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初步启动

1969年下半年，中、美、苏三方关系处在一个非常复杂微妙的阶段。中国领导人一边酝酿新的战略构思，一边耐心观察美苏的动向。美国尼克松政府有了一个走向中国的概念，但尚不知如何着手。当时，美苏两国正准备举行高级会谈，但双方在限制战略武器和欧洲安全等问题上意见分歧，迟迟不能达成原则协议。这时，苏联对正在酝酿的中美接近十分敏感，尤其担心美国利用中苏矛盾来打破苏美战略平衡。

按照周恩来和柯西金北京会谈达成的协议，10月20日，中苏副外长在北京重开边界谈判，两国新任大使也分别到任。虽然苏联并不打算从根本上改变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政策，但自珍宝岛事件后极度紧张的中苏关系毕竟有所缓和。这对美国造成了很大压力，尼克松政府随即加快调整对华政策的步伐。就在这个月，美国通过巴基斯坦通知中国，美国将停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12月3日，美国驻波兰大使在华沙参观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时，追上中国驻波使馆的外交官，表示他想会见中国代办，说尼克松要同中国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当晚，周恩来看到驻波使馆发来的电报，他立即向毛泽东报告，并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门了，拿着敲门砖了。”

经过几个月的试探，中美双方都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了改善关系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1970年1月20日和2月20日，中美两国代表在华沙举行第一百三十五次和一百三十六次大使级会谈，并取得重要进展。在会谈中，美方代表表示：美国政府愿意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美国不谋求“参加针对中国的与苏联共同主宰世界的谋划”，也不支持“勃列日涅夫主义”。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有协助保卫台湾和澎湖的义务，但不妨碍中国的双方达成任何和平解决办法；随着亚洲和平和稳定的增长，美国将削减现在在台湾的军事设施。美国政府还愿讨论中美之间的全部双边问题，并愿意讨论一项联合宣言，肯定两国政府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美国政府准备派代表到北京直接商谈，也愿在华盛顿接待中国代表。中方代表重申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同时表示愿意讨论美方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有助于缓和中美之间紧张局势、根本改善两国关系的意见和建议。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代表或总统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愿予接待。3月21日，中国收到美国通过巴基斯坦领导人传来的口信：尼克松“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周恩来阅后批道：“尼克松想采取对巴黎谈判办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触。”

然而，就在这时，中美接近的势头由于美国军队入侵柬埔寨而受挫。基于反对侵略扩张的一贯立场，毛泽东于5月20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大型群众集会上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直到当年6月底美军撤出柬埔寨，中美接近的过程才重新启动。

1970年7月10日，美国媒体报道说，尼克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赞成在外交上承认中国。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并让他站在身边一起检阅国庆游行队伍。12月18日，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在毛泽东同斯诺谈话前不久，美中双方已通过其他渠道加快了相互接近的步伐。10月下旬，尼克松先后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方传话，希望派特使秘密访华。周恩来于11月中旬作出答复，同意美国特使前来商谈解决台湾这个关键问题的办法。

1971年3月末至4月初，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为中美正在酝酿的两国关系的突破提供了意外的机会。比赛期间，美国乒乓球队几次表示，希望在世乒赛结束后能访问中国。消息传回国内，毛泽东几经考虑，在世乒赛的最后一天作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以中美人民之间的交往作为打开两国官方关系的序幕。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轰动。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北京。这就是当时被人们誉为“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它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化。

4月21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尼克松总统传达口信：“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尼克松于5月中旬答复说，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人进行直接交谈，双方都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尼克松并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者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