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的开端和突破口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的病情加重。１９７５年２月１日，周恩来主持有全体副总理出席和叶剑英、郭沫若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由邓小平代替他主持国务院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２月２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情况。毛泽东圈阅了此信，邓小平开始主持国务院工作。这一决策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衷心拥护。

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他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在主持召开的各种类型的会议上，明确而且坚定地提出进行整顿的要求。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和叶剑英、李先念等的配合下，邓小平果断地对被搞乱了的各条战线进行整顿，提出摆脱动乱、加快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一系列措施，进行了当时条件下所能进行的拨乱反正。

根据毛泽东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邓小平首先提出要整顿军队。本来，整顿军队的要求，在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决定由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时就提出来了。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对林彪推行“突出政治”等形式主义的做法展开了批判，全面恢复军事训练，重建被撤销的军队院校，军队工作开始走上正轨。但是，“批林批孔”运动兴起后，“四人帮”竭力插手军队，煽动军队造反夺权，使军队建设又一次受到冲击和破坏。因此，重申毛泽东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是邓小平推动军队深入进行整顿的根据，也是他对全国工作进行整顿的开端。

1975年1月19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不久的邓小平，在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上提出：军委只准备两项工作，第一是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其中一个大题目就是军队要整顿。第二是战备，要准备打仗，解决战略方针、装备等问题。他指出了全年军队工作的重点，并对军队整顿作出部署。1月25日，邓小平出席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大会，作了《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他说：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可是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军队要整顿。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他还说：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问题主要在干部。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原来喜欢搞派性的，要觉悟，要改正。今后军队干部的使用、提升，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提出加强纪律性，首先要从我们北京的机关、部队做起。还有一些问题也要解决，如落实政策。最后，他说：现在是问题成堆。我们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这次讲话，是邓小平为整顿军队发表的首次重要讲话。

２月５日，党中央发出通知，取消1971年10月成立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由叶剑英主持工作。军队的整顿，拉开了全面整顿的序幕。

接着，邓小平着力抓了对铁路部门的整顿。这是邓小平在经济领域进行整顿，扭转混乱局面的突破口。

“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全面夺权后，铁路系统形成了长期对立的两派以至多派，派仗时起时伏，一直没有止息，正常的运输秩序遭到破坏。“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一些地方武斗再起，发生抢占铁路分局机务段、拦截车辆、抢劫公共财物等现象，造成铁路严重堵塞。1974年，全国铁路货运量只完成计划的92%，比1973年少运货物4339万吨。许多铁路局处于半瘫痪状态。列车运行因铁路堵塞而经常晚点。进入1975年，情况更加严重。1月份，客货列车正点率只有68.6%和70%。线路堵塞严重影响列车的正常运行，不仅影响到煤炭、电力的供应，还影响到钢铁、化肥等工业部门的生产。许多生产部门因铁路运输跟不上而频频告急。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的煤炭供应十分紧张，上海市的存煤经常仅有一个星期的周转量。不少企业停工停产。铁路运输不畅，还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市场供应。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四人帮”的“组阁”阴谋虽然遭到破产，但是他们利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继续制造动乱。他们在地方的帮派势力仍然拉山头，搞武斗，抢夺部队武器，冲击党政领导机关。１９７５年１月，徐州的帮派核心人物纠集一些人强占市委办公大楼，声称“不砸碎徐州市委这个乌龟壳决不罢休!”以致地处京沪、陇海两大铁路干线交汇点的徐州铁路分局，竟然连续20个月没有完成运输任务。

邓小平审时度势，决定以铁路整顿作为扭转混乱局面的突破口。铁道部部长万里上任不到20天，邓小平就于1月28日、2月6日、2月11日几次约他汇报情况，研究解决铁路问题。在听到当时铁路问题严重，不少单位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时，邓小平指出：看来有几个问题要解决。第一，关于体制问题，应当实行铁路运输的集中统一领导，把权力集中到中央，铁道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第二，关于干部管理，由铁道部统一管理，调配使用，与地方脱钩。第三，关于运输生产，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保证安全正点。当汇报到派性问题很严重，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争取半年解决铁路问题时，邓小平强调：不行，不能拖，不能等，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坚决的措施，迅速扭转形势，改变面貌。他还要求铁道部为中央起草一份关于解决铁路问题的文件，并口授了文件的主要内容。

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落实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前特别要把交通运输和煤炭、钢铁生产抓上去。这份文件首次引用了毛泽东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话。

按照邓小平决定，2月25日至3月8日，党中央召开解决铁路运输问题的全国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３月５日，邓小平出席会议时，出人意料地不与大家握手，说：不拉手了，现在工业情况还不好!面对工业战线的领导干部，邓小平开宗明义地提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他批评一些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存在“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的思想，指出：“这是大错特错的。”他说：目前工业生产形势值得引起严重注意。去年一年，工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今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我们必须预见到这种形势，认真抓这个问题。谈到怎样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时，他说：“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关于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他提出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邓小平进一步谈到反对派性的问题，说：“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对闹派性的人要再教育。要反对闹派性的头头。”他强调：“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他还指出，现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各取所需，是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嘛。这同“唯生产力论”是两回事。

３月５日，党中央发出１９７５年第九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邓小平在审阅文件时写道：“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这个文件要求：全国铁路实行以铁道部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铁路的管理、运输的指挥、职工的调配、政治工作都由铁道部统一管起来；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确保运输安全正点。这份文件不仅是铁路整顿的纲领性文件，对其他领域的整顿也具有指导作用。

为整顿铁路，万里提出了“安全正点，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当好先行”的要求。工业书记会议结束后，万里会同江苏省委负责人首先到了徐州市。徐州市大街小巷贴出了江苏省革命委员会通告，正告徐州市大搞打砸抢的极少数人，限在两天内退出强占的一切公用房屋、抢走的车辆和其他公共财物；策划和指挥上述破坏活动的为首分子，必须立即到公安机关检查交代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随后，对搞打砸抢的帮派核心人物采取了措施。

接着，万里和江苏省、徐州市负责人来到以“乱”而著称全国的徐州铁路分局，分别召开了铁路分局党委会、全体职工大会、家属大会和各种座谈会，大张旗鼓地传达中央九号文件和工业书记会议精神。“到会人数之齐，秩序之好，震动之大，都是几年以来少有的”。中央整顿铁路问题的决心很快便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一个贯彻中央九号文件的局面在徐州铁路分局和徐州市形成。徐州铁路分局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有效保障了运输的安全正点。仅半个月时间，徐州铁路分局生产开始好转。4月份提前三天完成了运输任务。徐州地区问题的解决，为整顿全国铁路提供了经验。

徐州铁路整顿取得初步成效后，铁道部又将整顿的重点移至南昌、昆明、郑州等分局。到4月底，堵塞严重的几个铁路局的所辖路段全部疏通，全国20个铁路局中有19个超额完成计划。全国铁路日装车平均达到53700多车，比2月份多10000余车；煤炭日装车达到17800多车，五年来第一次完成生产计划。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