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补选”王稼祥
为政治局委员这一说法为什么有争议？

一些中共党史著述对于王稼祥出席遵义会议的身份，记载颇多。其具体说法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书记为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至遵义会议改组中央书记处，书记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而据陈云回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他也否认遵义会议时“中央设有书记处和常委”。他认为，有的历史文件或一些同志的回忆中之所以出现了书记处书记和常委的名称，“这是由于当时中央虽然没有正式设书记处、常委，但有一个处理日常工作的领导核心，而这个核心的名称又不那么固定，不那么严格的缘故”。由此可以认为，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文末所署“书记处”和《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所述“常委”，是一回事，都是指政治局“处理日常工作的领导核心”。但从前面的分析中已经得知，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到遵义会议，中央书记处也好，政治局常委也好，均无王稼祥的名字。所谓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之说，不能成立。还有的学者根据邓小平在王稼祥追悼会上的悼词和中共中央组织部所转述的陈云的一份材料中的有关记载，认为：“王稼祥同志是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出席会议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若确定王稼祥出席遵义会议的身份，仍要看他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的身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4年9月)，根据陈云1941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期间所列《六大以后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各届政治局委员名单》中记载，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从而确定王稼祥是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出席遵义会议的。支持这一说法的，现在有三则史料：（1）王稼祥在1945年中共七大时填写的简历表中写：“1935年遵义会议后，补为政治局正式委员。”（2）1980年4月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复遵义会议纪念馆函称：“陈云记得，稼祥在遵义会议后补为正式政治局委员。”（3）王稼祥1968年在《我的履历》中写到：“我在遵义会议上是支持毛主席的，并补选我为正式政治局委员。”这几则史料有力地证明，王稼祥出席遵义会议前，即在六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而不是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因此，王稼祥出席遵义会议的身份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点应是可以肯定的了。

但由此又引出一个问题：王稼祥由政治局候补委员转为政治局委员的具体时间，究竟是在遵义会议中，还是在遵义会议后?他是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递补为政治局委员，还是补选(增补)为政治局委员。这在前引的几份资料中有不同说法：陈云1941年写的材料和王稼祥1968年写的材料都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而王稼祥1945年简历表里所写和198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信转述陈云的记忆，又都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后补为政治局委员。其差异是：时间上，一说“遵义会议上”，一说“遵义会议后”；手续上，一为“补选”，一为“补”。这两种情况是不一样的。

再进一步分析，假如王稼祥果真是在遵义会议期间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的，那又涉及到遵义会议的内容，在组织人事变动中除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外，是否还补选过政治局委员?除了王稼祥，还有没有别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为政治局委员(如朱德等)?现在没有任何材料能证实遵义会议“补选”政治局委员一说。而且，除非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增补某人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会议上政治局成员怎么能“补选”政治局委员呢?中央政治局委员理应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可见，遵义会议“补选”王稼祥为政治局委员一说颇难令人置信。陈云和王稼祥本人均有遵义会议后被补为政治局委员的说法，不过，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或者是哪一次会议上，还有待考证。

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

韩广富 曹希岭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