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升级

天安门事件以后，“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病重、对外界情形知之甚少的状况，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一步升级，以更大的规模和声势在全国强行展开。

１９７６年４月２８日，《人民日报》发表“梁效”的文章《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党内资产阶级反革命狰狞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说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成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此后，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邓”文章，反复宣传“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江青等人在宣传这一论点时特别强调：“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他们一再扬言：“走资派还在走”是长期的历史现象，“还有穿军装，戴帽徽、领章的走资派”，“是中央一级的大官”，“走资派不是几个人，而是一层人”等。王洪文公开鼓动：领导层要追下去。该抓就抓，该批就批，该斗就斗。要“趁这个机会打翻身仗”，“要抓大官，抓上线。”

在江青等人层层揪“走资派”的过程中，一年前领导整顿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再次受到批判。万里、张爱萍、胡耀邦、周荣鑫被说成是邓小平的“四大金刚”、“黑干将”，成为“四人帮”在各单位“上挂下联”，进行批判的重点人物。周荣鑫先后被批斗50余次，在连续遭批斗的情况下，因心脏病发作而昏倒在批斗现场，以致去世。各部门、各地区积极贯彻整顿精神的领导干部，有的被关押揪斗，有的被撤职降薪，有的被开除党籍。在整顿中被撤职的造反派头头重新受到重用。他们中的一些人被接到北京，受到“四人帮”的接见。这些人回到地方后，公然煽动再次夺权，组织造反派搞游行示威，冲击领导机关，揪斗领导干部，抢夺公章和武器装备，致使一些地区派性斗争再起。

为了推动“批邓”，４月，江青等人将1975年邓小平的多篇讲话，以及所谓“三株大毒草”，即《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说成是“邓小平修正主义纲领的产物”，下发到基层单位开展群众性批判。８月，他们大量印发三个小册子，总数达几千万份，结果却适得其反。邓小平关于全面整顿的正确主张在干部群众中更广泛地传播开来。人们对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坚持整顿，“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邓小平的党性和人格，有了更多的了解和信任。广大干部和群众更加厌恶“文化大革命”，更加看出“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真面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加速了“文化大革命”走向终结。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冲击下，许多地区交通堵塞，大批工矿企业的生产秩序再度混乱，计划指标无法完成。1976年１月至５月，全国钢欠产123万吨，化肥、棉纱等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也大量欠产，市场减少供应商品14亿元，财政减收20亿元。从全年看，钢产量只完成2046万吨，仅达到计划数的79%，低于1971年的水平。这使从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７６年连续3年计划拿下2600万吨钢的指标，第三次落了空。全国工交、商业的企业亏损额达１１３亿元，粮食的亏损额达５０亿元，而当年的财政收入不过776.6亿元。作为国家重要工业基地的上海市，１９７６年的工业设备完好率只有６０%左右；作为国民经济命脉的铁路运输则有10多条干线经常不通畅，1976年比计划少运４６００多万吨物资。仅郑州铁路局一年就发生１２起全局性大堵塞，使京广线处于半瘫痪状态，全年少运煤炭近１１００万吨，造成１２个省市缺煤少电，相当一批工厂停工停产，影响扩及半个中国。农村情况也很严重。到１９７６年，过去一直提供商品粮较多的四川、黑龙江、吉林、广东、江西等省，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有的已调不出粮食。以“天府之国”著称的产粮大省四川竟也需要国家大量返销粮食。１９７６年全国人均粮食消费量只有３８０.５６斤，比１９５２年的３９５.３４斤的水平还低。这表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造成极左思潮泛滥，国民经济再次跌入谷底。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