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胜利与革命阶级的分化

1926年正月，国民党二次代表大会刚开，广西就拥护国民政府，两广统一了。随后贵州黔军两军参加国民革命军，湖南唐生智率军来归，这是革命军事力量的发展。

自“五卅”上海惨案发生以来，罢工风潮愈趋激烈，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成了国民政府的支柱，各地工人运动蓬勃发展。1926年五一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有组织的工人已经有124万1千余人，这是革命的骨干。这是工人运动的大发展。

广东农民协会成立，声势已大振。湖南农民运动虽还在秘密时期，却使农民大大的革命化。这是农民运动的发展。

一年以来革命声势的扩大，胜于十年二十年，而且革命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口气一针见血，大为全国人民所欢迎，大有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之势。

北方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并想用什么约法、宪法之名来把持中国政权（他们以恢复所谓“国法”以与民众及中山所要的国民会议对抗。吴佩孚称护宪，使曹锟辞职，还有国会自动召集之说；这种贿选国会，军阀与英帝走狗居然想复活！张作霖另有企图，主张护法以与曹宪抗衡。他主张约法，依法召集新国会）。今天时局变了，反革命与帝国主义就要用反共之名来把持政权。这时北方局势是吴佩孚、张作霖、段祺瑞奉日帝国主义等之命，联合向北京冯玉祥的国民军进攻，不但在“三一八”发生屠杀学生惨案，而且以联军力量战胜了国民军。吴佩孚不能以武力在北方夺取完全政权，遂转而向南方发展。他向南发展之第一步，是以实力援助湖南所有的反唐军队，驱逐唐生智出湖南。第二步便是联合湘、鄂、川、滇、黔、豫、赣、闽八省反动军队围攻两广，也说要四面围剿以根绝“赤祸”呢！

民众有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要求，军阀又有围攻革命根据地之危险，国民政府遂于7月初出师北伐，以蒋介石先生为总司令。他在出师宣言中说：“吴贼所资为号召者，厥为‘讨赤’夫；‘讨赤’乃帝国主义者用以对抗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破坏全世界革命联合阵线之口号也！”蒋之赞成北伐，是想利用革命达到他的企图，即向外取得地盘，并以军事力量限制革命的发展。

民众革命的力量是无坚不破的。尤其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张发奎部队，有共产党员叶挺等作先锋，军中大半为共产党员，与人民打成一片，成为人民的军队，往往兵未至而民众已蜂起，因而第四军与唐生智的第八军，于10月初即克服武汉。如此迅速，完全是由于军队革命的牺牲精神，工农广大群众的援助的结果。革命浪潮极端迅速地使群众革命化了，成千成万工农卷入革命斗争，团结成突击的队伍。肃清中国封建残余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奴役的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带有极端残酷的性质。在1927年夏天，便达到最高程度。

当北伐初期，民族资产阶级还与革命工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同道前进，这是全民联合战线的革命。因为资产阶级企图利用革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国民党内右派反对左派激烈斗争的原因。当时我党也有广东路线与机会主义陈独秀的上海路线的斗争，广东路线是要我党党员与国民党左派亲密合作，以党的纪律打击右派向反革命走的道路，上海路线则向右派妥协投降。

中国大革命最激烈、最复杂的斗争时期，是革命发展到长江流域的时候。虽然很久以来中央就发展了机会主义与宗法家长制的领导，工人运动中都没有提拔工人同志来领导，都是知识分子在干，但是客观上劳动群众的斗争却依然急剧的发展。赤色工会发展到将近三百万会员，吸收极多的店员、手工工人参加，农民协会只以湘、鄂、赣、粤计算，发展将近一千万会员，国民党左派运动有极大的发展，军队中也有力量，虽然这些发展大半属于自发的，可是前一阶段中，共党加入国党的政策，以及客观上革命势力的发展，使“取得国民党，取得国民革命，取得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策赂事实上部分实现，而形成部分的革命势力。共产党以工农团体中的领导权之取得，而成为革命的先锋与主干。当时的任务，就在一面认清“五卅”以来“中国无产阶级暂时还没有革命的领导权”（1926年12月共产国际杂志社论），一方面坚决地进一步而取得政权与军权的领导权。这是革命发展到长江流域的形势，中共中央便放在这种形势之前。

这时北方反革命的势力已不能阻止革命，帝国主义看见军阀不能作消灭革命运动的有效工具，于是用和平方法在民族革命势力找寻它的同盟者，因此反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甚至军阀开始转变到国民政府方面，与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勾结。反动分子又起而破坏革命联合战线，欲使革命转入反革命。蒋介石要党政机关设南昌，就是想指导机关尽入其军事独裁之掌握。蒋企图分裂国民党，在南昌成立新中央，并于2月在庐山召集军事会议，拉拢许多初加入国民党的旧式军人，和他们拜把换帖，结为兄弟。武汉革命的国民党在三中全会上打击了他这个企图，执行了正确的广东路线，于是党和国民政府有了一番新气象，革命势力又为之一振。

当北伐出师时，蒋为总司令，并亲率其第一军出江西，以为黄埔学生及精锐武器都在这一军，前此打了许多胜仗，这次一定也是所向无敌。殊不知前此之所以打胜战，一面是共产党员英勇奋斗作了模范，一面是与工农群众结合，成了不可抗的军队。自三二○事变后，共产党员被驱逐或陷害了，所谓蒋的心腹大都是骄奢淫逸，腐败不堪，并与工农为敌，因而处处打败战。江西久攻不下。而第四军张发奎部有叶挺等共产党员作骨干，与第二、第三、第六、第七、第八等军一样，不仅有共产党员，还保存革命作风，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所向无敌。去年10月张发奎等即攻下武汉，现在二、六两军又攻下南京。蒋于迟迟攻下南昌后，见武汉政府势力完全统治了长江流域，三中全会又取消了他的党政军总揽大权，遂决心背叛革命。中国革命狂风般地发展而引起了阶级力量之分化。蒋到了上海，帝国主义慑于革命势力的可怕，知道蒋对革命路线不满，正好利用他在革命内部来分化革命力量，遂勾结蒋以图打倒革命。果然蒋借口开赴前线，下命令调二十六师离开上海，却于上海附近把忠于革命的军官换成自己的亲信，又重新开回上海来举行对工人的大屠杀。蒋之背叛革命，在南京成立政府，是表明资产阶级畏惧工人运动，退出了革命，产生了民族反革命的中心，国民党右派与帝国主义互相妥协来反对革命，投入到世界帝国主义所领导与组织的反动营垒中去了。中国革命分裂为两个政府、两个军队、两个中心：武汉革命的中心与南京反革命的中心。

汪精卫于4月初到上海，向右派哭诉道：“我也是反共的。不过方法不同，我此次到武汉去必有所表现，我们是殊途同归。”汪奉了自告奋勇的秘密使命于4月10日到了武汉，我党机会主义的陈独秀也同时到了武汉，这就便利了他们危害革命。当时武汉革命的国民党也作了很多错事：第一是4月3、4两日，张发奎出发到南京去巩固革命的军队，既上船又调回，理由是不要太迫近上海，以免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革命须向西北发展，以实行所谓“西北路线”。如果第四军到了南京，或者南京不至为叛徒所据，成为反革命的中心，革命发展的前途当又是另一种形势，革命或不至失败。第二是应不为汪精卫左的内奸的面目所欺骗，及毅然反抗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投降路线，而实行更向前发展工农的革命运动，巩固工农群众组织，作为工农革命民主政权的坚实基础，来进行更坚决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生死斗争。共产党应与革命的国民党亲密合作，肃清国民党右派，把国家的一切政权集中在革命的没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手里，以保持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革命联盟。共产党在和革命的国民党员在一个队伍中斗争的时候，必须比任何时候更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不随他们动摇，或者作他们的尾巴。但是当时恰恰违反了这个革命路线，更不知汪精卫的内奸政策而迷惑于他的革命词句，把一切政权都交与他，他在讨蒋和第二次誓师北伐的演词中都表现他“左”的面目，麻痹了一般人（共产党也在内）的警惕性。但事实是很显然的，这就是武汉一面下令讨蒋，一面便已下令“讨共”。讨蒋和查办湘、鄂、赣各省“过激”言论行为的特别委员会组织的决议，差不多是同日同时的（4月19日下令讨蒋，4月下旬即组织特委以“制裁违反本党（国民党）主义政策的言论行动”）。

5月中，北伐军正在艰苦战斗的时候，许克祥在长沙就举行马日政变，大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同时夏斗寅、杨森叛军自宜昌向武汉进攻，夏斗寅已到武昌30里的纸坊，杨森到汉口附近的蔡甸，情势危殆，反革命以为可以扑灭革命了。但叶挺率中央军校的子弟兵一击，就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正要乘胜进攻长沙，而汪精卫严厉制止，说夏部已归唐生智收编，长沙事变要和平解决。而陈独秀也随汪之后极力压迫革命，汪说农民运动过火，陈也说农民运动过火；汪说工人不应该占领工厂，陈也说工人不应该占领工厂；汪说童子团胡闹，陈也照样说，甚至解散纠察队，自动缴械。何键在汉阳兵工厂发表反共宣言，反革命分子闹得乌烟瘴气。而一方面则革命怒潮空前高涨，有组织的工人已有350万，有组织的农民已有一千万。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最有力量，农民协会成了农村的政权机关，打倒土豪劣绅，有些地方农民自动插标，分配土地。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乡间治安从来没有这样有秩序，这样平静过，不仅没有乞丐、流氓，而且有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现象。人民安居乐业，无不劳动之人，这如何不吸引广大人民来拥护配合呢？被驱逐的土豪劣绅都跑到武汉来诉苦、造谣、诬蔑，汪精卫就作为资本，大骂革命破坏统一，破坏政府法令。陈独秀则发出许多制止工农运动的命令，大骂过火。唯恐不能倾长江之水淹息这革命熊熊之焰！帝国主义则尽力封锁，使武汉经济恐慌，并造什么裸体跳舞，禁穿长衣等等谣言。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十分尖锐。幸而5月底北伐军攻下郑州，革命势力已发展到黄河流域，革命将由第二阶段发展到第三阶段，殊不知反革命已经准备好了埋葬革命。郑州攻下不几天，6月5、6日，汪精卫和几个党政要人就到郑州，与冯玉祥开会。这个会议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反共，但他们秘而不宣。19日我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接到冯玉祥密电，说已完成了到徐州与蒋会面的使命。我质问汪精卫，他还坚决地说：“谁派他去？他造谣。”

分共的谣言一天比一天厉害，到了7月15日分共的前一夜，汪召集国民党要人在他的寓所开讨论分共会议。孙夫人宋庆龄闻此消息，痛哭得不堪，且不愿出席，托陈友仁代述她的意见，坚决要国民党继续总理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绝对反对执行与三大政策相反的政策，力言总理对于这政策的决心与临终谆谆的告诫及遗嘱，如果违反这个政策，称不得是总理的信徒。陈友仁也代为争论。斗争得很激烈。在一般人的幻想以为汪精卫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一定不主张分共。那知道，在这会上汪宅张分共最力。谁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谁是中山先生的叛徒，这时才揭晓了。但汪于15日正式决议分共后，还要掩盖他的内奸面目，大呼反共同时还要反蒋。胡汉民作文讥讽他说：“反共犹须反蒋，则联共尚须倒汪，天下滑稽之事，宁有过于此耶？”胡先生太老实，太落后了，怎能了解新时代流氓和戏子所玩的新花样呢？汪伪装反蒋的最后一幕，不久也就收拾起来，与南京反革命的政府合流。1925—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就这样告失败了。

汪精卫的叛变表明上层小资产阶级又退出了革命。这时共产党还想同左派的革命的国民党用革命的武装力量以维持革命的胜利，于8月1日，以叶挺、贺龙两军在南昌起义，这是一个英勇的继续革命的企图。可惜在机会主义（者）谭平山不正确的政治指导之下，仅仅成了一个军事行动。没有用力组织群众，武装农民。柔和的政纲特别是柔和的土地政纲，不能动员群众。只在汕头、汤坑军事一失利，就完全失败了。这又一次的给革命以教训。所残余的工农武装战士编为工农红军，就是我们红军的基础。这以后，国民党已完全成了反革命的旗帜，中国大革命时期从此完结，中国革命转到工农联合更深入的土地革命的苏维埃阶段。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