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林整风”运动

稳定局势的措施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周恩来领导全党尽可能稳妥地处理事件遗留的一些紧迫的重大问题。

林彪事件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干部群众不明原委，议论纷纷，社会上小道消息沸沸扬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陆续将揭发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逐级传达至基层。随着传达范围的逐步扩大，群众对事件本身的猜测逐渐平息，但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议论却明显增多。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向党内高级干部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通知》宣布：林彪于９月１３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９月２９日，中央宣布，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参加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得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９月下旬至１０月初，中央相继决定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为彻底审查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10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扩大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将传达、讨论和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当作当前头一位的大事来抓，并准备在10月下旬扩大传达到全体共产党员、解放军指战员和广大工人、贫下中农。

９月２６日至１０月１５日，在李富春主持下，党中央召集部分老同志举行九次座谈会。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蔡畅、邓颖超、邓子恢、张云逸、张鼎丞、曾山、王震等老同志在会上发言。他们愤怒谴责林彪集团炮制《“５７１”工程纪要》、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等罪行，揭发、批判林彪在历史上的错误和他篡改历史的行径，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散播的种种谬论。在这段时间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许多老同志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处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正确决策。

中央还采取措施，慎重、妥善地对那些在林彪反革命集团活动中卷入很深的人或单位进行审理、清查，组织专人对一些重要事件进行调查，并对空军、海军、总参谋部、总后勤部等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适当调整。

在揭发、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过程中，一些原造反派组织的少数人趁机浑水摸鱼，积极串联，准备拉山头，算旧账；一些领导干部又受到批判和冲击；一些单位领导班子中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以及新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加剧；一些工厂停工停产；一些地区一度又出现混乱局面。为解决这些问题，１９７１年１１月至１９７３年上半年间，党中央在北京分别召集武汉、成都、陕西、新疆、浙江、四川、贵州、江西、湖南、河南、山东、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以及兰州军区、广州军区、海军等大军区、军兵种负责人举行座谈会、汇报会，或在各地区召开当地的工作会议，统一干部认识，调整领导班子，逐步稳定了这些地方的局势。

“批林整风”运动的内在矛盾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以后，随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材料陆续发出并传达到基层，按照毛泽东的布置，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批林整风”运动。

林彪事件对全党全国的震撼是巨大的，它动摇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系列基本理论的看法。由于林彪反革命集团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从事阴谋活动的，因此，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揭发批判，也自然集中在批判极左思潮上。这在客观上有助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在主持中央工作中，开始比较系统地纠正极左思潮，落实干部政策，恢复正常秩序，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是，毛泽东在承认并纠正“文化大革命”某些错误的同时，却仍然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指导思想，并错误地认为这样的运动以后还要多次进行。特别是继续坚持极左思潮的江青等人，仍然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这些都决定了不仅纠正极左思潮的努力不可能进行到底，而且政治局势还有出现大的反复的可能。

广大干部群众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政变阴谋活动非常痛恨，对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也十分愤慨，但是普遍感到批深批透林彪的谬论并不容易。一些地方反映，干部群众中的主要思想障碍是不好批，不敢批，“怕批错了，批了正确的思想不好办”，希望等待上级表态。１９７２年上半年中央发出的批林文件中，强调批林与联系实际要和整风结合起来，也就是要与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结合起来，与解决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问题结合起来。但是，由于对林彪事件的实质采取回避态度，加上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气氛，这次“批林整风”又导致了扩大化的后果。一些地方在联系实际批林的过程中对本地的问题出现无限上纲的情况；一些地方出现了领导班子中的派性斗争，或是群众要批领导的“瞎指挥”，而领导却要批群众的“无政府主义”；一些地方对“支左”的军队干部提出激烈的批评。“批林整风”运动初期，在当时各种文件所限定的范围内，在不能触及“文化大革命”根本错误的前提下，批林只能是一些不得要领的形式主义，整风运动难以深入下去。

１９７２年５月２１日至６月２３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军兵种负责人３１２人与会。在会议所发的文件中，第一次公布了毛泽东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给江青的一封信。在信中，毛泽东表示了对林彪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有关政变和个人崇拜讲话的不满和不安。信中说，“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江青在会上说，在这次会议上公布这封信，是为了说明毛泽东对林彪等人早有觉察。７月上旬至８月上旬，各省、市、自治区也陆续召开“批林整风”会议，要求把“批林整风”当作“头等大事”来抓，重点是批林，在此基础上搞好整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等。但是，这些会议都未能解决批林如何深入的问题。

当时，也有一些地区和部门不是根据文件所定的调子，而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判断，明确地提出要“认真批判林彪煽动极左思潮的罪行”，“当前主要是克服极左思潮的干扰”。在周恩来的领导和支持下，这种真正反映群众意愿的呼声使“批林整风”运动突破了原定的框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