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要求改革的呼声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带来的思想解放，不仅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而且促使全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今后的发展道路进行全面思考。这一时期对外交往的增加和党对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的了解，也对这种思考提供了更多的借鉴和更广阔的视野。

在进行历史反思和放眼世界时，人们首先强烈感受到我国在经济和科学技术上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有的同志谈到，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的科学技术在多数领域大约相差15到20年，有些领域相差更多一些。经济上的差距可能是20年、30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50年。因此，我们要想把经济搞上去，首先要老老实实地学习世界先进技术。如果闭目塞听，不了解国际上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向、趋势和水平，赶超就无从谈起。

通过同世界发达国家的比较，许多同志还意识到我国不但在技术水平上落后，而且在管理水平上同样落后，因此在学习和引进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必须进行管理体制上的改革。邓小平多次谈到，要解决我们管理水平低的问题。这种看法逐渐成为党中央领导层的共识。1978年6月20日至7月9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李先念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现有的财贸工作，即使是历史最好水平，仍然是很低的水平，决不能适应目前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的需要。提高管理水平的问题，并不只存在于财贸系统，同样存在于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和其他领域。

围绕提高经济管理水平的问题，很多同志提出了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主张。邓小平明确提出：“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1978年6月，华国锋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也指出：我们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许多方面还不完善，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许多环节还有缺陷，这些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是束缚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此，要有魄力去坚决而又妥善地改革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中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

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了为期两个月的务虚会，专门研究如何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速度的问题。华国锋、李先念都在会上要求大家，要敞开思想，发扬民主，认真总结经验，为加快现代化建设积极出谋划策，使这次会议成为一次在经济领域解放思想、探索求新的会议。与会的60多位有关部门负责人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纷纷提出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建议。几位出访回来的领导同志介绍了当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外发展经济的经验；国家计委等部门提出了加快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设想；外贸部门提出了积极扩大进出口，增加对外贸易口岸的建议；机械部门提出了引进新技术同提高国内机械制造水平结合起来的主张；国防工业部门提出了军工企业实行军民结合方针和生产民品的意见；国务院财贸小组提出了适当提高农产品价格，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问题；国家劳动总局提出了改革工资制度，切实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发言列举了单纯依靠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弊端，提出要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讲求经济效益。各部门的发言，几乎涵盖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提出了许多新的设想和措施。

9月9日，李先念为这次会议作了总结讲话。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为此，在经济领导工作中，要坚决地摆脱墨守行政层次、行政方式而不讲经济核算、经济效果、经济责任的老框框，打破小生产的狭隘眼界，改变手工业式、小农经济式甚至封建衙门式的管理方法，掌握领导和管理现代化工农业大生产的本领。“过去二十多年中，我们已经不止一次改革经济体制”，“但是在企业管理体制方面，往往从行政权力的转移着眼多，往往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循环，因而难以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这次改革一定要给予各企业以必要的独立地位，一定要同时兼顾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一定要考虑大企业和大专业公司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前途，“努力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来管理现代化的经济”。他还指出：目前的国际形势对我国十分有利，我们应该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决不能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时机。这比关起门来样样靠自己从头摸索，要快不知多少倍。“对引进项目实行排队，先安排急需的和已经看准了的，其余的看准一批办一批，摸着石头过河。”9月30日，中央转发了这个讲话，并准备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这个讲话作进一步讨论。

国务院务虚会后不久，全国计划会议又提出，经济工作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从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企业和各级经济管理机关的中心任务是搞好生产，党的工作、行政工作、群众团体工作，都要服从这个中心，而不能离开这个中心。二是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要改变经济管理体制上集中过多的毛病，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力，充分发挥地方和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三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政策上来。要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基础上，采取各种国际上通行而又对我有利的方式，缩短我们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时间。反映这“三个转变”思想的《一九七九、一九八○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稿）》也被提交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实行改革开放的主张已经在党内具备了思想基础。党中央在这方面作出重大决策的条件已经趋于成熟。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