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北方会议
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发展？

1932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了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会议由秦邦宪、张闻天、李竹声、康生等主持，有直、鲁、豫、陕和满洲省委负责人参加。会议共开了七天，通过了三个决议，即《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关于北方各省职工运动中几个主要任务的决议》。这些决议不从当时北方各省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照抄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文件，错误地分析国内外形势，突出地批判所谓北方落后论与北方特殊论，给北方各省规定了脱离实际的“左”倾任务与政策。

决议在分析国际形势时，机械地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出发，重申各帝国主义要一致进攻苏联的观点，认为日本占领我国东北是它进攻苏联的步骤。决议在分析国内形势时，重申革命与反革命决战的观点，认为国内形势的基本特点是两个政权——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专政与苏维埃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尖锐对立。这是中国目前政治生活的核心，是全国革命危机生长的最主要的标志，并把一切中间派别的抗日民主要求都当作欺骗，是“帮助国民党作进攻苏联与中国红军的偏师。所有这些反革命派，都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奴役统治的拥护者，同时它们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不残酷的无情的揭露它们，不消灭它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工农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当时由于中央苏区连续打破敌人三次“围剿”，决议就过分地夸大了在全国建立苏维埃区域的可能性，认为在当时全国阶级力量的对比上，优势是在红军和苏维埃方面。“左”倾冒险主义者，无视中国革命南北方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强调南北方一样都有取得苏维埃胜利的形势；北方各省，特别是满洲省委提出东北地区和南方不同的一些特点，他们就认为这是“北方特殊论”，是对列宁主义革命发展不平衡理论的曲解。决议强调指出：“革命运动的发达，向党迫切地提出了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任务。北方会议号召各省的党，为实现北方苏维埃区域而斗争。”因此要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在游击队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红军与苏区。

在领导农民进行这种斗争的过程中，决议指出：“即使在斗争开始时对富农有任何幻想与妥协，这将是断送斗争的可耻的机会主义。估计着在北方许多‘大刀会’、‘红枪会’与其他一切秘密宗教性的农民团体的积极活动，党必须参加到这些组织中间去，争取他们的下层群众，猛烈揭露它们的领导分子的反革命面目”。北方会议召开期间，正是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发展阶段，几十万抗日义勇军同日寇展开了浴血奋战，亟待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去加强领导。但如何去领导它呢？决议强调：“在我们能够领导的义勇军中，我们必须用一切力量使义勇军的反日战争与土地革命密切地联系起来，毫不迟疑地依靠在义勇军的武装力量之上，没收地主豪绅军阀资本家的土地……使义勇军转变为工农红军，创造苏维埃的政权。”这显然是偏离了反日斗争的大方向。

决议要求加紧准备工人罢工与暴动，认为这个问题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严重意义，北方新苏区的建立主要的要依靠于工人暴动、农民暴动、士兵哗变这三个潮流的汇合。

这次会议标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重大发展，它使中国共产党在极其有利的革命形势下不能胜利发展，反而孤立了自己，处境日蹙。

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

韩广富 曹希岭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