解到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分歧后，重申了不设国家主席与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４月１１日，林彪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短信，再次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１２日中央政治局讨论时，多数人又表示赞同设国家主席。同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关于讨论林彪意见的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４月下旬和7月中旬，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几次表示了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但是，林彪仍然坚持他的意见。在４月１１日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意见被毛泽东否定后，他便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并通过这个小圈子来散布设国家主席的主张。５月上旬，林彪让黄永胜带话给吴法宪与李作鹏，在修改宪法时，要坚持在宪法草案上写上设国家主席。５月中旬，林彪在与吴法宪谈话时强调说，不设国家主席，国家就没个头；并要吴法宪在宪法修改小组会上提出在宪法中要写上国家主席一章。

１９７０年８月１３日下午，在康生召集的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之间爆发了关于“三个副词”的一场争论。

宪法讨论稿的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讨论中，已获悉毛泽东意见的张春桥提出，已经有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应把毛泽东思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三个副词删去，因为这是“讽刺”。早已对张春桥不满的吴法宪当场激烈地予以反驳，认为这样说是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吴法宪还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会议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在８月１４日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再次提出“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并与康生发生了争执。吴法宪的这些做法，得到叶群的鼓励。与此同时，林彪、叶群还布置身边工作人员和陈伯达收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称“天才”的语录。

８月１３日和１４日两次会上的冲突，是九届二中全会上两个集团最终摊牌的直接导火线。如果说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林彪集团发展了与毛泽东的矛盾，那么，“三个副词”问题则激化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

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至９月６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１５５人，候补中央委员１００人。会议原定日程为讨论修改宪法、国民经济计划和战备问题。8月２２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和确定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他四名常委都表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主席。毛泽东在会上仍然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

8月２３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会上，事先未曾表示要发言的林彪突然要求首先发言。他的讲话实际上是以８月１３日吴法宪与张春桥的争论为背景，刻意重申：“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说：宪法草案“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他进一步强调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8月２４日下午，在讨论林彪讲话的分组会上，按照叶群事先的布置，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称“天才”的语录，按照同样的口径发言。陈伯达在华北组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泽东的“国家元首”地位，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叶群在中南组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分别在西南、中南、西北组作了同样内容的发言。陈伯达等在各组煽动性的发言，迷惑了许多不明真相的与会者。他们纷纷表态，建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章，赞成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叶群、吴法宪等还找人谈话、交底，鼓动一些人在会上发言。８月２４日以后，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代表所在省、市、自治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表示支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8月２５日上午，载有陈伯达等人发言的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印发后，立即在各组引起强烈反响。与会者纷纷要求把“不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人“揪出来”。几个大组的发言中，已有人直接点了张春桥的名，华东组也有人不指名地批评了江青。整个会议充满紧张的气氛。林彪等人认为胜券在握，已在考虑张春桥这次是否能“过得去”的问题了。这些活动都是背着毛泽东、周恩来组织的，并且完全打乱了九届二中全会的原定议程。

25日下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反映会议的情况和第六号简报引起的反响。随即，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前，毛泽东与林彪、周恩来分别谈话再次明确表示，不要设国家主席，他也不当国家主席。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还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去当！”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第六号简报。

８月３１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陈伯达等“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提出“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为了争取和稳住林彪，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特地写上“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样的话。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开始揭发批判陈伯达，吴法宪等也受到批评。他们在慌乱中加紧私下活动，商讨统一口径。

９月６日上午，全会回到原定的议程，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通过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建议，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１９７０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下午，全会闭幕。在闭幕会上，毛泽东就党的路线教育、高级干部的学习、党内外团结等问题讲了话，并要求大家读几本哲学书。在谈到会上发生的这场斗争时，他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他反复强调坚持九大路线，说：“不讲团结不好”，“群众也不高兴”，但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会上，中央宣布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的决定。

从表面上看，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是围绕着设不设国家主席以及“三个副词”的问题展开的，主要由陈伯达、吴法宪出面与张春桥等的斗争。实际上，这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长期以来、特别是九大以来不断积累起来的矛盾的一次总爆发。以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的发表为标志，庐山会议上的这场斗争实际上已转化为毛泽东领导的反对林彪集团的斗争。林彪集团的阴谋和分裂活动，严重地违背了毛泽东要在九大的基础上维护团结、争取胜利的愿望，因而引起他的强烈不满和高度警惕，并引发了此后他采取的一系列制约林彪集团阴谋的措施。

经过九届二中全会，林彪集团的势力被削弱，江青集团的势力逐渐上升。江青等人的野心随着他们的“胜利”迅速膨胀，林彪等人则不甘心拱手让出自己已有的优势地位，更尖锐的斗争还在后面。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在九届二中全会结束时对他的心腹说：“看来这个斗争还长”，“我们要抓军队，准备干”。

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和战备问题，都是九届二中全会原定的重要议题。但是，由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争斗，这些议题只是草草通过。

稿件来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1978）》（上册），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