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和整顿国民经济

１９７０年，国民经济刚刚开始恢复，但在不少企业里，无政府主义思潮仍很严重，纪律废弛，管理混乱，生产设备失修，知识分子受歧视，各级领导对抓生产疑虑重重。这些问题已经成为１９７０年出现的经济建设高潮的严重障碍。正因为如此，周恩来等在这一阶段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首先集中表现在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而且从一开始就与对国民经济的整顿密切相联。

从1969年底到1971年初，为整顿纪律，恢复秩序，批判极左思潮并进行生产动员，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委召开了一系列专业会议。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国务院各种专业会议之多、之密集，为新中国建设史上所少见。这些会议在不同程度上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肆虐横行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强调落实政策和恢复、发展生产，提出了近期或中期生产、工作规划，扭转了一些行业生产连续下滑的局面，揭开了1972年整顿的序幕。

九一三事件后，在１９７１年１２月至１９７２年２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周恩来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首次提出了整顿的任务。会议纪要强调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党对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的政策，反对无政府主义，把产品质量放到第一位。在企业管理上，明确规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考勤、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设备管理和维修、安全生产、经济核算等七项制度，要抓好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等七项指标。这个文件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和发展生产、纠正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强烈愿望。会议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张春桥却说“文件长了，不好发”。张春桥还反对批“空头政治”，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纪要虽因张春桥的反对未能在会上通过，但其基本精神却由与会代表广为传播，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推动作用。

１９７２年５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需要合理的规章制度。多数省市的企业先后展开与反对无政府主义、加强企业管理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劳动竞赛除了提出政治学习、纪律、作风等当时所称的“大指标”外，还规定在生产领域比产量、比质量、比出勤、比安全、比消耗等“小指标”，并与某种物质奖励相联系。

极左思潮对企业管理的破坏和否定，造成产品质量严重下降。周恩来从抓产品质量入手，解决当时企业中普遍存在的无人负责、无章可循的混乱局面，对极左思潮进行了尖锐的批判。1971年12月１5日，周恩来针对援外飞机质量下降作出批示，要求“提起警惕”。１２月２６日，周恩来同叶剑英、李先念等听取有关航空工业产品质量问题的汇报时，明确提出质量问题是个路线问题，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１９７２年１月２１日，周恩来就援外汽车质量问题批示：“质量这样下降，如何援外，如何备战?这是路线问题，要在这个月内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四五月间，周恩来又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等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的质量问题。他指出：现在我们出口数量不大，质量这么差!怎么向国家交待，怎么向人民交待？从产品质量问题入手，他进一步分析指出问题的实质：生产不稳定，就是规章制度执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好的工艺流程；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根据周恩来等的指示，国务院对有关产品的质量问题专门发出通报，召集有关方面人员调查、研究，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通过大力整顿，一些产品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１９７２年１０月至１１月，国务院有关部门召开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的会议，针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等谬论，提出要切实地抓好企业管理。这次会议还提出允许国营企业在完成计划指标后，从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奖励基金，用于职工的集体福利和给先进生产者以物质奖励。会后，国家计委又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经周恩来批准，提交１９７３年１月的全国计划会议讨论。《规定》对改进经济管理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加强国家统一计划，搞好综合平衡，反对地方各行其是；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不许乱上建设项目；职工总数、工资总额、主要产品物价等管理权集中在中央，各地区、各部门无权擅自决定；中央下放的大中型企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少数省辖市管理，不得再层层下放；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广泛推行计时工资加奖励，少数重体力劳动可实行计件工资，等等。

金融系统也进行了初步的、富有成效的调整。1972年9月，在周恩来的关心和支持下，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了全国银行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李先念、李富春、余秋里、华国锋听取汇报时，强调要批判极左思潮，正确认识银行的职能作用，对银行在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来的成就要给予充分的评价；要加强银行工作的独立性，全国信贷资金统一调拨，全国统一结算，金、银、外汇统一管理。他们强调：当前银行管理偏松，要加强分口管理，不能乱来，否则一定要多发票子。会议初步澄清了“文化大革命”初期金融工作中的一些混乱，并就发挥银行职能问题提出必须全面理解和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会议还就做好农村金融工作，加强工商信贷管理、外汇管理、现金和工资基金管理，积极开展人民储蓄，整顿和改进银行内部工作，严格执行《中央金库条例》，做好经济活动分析和综合反映工作，健全银行机构和加强人员队伍建设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

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７３年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还采取果断措施对国民经济的若干基本关系进行调整。针对“三个突破”，国务院要求：大力压缩基建规模，精简职工人数，加强对劳动工资的总体控制；整顿粮食统销工作，压缩不合理的供应；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把钢产量等高指标减下来；调整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适当降低国防建设费用；降低“四五”计划中原定的各种过高的经济指标；加强经济工作中的集中统一领导，强调统一计划和遵守纪律。经过调整，国民经济内部的比例失调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在工业进行整顿的同时，农村也开始纠正一些“左”的经济政策。继1970年北方农业会议后，国务院又先后召开一些涉及农业、农村的会议。这些会议根据广大干部、农民的要求，根据周恩来多次讲话精神，对农村工作中的极左思潮和“左”的错误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评。在这一段时间里，虽然“农业学大寨”之类口号仍然频频见诸报端，但其实际内容已发生一些变化。此外，国家还通过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降低支农产品的出厂价、销售价以及实行粮食征购价一定五年不变等政策，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这些政策对于遏制极左思潮泛滥、调动农民积极性、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此基础上，1971年12月26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中存在着的“分光吃尽”、集体增产个人不增收、分配不兑现以及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现象，《指示》强调指出：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积累，公共积累不要一下子增加过多，要使农民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增加个人收入；口粮分配要做到有利于调动最大多数社员的积极性；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要照搬照抄大寨大队的劳动管理办法和分配办法，而要从实际出发，着重总结本地的经验，采用群众自己创造的、愿意接受的、简便易行的办法；要注意农业的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指示》在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不仅对极左思潮加以否定，而且对长期以来农业方面的一些“左”的错误加以限制，在各方面都引起不小的震动。《指示》发出后，各个省、区都召开专门会议，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研究、落实。1972年间，根据《指示》精神，《人民日报》等发表多篇批评极左思潮在农业方面的表现以及落实农村政策的社论和文章，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同样遇到很大阻力。例如，１９７２年１月召开的中共山西省委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通过的纪要，就对农村中的极左思潮采取一概回避的态度。尽管如此，在批判极左思潮的声势下，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努力还是取得较大进展。这年下半年，江苏、安徽、山东、江西等许多省就落实农村经济政策问题召开各种会议，在诸如所有制、社队规模、劳动管理、自留地、分配制度、多种经营等一系列问题上，程度不同地纠正了一些“左”的错误。

经过调整，１９７０年经济冒进造成的危害，到１９７３年下半年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三个突破”的严重局面基本改观，经济形势明显好转，１９７３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３９６７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９.２％；国民收入达到２３１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８.３％；财政收入达到８０９.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５.６％，实现收支平衡。１９７３年成为那几年中国民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