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1934年红三军转战
黔东并不是“惧敌避战”的行为？

对于红三军进军黔东，开辟“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界有些同志曾认为这是夏曦“惧敌避战”的错误行为。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1）从当时的形势看，进军黔东的决定是正确的。

1932年夏，蒋介石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当时由于湘鄂西分局主要负责人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和肃反扩大化，红三军未能粉碎这次围攻。10月，红军被迫撤出洪湖苏区，由于没有根据地，长期连续作战，得不到休整，部队损失很大，人员锐减。为了摆脱这种局面，湘鄂西分局于1934年4月14日在利川十字路召开会议，决定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建立根据地。随即，红三军便转战于黔江马喇湖和酉阳一带。红三军的进击，虽然给这里的敌人以沉重打击，并相应地扩大了鄂川边游击区，但却无力量牢固地占领，也没能建立起地方政权。5月初，红三军在酉阳受到川军及湘军重兵进逼的情况下，决定奔袭彭水。5月8日，一举攻占彭水县城，由于当时各路敌军想在此地合围红三军，湘鄂西分局领导权衡利弊诸因素之后，决定撤出彭水，不回酉秀，而西渡乌江，向敌人防守力量较薄弱的贵州进军。红三军进入贵州后，基本未遇敌人大的抵抗，便占领了沿河县城及附近地区。1934年6月19日，中共湘鄂西分局在枫香溪召开会议，决定建立“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

（2）从当时黔东特区的环境和特点看，进军黔东开辟黔东根据地的决定是正确的。

黔东地处湘、川、黔三省交界，是贵州的边远地区。由于离贵阳、长沙、成都及重庆都远，反动统治者从经济、政治、军事上都无法直接控制。加之贵州两派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大大削弱了他们在黔东的统治力量，有利于红军在这里创建革命根据地。黔东地区群众基础好。在封建土地制度桎梏下，这里的人民困苦不堪，有改变现状的强烈要求。大革命以来，贺龙多次在这一带活动，在当地群众中有着崇高的威望。这里地形险要，利于红军发挥游击战争的特长。这里物产丰富，利于养兵和根据地的建设。

（3）从开辟黔东根据地后的效果看，进军黔东的决定是正确的。

红三军开辟黔东苏区后三个来月的时间，就在沿河、德江、印江、酉阳等县建立起17个区苏维埃政权和12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到1934年9月，黔东苏区已拥有印江、德江、沿河、松桃、酉阳五县相毗连的纵横200多里、人口十万以上的区域。由于有了这样一块巩固的根据地，才使红六军团西征有了条件，并能在甘溪战斗失利后的极困难的处境中，得以在木黄与红二军团胜利会师，得到比较充分的休整和补充。在黔东特区根据地巩固的基础上，红二、六军团的领导进而提出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任务。10月底，红二、六军团主力发动了强大的“湘西攻势”并取得胜利，把“黔东特区”发展成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2月19日，红二、六军团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回师黔东，以钳制在铜仁地区的薛岳部及王家烈部。同时，中共黔东特委和黔东独立师也向印江等地出击，以掩护主力东进，随即又返回根据地，坚持了近一个月的英勇斗争，吸引了约八个团的敌人兵力。此时，中央红军正浴血奋战于敌人设置的湘江沿岸封锁线上，黔东特区的存在，红二、六军团及黔东独立师的进击，无疑都对中央红军长征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策应作用。

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

韩广富 曹希岭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