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左”的农村政策的尝试

粉碎“四人帮”后，在揭批“四人帮”和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由于“两个凡是”方针的影响，农村工作中许多“左”的政策仍在延续着。全国农村许多地方继续以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名义，限制农民的自留地和农村集市贸易。中央还继续推广大寨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的做法。1977年11月，中央召开的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提出：实现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进一步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是前进的方向，是大势所趋，各级党委应努力创造条件。会议还确定从1977年冬到1978年春，全国再选择10%左右的大队实行大队核算。但实际上，这一要求根本无法实现，因为相当多的生产队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又无权允许农民自己设法解决生计问题，全国尚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强行搞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只能是破坏生产力发展的“穷过渡”。不少同志对此深感忧虑，强烈希望能够改变现行的农村政策。一些地方负责人开始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对农村政策进行大胆调整。其中走在前面的是安徽和四川两省。

1977年11月，中共安徽省委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主要内容是：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特点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社队和社员的负担；落实按劳分配政策；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文件公布后，立即在全省农村受到热烈拥护。其中最受欢迎的一条就是“尊重生产队自主权”。了解这一情况后，1978年2月5日，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向新华社记者谈到：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实质上是个尊重实际、尊重群众和发扬民主的大问题。“不尊重生产队自主权，这是我们过去农村工作中许多错误的根源。历史上的教训太深刻了！”“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是党在农村的一项重要政策”。从此，安徽农村的拨乱反正加快了步伐。

1978年2月，中共四川省委根据本省的实际，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主要内容是：将农民的自留地由占总耕地面积的7%扩大到15%；取消不准农民搞家庭副业和不准农民自销多余产品的禁令；恢复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实行因地制宜种植农作物的方针；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支持农民采取包产到组的形式经营土地；鼓励发展多种经营等等。这些措施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四川省的农业形势迅速好转。

其他一些省区也在这方面作了努力。1977年底，中共甘肃省委从本省情况出发作出规定：停止“一平二调”的做法，减轻农民负担，做到分配兑现，允许对农作物采取定额管理、包工到作业组的做法。1978年初，中共广东省委制定《关于减轻生产队负担，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意见（试行草案）》，纠正多年来普遍存在的“一平二调”做法，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还调整了甘蔗收购政策，恢复加价收购和奖售的办法。7月，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根据本区实际，决定在牧区实行划分作业组，定劳力、定质量、定工分、定草场，多劳多得、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允许社员经营家庭副业。8月，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决定：从实际出发发展畜牧业，保护草场，不准再垦草原；生产队成立作业组，实行定产、定工、超产奖励等制度，纠正按人头、年龄、出身成分、政治表现评工记分的做法。上述措施都受到当地群众普遍欢迎，调动了广大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

1978年夏秋之际，安徽省遇到百年罕见的大旱，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多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用水发生困难，秋种难以进行。面对严重灾情，省委决定将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耕种，谁种谁收，国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这一决定立即激发起农民的抗灾积极性，全省迅速超额完成了当年的秋种计划，增加秋种面积达1000多万亩。在实行“借地度荒”过程中，安徽肥西县山南公社的部分社队干部和农民群众联想起60年代初实行的“责任田”，索性再度搞起包产到户。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一些干部的震惊，担心再背上“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针对这种担心，10月11日，万里在省委会议上鼓励大家：“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省委没有决定的，只要符合客观情况的就去办，将来省委追认”，“各级领导处理问题都应按这个精神办。”根据万里的意见，省委没有像过去那样对包产到户马上禁止，也没有匆忙作出结论，而是决定先派人去实地调查。这使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做法受到保护，也鼓励了省内其他地区开始进行改变生产管理方式的尝试。此后，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又悄悄地把耕地全部分到农户，允许各家在完成上交国家、集体的任务后，所得收成全部归己。这种包干到户的做法，更彻底地改变了人民公社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生产管理体制。这一年，安徽省不但平稳地度过灾荒，而且一部分地区还取得较好收成。

在合作化以来的20多年中，农民群众创造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这些经营形式曾几起几伏。集中的有三次，一次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前，一次是1959年“反右倾”斗争之前，一次是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之前，三次都被后来的政治运动压了下去。但是，这些形式毕竟是适应现阶段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因而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这一次再度出现，既是这种顽强生命力的反映，又是突破“左”的农村政策的大胆尝试。

1978年夏季以后，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影响下，都明显地加快了步伐，并取得一些突破性进展。这些进展同思想理论界的大讨论相互启发，相互促进，逐渐汇成一股解放思想的潮流，对“两个凡是”的禁区形成了强大冲击，从而加速了党和国家历史性转折的实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