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提出

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开展后，党中央提出了“以揭批‘四人帮’为纲”的口号，但随着揭批运动的深入和拨乱反正的进展，各条战线在实际工作中已逐步地突破这个口号的限制，把现代化建设放在更为重要的地位。

1977年3月，全国计划会议针对“四人帮”在经济领域制造的思想混乱，特别强调企业要以生产为主，各项工作都要为生产服务。随后，经济理论界在关于按劳分配等问题的讨论中，有些同志通过引证列宁、毛泽东的有关论述，着重阐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他们指出：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观点，评价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集团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是革命的还是反动的，最终就视其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

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不久，就开始考虑如何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1977年8月23日，他在军委座谈会上指出：“某一个时期总有某一个时期的纲，某一个部门总有某一个部门的纲。就当前来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总要有一个时间限制。”

党的十一大和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申要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后，由于时间的紧迫和任务的繁重，党中央和各地区、各部门都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经济建设。尽管在整个工作部署上，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仍被置于第一位，但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积极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推动下，不少地方和部门都开始根据自己面临的具体实际来确定中心工作。1977年11月，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全省的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农村中心问题是把农业生产搞好，各级领导、各个部门，都要着眼于发展农业生产”，“我们是一个方针——以生产为中心”。1978年4月20日，中央发出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特别提到：“企业是生产单位，必须以生产为中心。”随着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逐步深入，党内对于改革开放方针的酝酿也表明，经济建设日益成为全党关注的重点。

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适时地提出了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问题。1978年9月他视察东北三省时，在听取沈阳军区党委关于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情况汇报后特别谈到：“对搞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通过运动主要是把班子搞好，把作风搞好，有半年时间就可以了。运动不能搞得时间过长，过长就厌倦了。”在同天津市的党政军负责同志谈话时，他又说：“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如果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单位运动搞好了，就可以转为搞业务，搞久了不行。这是全国性的问题。”10月3日和14日，他同一些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强调了这一主张，指出：“揭批‘四人帮’运动总有个底，总不能还搞三年五年吧！”“运动搞久了，容易倦烦，还可能打击面宽了。”所以，“到一定时候要转入正常。”这些谈话表明，邓小平已经在考虑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实行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

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致词时更加明确地提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而这一新的战斗任务，就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幅度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此，“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

邓小平的上述意见，很快在中央领导层取得共识，从而为将于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进而实现党和国家的历史性转折，准备了更加充分的条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