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性抗议运动
随着“文化大革命”破坏性后果的不断暴露，党内外抵制“左”倾错误、反对江青集团的力量不断发展。1976年清明节前后，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强烈不满，通过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所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抗议运动公开表现出来。
在1976年１月间人民群众痛悼周恩来逝世时，“四人帮”等人以简化治丧礼仪为名，作出种种规定压制和阻挠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除了禁止自发的悼念活动外，还控制舆论工具不准报道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加紧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宣传。
１月１４日，是举行周恩来追悼大会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却在头版头条刊出《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专题报道，开头一句便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并提出“清华大学这场斗争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这篇文章的发表，公然强奸民意，破坏悼念的气氛，激起群众的强烈义愤，有些读者把报纸撕得粉碎。质问、抗议的电话、电报纷纷打向报社。
２月１３日，“四人帮”的写作班子又在《光明日报》发表《孔丘之忧》一文，说什么“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把攻击的矛头直指悼念周恩来的广大群众。人民群众怒不可遏。3月5日，一些群众发现，上海《文汇报》在刊登新华社一篇关于学习雷锋的新闻稿时，删去了稿中原有的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于是，责问的电话不断打向文汇报社。3月25日，一些群众注意到，《文汇报》头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出现了“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语句。愤怒的群众认为，受“四人帮”控制的《文汇报》再次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是存心反对周恩来和邓小平。
这些接连发生的事件，使人们胸中积蓄已久的爱与恨终于像火山熔岩一样迸发出来。3月28日，南京大学的400多名师生抬着周恩来的遗像和花圈，前往周恩来曾经居住过的梅园新村举行悼念活动。接着，来自工厂、机关、学校的成千上万的人抬着花圈，走向梅园新村和雨花台。连续几日，人民群众自发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游行、集会，贴出“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强烈要求清查《文汇报》‘三五’‘三二五’恶毒攻击周恩来事件”、“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等大幅标语，并将标语刷在南来北往的列车上，把南京人民已经起来公开斗争的信息传向四方。
南京群众的抗议行动引起“四人帮”的警觉和不安。3月30日，王洪文对他们的帮派骨干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姚文元说：“南京事件会很快影响到北京，你们要注意一下北京的情况。”
南京群众的抗议行动被强制压了下去。但是，人们并没有屈服。南京街头再次出现了“同打着白旗反对周总理的人血战到底！”等大标语。3月下旬起，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城市的群众也冲破“四人帮”的阻力，利用清明节的祭祀习俗，广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
在北京，首都群众对于“四人帮”的行径早就义愤填膺。从３月底开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放满了花圈、花篮，张贴着数不清的诗词、悼文和传单。成千上万的人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悼念活动。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人们高唱《国际歌》，高声朗诵诗文，发表演说。这些诗文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战士、干部和学生，尽管素不相识，也没有统一的组织，但是，他们共同表达出了鲜明的爱憎和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精神。
人民群众在清明节前自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引起“四人帮”的恐惧和仇视。他们利用舆论工具极力歪曲事实，阻挠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活动。４月１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认为南京有人借故闹事，干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同日，中共中央电话通知各地，说：“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通知要求各地领导机关“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同时，北京市各单位普遍传达姚文元的话说：“清明节是鬼节”、“送花圈是四旧”，不让群众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
这些压制群众正义行动的措施受到人民群众的抵制。４月４日清明节这一天，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北京和外地来京的群众，不顾一再重申的禁令，前往天安门广场的达200多万人次。“丙辰清明，泪雨悲风。英雄碑前，万众云涌。”送花圈的队伍绵延不断，声势浩大。整个广场出现了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花山诗海”。人们在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中慷慨陈词。“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首有代表性的诗矛头直指江青、张春桥等人。人们高喊“打倒野心家、阴谋家”等口号，出现了一人振臂，万人应和的震天动地的场面。
人民群众在痛悼周恩来、怒斥“四人帮”的同时，还喊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代最强音。有一首张贴在天安门广场的诗写道：“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总理遗志我们继承，‘四个现代化’实现日，我们一定要设酒重祭。”这篇檄文庄严地表达了人民群众要求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强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把思想从“四人帮”实行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的心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持续近十年的时候，这呼声预示着新的历史时期将要来临。
4月4日这一天，南京的梅园新村和雨花台、郑州的二七纪念塔、杭州的西子湖边、西安古城的钟楼下……都出现了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高潮。各地群众表达着一个共同的心声：悼念人民的好总理，声讨万恶的“四人帮”。
４月４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讨论连日来天安门广场事态的发展。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把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定为反革命事件，认为它干扰了当时运动的大方向。会议决定：清明已过，在当晚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布置民兵和公安人员围住人民英雄纪念碑，阻止群众再去送花圈和集会；调动卫戍部队“在二线准备”。毛远新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和决定写成书面报告，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
４月５日凌晨，广大群众继续涌向天安门广场。可是，天安门广场所有的花圈、诗词、挽联都已不见踪影，一些自愿彻夜守卫花圈的群众也已被带走，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布上了三道戒备森严的封锁线。人们看到这种情形，异常气愤。上午，数万群众聚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一部分人同民兵、警察、部队战士发生严重冲突。下午，位于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工人民兵指挥部”小楼起火，群众和民兵、警察都有受伤者。当晚６时25分，天安门广场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的广播讲话，称：“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求“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这个讲话在天安门广场反复播送，多数群众逐渐离开。晚上９时30分，一万多民兵和警察奉命手持木棍进入广场，驱赶和逮捕滞留在广场的群众。从３月底到４月５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人民群众大规模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的事件，被称作天安门事件。这一时期在全国各地发生的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的活动，被统称为四五运动。
４月１日至６日，“四人帮”通过其在人民日报社的心腹，以掐头去尾、歪曲真相等手法，编写情况反映，千方百计地把天安门事件说成反革命事件。４月６日凌晨，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听取北京市委的汇报后，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性质”，指示公安部门“要揪出司令部”。４月７日，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在这期间，毛泽东的病情更加严重。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后，毛泽东同意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所谓“现场报道”。这篇由姚文元组织编写的“现场报道”，诬陷广大群众悼念周恩来是“反革命活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毛泽东据此提议，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待十届三中全会审议批准。这一关于天安门事件性质的认定和撤销邓小平职务的决定，是完全错误的。不过，在撤销邓小平的职务时，毛泽东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并托付汪东兴对邓小平采取措施加以保护。
４月７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了两个决议：一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二天，中共中央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宣读中央的决定，进一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抗议运动，是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集中表现。它的实质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在这次抗议运动中，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对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拥护以及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憎恶集中地爆发出来。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性抗议运动鲜明地表现了人心的向背。尽管当时的报刊广播竭力宣传“反击右倾翻案风”，但是，人们不仅不理会这种宣传，反而对这种舆论进行尖锐抨击。
这次抗议运动中的许多积极分子是青年知识分子、工人、市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参加了红卫兵组织。经过近十年社会现实的教育，他们开始对许多重大政治问题的是非有所醒悟，把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联系在一起，表达出希望结束“文化大革命”、发展经济、建设国家的强烈愿望。这次抗议运动虽然被压制下去了，但是，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