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至２８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１２４９人，当时全国有２８００万党员。大会的议程有三项：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代表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选举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党的十大是由于林彪事件的发生而提前召开的。十大的筹备工作没有经过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只是在１９７３年５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确定了修改党章的原则和方法，以及十大代表的产生办法。十大代表不是由省级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选举产生，而是通过“协商”，由党委扩大会议选举产生。这就为江青集团的骨干分子、帮派体系骨干搞政治投机提供了便利条件。为准备十大的召开，中央专案组于７月１０日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报党中央，建议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等人的党籍。８月２０日，党中央批准了《审查报告》。

８月２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党的十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向大会宣读的政治报告是张春桥主持起草的。报告继续肯定九大路线，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于林彪集团，报告认为：“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在我们党内不是经营了十几年，而是几十年，他有一个发展过程和暴露过程，我们对他也有一个认识过程”；预言“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并不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这样的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政治报告关于国内任务的提法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要继续搞好批林整风”，“要重视上层建筑领域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报告没有正确地分析林彪事件发生的原因，总结必要的教训，却把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列为首要任务。这样的“左”倾错误指导方针，只能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坏性的后果愈来愈严重。

王洪文向大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说党章“修改草案和九大党章比较，主要是充实了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内容”；强调“全党同志都要十分注意路线问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还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党章修改草案增写了“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的内容。这个党章修改草案的基本精神与九大通过的党章是一致的，都是“左”倾指导思想的产物。

８月２８日，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选出１９５名中央委员和１２４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第十届中央委员会。８月３０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中央领导机构。选举结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中央政治局常委除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张春桥、董必武。

十大选举的结果，在有限程度内反映了近两年来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干部政策的积极成果。一批久经考验的、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打击和排斥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李葆华、廖承志等被选进中央委员会。但是，这时党还不可能从林彪事件中汲取更深刻的教训，没有认识到，从根本上看，林彪反革命集团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指导思想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结果，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按照毛泽东从工人、农民中选拔一批人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部署，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等进入中央政治局，其中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被选为中央副主席，地位仅居于周恩来之后。江青集团重要成员都进入中央政治局。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从此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这时，周恩来已被发现患了癌症。在周恩来病重期间，中央日常工作一度由王洪文主持。

从总的方面看，在极左思潮再次抬头的背景下，党的十大不论是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还是在组织路线上，都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