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凡是”的推行和对这一方针的抵制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前后，全国人民又一次自发地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并强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北京等一些大城市出现了表达这种要求的大标语。有的单位还将1976年四五运动中流传的诗词搜集起来，编辑成册，广为散发。

党中央注意到广大群众的要求，开始着手解决关于天安门事件和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同时又突出强调要稳定局势和维护毛泽东的旗帜。从1976年11月到1977年7月，北京市已将天安门事件中被拘捕的300多人全部予以释放，但并未宣布为这一事件平反。在粉碎“四人帮”时，党中央也认为邓小平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不能离开维护毛主席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因而在改善邓小平处境的同时，又继续提“批邓”的口号。然而，上述做法并没有满足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人民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呼声日益强烈。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社论在强调揭批“四人帮”是“当前的纲”，要“抓纲治国”的同时，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后被称为“两个凡是”）。由于这一方针是以当时传达党中央声音的权威方式公布的，因而得到普遍宣传。这一方针的推行，既给揭批“四人帮”划定了界限，也使得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邓小平恢复工作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遇到了障碍。

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开始时，华国锋向各组召集人打招呼，希望大家在发言中不要触及邓小平出来工作和天安门事件这样敏感的问题。但是，这两个问题是当时人们最为关注的，也是一批老同志正准备提出的。3月13日，陈云在书面发言中谈了他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并表示：“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陈云：《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1977年3月13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王震也在会上呼吁，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他们的发言得到许多同志的赞同。但由于同“两个凡是”的方针相抵触，结果未能在会议简报上刊登。

3月14日，华国锋在会上讲话时着重强调要捍卫毛泽东思想，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指出：“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他继续强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同时又提出，“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对天安门事件，他仍然讲是“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的反革命事件”，但同时又说：“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恩来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希望人们“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4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这部选集收入毛泽东从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的著作，其中有阐述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的重要文章，但也有不少不符合事实的和带有“左”的错误内容的文章。华国锋于5月1日发表《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文，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成是贯穿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央在4月7日发出的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中也强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于是，这个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被规定为学习和宣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重点内容。

“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在党内和全国人民中引发了一些议论，人们不能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对待毛泽东的决策和指示？许多同志表示不能赞同“两个凡是”。邓小平也向一些同志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这年2月和4月，他同前来看望他的一些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月10日，他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并转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3日，党中央转发这封信后,“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很快得到党内许多干部的拥护，成为委婉地抵制“两个凡是”的思想武器。

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又一次批评了“两个凡是”。针对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讲话中既肯定“批邓是必要的”，又同意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既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又承认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是“合乎情理”的这种矛盾状况，他指出：“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邓小平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进一步鼓舞了许多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促使人们开始比较直接地批判某些主要的“左”倾理论观点。经济理论界从1977年2月开展的关于按劳分配和“资产阶级法权”等问题的讨论，在4月以后逐步扩大规模，集中讨论了按劳分配和“资产阶级法权”、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等问题。10月底至11月初举行的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已有全国20多个省市区的800多人参加，100多人发言，集中批判了把按劳分配说成是“产生资产阶级法权的经济基础”、把发展生产说成是所谓“唯生产力论”等谬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选载了一批讨论文章，把讨论推向了社会。

邓小平和华国锋都对这场讨论表示了明确的支持。8月3日，邓小平在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谈话时，肯定了他们组织撰写的《评“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一书，认为“基本上是写得好的，站得住”。在谈到按劳分配问题时，他说：“应该有适当的物质鼓励，少劳少得，多劳多得”，“说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这根本不行。”华国锋的态度也很明朗。他在11月9日听取冶金部汇报时说：“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按劳分配没有错”。“我们战争时期是靠觉悟，但不能根据这一点就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采取平均分配的办法”。

在此之前，1977年3月3日至16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还明确肯定，1975年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期间有关部门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是三篇好文稿，并揭露了“四人帮”把它们诬蔑成“三株大毒草”的阴谋。6月至7月，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国家计委相继发表文章，对三篇文稿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受到的诬蔑逐一进行了驳斥。

1977年9月前后，为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一些老革命家纷纷发表讲话或撰写纪念文章，宣传毛泽东倡导的党的优良传统和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陈云发表《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徐向前发表《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聂荣臻发表《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等文章，都重点论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必要性，呼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

中央党校在胡耀邦主持工作后，立即出现了对一些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敢于探讨的风气。胡耀邦明确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帮”搞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1977年7月，他精心指导和创办了一份供省、军级以上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部门参阅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该刊创刊第一期发表的文章，就以《“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为题，对仍被视为不容置疑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了不同意见。之后，《理论动态》继续就一些重大问题组织文章，为澄清多年来存在的理论混乱，新辟了一个活跃的阵地。

思想理论界的上述努力，不同程度地抵制了“两个凡是”方针。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尽管遇到严重障碍，但毕竟迈出了前进的步伐。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