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罗明路线”问题的回顾

在我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曾经出现过一个所谓“罗明路线”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党中央在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作了结论。近年来，不少同志问我关于“罗明路线”的由来和发展的情况；我还看到一些关于“罗明路线”的文章。这使我感到一些同志、将别是年轻的同志，由于对历史情况不甚清楚，对党的历史经验也就不可能有比较深刻的理解。现在，我就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一历史的回顾，以供同志们研究这一段历史作为参考。

所谓“罗明路线”的由来

所谓“罗明路线”问题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来的。当时，我任中央苏区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他们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为了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毛泽东同志在《“七大”工作方针》中也曾经提到：“还有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

我自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后，长期在福建西部地区进行建党和组织农民斗争的工作。1927年1月任中共闽南特委书记。4月间，我和罗秋天前往闽西永定、上杭、龙岩、平和四县指导工作。8月1日，周恩来等同志领导南昌起义，特委又决定我去闽西迎接南昌起义军。9月中旬，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先后来上杭，要我和地方组织做支援大军的后勤工作，并要我们部署闽西各县的武装斗争。我们在“八七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的指导和影响下，在上杭、永定、龙岩、平和四县，采用建立农村据点包围县城的部署，工作了5个多月。

1928年2月间，我到厦门任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书记。3月9日，平和县农民以长乐乡为据点，在县委朱积垒同志领导下，举行攻占县城的武装暴动。这是福建省农民开展武装斗争的第一炮。省委立即讨论和加强对平和及闵西各县的领导。同年4月上旬，我和许土淼、孟坚两位同志作为福建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由刘乾初接任省委书记。闽西在省委和各县县委领导下，龙岩、永定和上杭三县继平和之后于四、五月间先后举行武装暴动，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地方红军和办卫队。三县连成游击区，成立了闽西特委以加强党的领导。

我于11月由苏联回国到达福州，接着，在省委召开的扩大会以上，传达了“六大”决议。省委又决定我到厦门和闽西游击区进行传达。闽西特委召开扩大会议，由我传达“六大”精神后进行讨论，并部署游击区更加积极地开展游击战争。我还由三县游击区到上杭和长汀两县城，参加地下组织会议进行传达和部署工作。1929年春回厦门后，因刘乾初刚调外省工作，我又接任省委书记。

同年1月，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进军，从3月中旬起，三下闽西，消灭了国民党军阀郭凤鸣、陈国辉、卢新铭等部，并在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我党、我军历史上极为重要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红四军的帮助下，闽西正式成立了主力红军，使杭、永、岩游击区逐步发展为革命根据地。从此，闽西的武装斗争有了坚实的基础，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1930年6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他们诬蔑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张是什么“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和保守观念”。为了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他们下令各地红军进攻大城市，组织城市武装暴动。同时，宣布闽西苏区划归广东，命令闽西主力红军向广东东江出击。出席上海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的闽西代表和省委宣传部长回来传达，表示坚决执行中央的“左”倾命令。但我和王德等省委多数同志认为，厦门、福州的工人运动正在恢复，不同意发动武装暴动，也不同意把闽西苏区划归广东并进军东江。我们把意见上报中央，因而被指责为“右倾保守”。尽管如此，我们仍保留不在城市发动武装暴动的意见。但由于省委执行中央关于成立行动委员会、在城市搞飞行集会等指示，犯了“左”的错误，同时由于执行红军向东江出击的决定，结果出击三次，每次都受强敌截击而被迫后撤，使闽西苏区和红军遭到重大损失。

1931年1月，我奉调去上海，听候中央分配工作。正在这个时候，王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的支持下，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改组了中央机构，成立了以王明为首的临时中央，从而开始了历时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时期。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比李立三更“左”，它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认为“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它又重复了、并发展了立三路线时期的错误。王明及其支持者强迫集中主力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以实现他们的所谓“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很快“争取工农民主专政在全中国的胜利及迅速地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冒险主义主张。为此，他们要求“在白区遍地实行武装工农，各企业实行总罢工，在苏区猛烈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以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决战。我到达上海时，四中全会刚刚开过，由临时中央宣传部长找我谈话，他认为福建省委受立三路线影响所采取的一些“左”的做法倒不是什么错误，却指责福建省委在农村搞游击战争是犯了“右倾”的错误，并威胁说，如果我不承认路线错误，就不分配我的工作。

在这前后，毛泽东、朱德等同志领导的江西南部根据地和红军，纠正了李立三“左”的销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1930年底到1932年春，接连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在江西南部建立了以瑞金为首府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但是，临时中央却诬蔑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是“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先后剥夺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苏区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

1930年12月，闽粤赣边区特委成立，邓发任书记。四中全会后，由于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特委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犯了分兵把口、消极防御的错误，在肃反工作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了损失。特委和政府机关被迫从永定的虎岗撤退到上杭的白沙。我于1931年4月被派到闽粤赣特委任组织部长，特委为保卫虎岗，决定派我到永定一带参加游击战争。在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我和张鼎丞率领红军独义立团在上杭、永定坚持游击战争。11月间，闽西主力红军攻占汀州后，根据中央苏区前委指示，闽粤赣特委改为临时省委，由卢德光任书记。卢佯称奉中央命令出外联系工作携巨款逃跑后，前委命我接任临时省委书记。此后，临时省委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领导下，以汀州为中心，西向武平扩大，东向连城、新泉扩大，北与宁化、清流连接，南通饶、和、埔游击区，使闽西苏区扩展达十余县，并与中央苏区连成一片，成了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2年2、3月间，福建苏区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福建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我任省委代理书记，张鼎丞任苏维埃政府主席。4至6月，闽西苏区又配合毛泽东同志率领的中央主力红军攻占漳州，并胜利回师。这对巩固闽西根据地，为第四次反“围剿”作好物质准备起了重大作用。这时，闽西苏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

1932年7月，蒋介石纠集了50万大军，疯狂地向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中央主力红军迅速转到北线广昌、宁都一带，闽西的红十二军和独立第七师也奉命调往江西。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驻漳州的第十九路军向闽西苏区进犯，占领了龙岩全县和永定的坎市、虎岗一带；广东军阀陈济棠的部队占领了上杭县城，并不断向上杭的卢丰、茶地、白沙等地进犯。而我们与敌人作战的部队仅有刚成立的独立第八师、第九师共三千人。因此，闽西的情况，尤其是上杭、永定、龙岩地区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怎样才能有效地粉碎敌人的进攻？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苏区党和人民的面前。

这时，毛泽东同志在汀州傅连暲同志主持的福音医院疗养。他仍时刻关怀着革命根据地红军和人民的安危。那时，我因随中央主力红军进攻漳州时跌伤腰部，进医院开刀治疗。8月间伤势好转后，毛泽东同志找我谈话。他概括总结了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然后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他还指出，在杭、永、岩（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漳州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十分重要的。

毛泽东同志和我谈了整整一个上午。次日我出院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进行传达。参加会议的有张鼎丞、谭震林、刘晓、李明光、郭滴人、李坚真等同志，大家一致表示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决定我任特派员去杭、永、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在我离开期间，由刘晓同态主持省委工件。

我辗转经长汀、新泉、上杭、永定等县，分别召开了各县县委扩大会议，向当地干部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检查和部署了工作。随后，和方方、谭震林等同志在杭、永、岩前线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具体领导政治动员和军事行动。由于我们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积极开展游击斗争，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保卫了苏区，干部和群众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1933年1月，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先后经永定、上杭前往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他们路经上杭白砂时，就指责我：“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我说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决定、来这里重点开展游击战争的。他们又问：你对中央的新指示有何意见？我说没有听到传达。他们对此很不高兴。他们还问我对当前的斗争有什么意见，我回答道：“苏区的革命战争要和白区的抗日斗争结合起来，应根据中央苏区政府和军委会提出的抗日、民主和停止进攻苏区三条件，同各党派、各军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我还没说完，他们就很不耐烦地说：“吃饭了，不谈了”。当时，我和许多同志对临时中央领导同志的态度都很不理解。

他们到瑞金后，就下令江西、福建猛烈扩大红军。由于时间紧迫，杭、永、岩被迫把县独立团、区独立连、乡独立排，连人带枪编送到主力红军。地方武装一时来不及进行补充，敌人便乘机向边区大举进攻。赤卫队出于缺乏地方武装的配合，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眼看着敌人进行烧杀抢掠，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群众也产生了很大的恐慌。干部和群众对这样改编地方部队扩大主力红军的做法意见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扩大主力红军确有困难。当时，上杭、永定、龙岩三个县城的敌人受了我们三次重大打击之后，集中几团兵力，三路配合进攻闽西苏区的中心点白砂。我们分析了敌强我弱的情况，决心照前次的经验坚壁清野，暂时退出白砂。我们进行紧急动员，为保卫革命根据地，加紧扩大地方武装，从四面包围白砂，打击敌人。广大干部和群众都决心将敌人驱逐出白砂。我们召开县级负责人会议，进行部署，又和上杭县委方方、伍洪祥等同志一起开会，总结了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五个多月来游击战争的胜利经验，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和任务。面对这种形势，我认为自已有责任把这里的经验提供给连城、新泉、武平和其他地区参考。因此，会后我连夜赶写了给省委的关于上杭、永定游击战争情况的报告。在此之前，我于1月21日曾到新泉了解情况，听到汀州以东的地主武装很猖狂，经常攻入苏区，还袭击我们长汀县委所在地河田。我从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全局出发，就长汀、连城和新泉的工作向省委报告，提出了几点意见（即《对工作的几点意见》，附本文后）。显然，这个报告和意见违背了临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主张，因而后来就被说成是所谓“罗明路线”的重要“罪证”。我在《对工作的几点意见》一开头就写明，对杭、永、岩工作另作报告；只提出汀、连工作的意见，建议把长汀东部、连城南部和新泉县打成一片。其目的一是配合江西苏区向北发展，打破敌人的“围剿”；二是防止驻龙岩的十九路军向连城、汀州和瑞金进攻；三是巩固这个后方，使杭、永、岩不致陷于孤立。但是，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中央央主要领导同志，却说我“没有一句话说到闽西原有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说我“根本上就是预备抛弃杭、永、岩苏区根枢地，向后方逃跑退却的”。这不但完全违反当时的事实，而且也是断章取义的。

反“罗明路线”的经过及其恶果

临时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到瑞金不久，为了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钦差大臣满天飞。中央特派员到福建检查工作，抓住我给省委的报告和意见，武断地咬定福建省委已经形成了“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所以，在1933年春，正当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以王四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开始发动了—场大规模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从福建蔓延到江西，波及到整个中央苏区，从党内到团内，直至工农红军内部。这个斗争从1933年春开始，至红军被迫长征，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时才结束。

1933年2月上旬，苏区中央局作出决议，提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的紧急任务，要求全国各苏区创造一百万队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决战。在这个总目标之下，闽赣两省原1、2月份扩大红军的数量，限期于2月20日完成。从2月20日到3月20日止，两省必须再输送一万新战士到前方。为此，中央局还强调，必须展开反对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表示张惶失措、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接着，于2月15日通过了《苏区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闽粤赣省委实为福建省委）。这个决议认为，省委已经“处在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已经“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并宣布立即撤销罗明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的职务。2月20日，少共苏区中央局也作出决定，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并给“罗明路线”戴上了“反国际反中央反党”的帽子。这样，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就在福建苏区开展起来了。

苏区中央局发动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我是在上杭看到《斗争》报的文章时才知道的。后来，省委通知我立即回汀州。我在赶回汀州的途中，遇到了从汀州来的张鼎丞。我便问他，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他说，他们说我们犯了路线错误，说我们不扩大红军，只顾打游击战争。我说，我们工作上有许多错误，但没有路线错误。如果是路线错误，为什么第三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根据地能得到这样快的扩大？我们并没有反对扩大主力红军，只是要求对中心区和边缘区应有所区别。就是在杭、永、岩地区也没有说不能扩大主力红军。这哪里是什么路线错误？

我回到汀州，又接到通知，要我赶往瑞金进行检查。到瑞金后，中央局几个干部找我谈话，批判我的“错误”。接着，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和我谈话，对我进行批评。当时，我就问他：我自己提出并得到省委同意，由汀州赶到最艰苦的边缘县区参加游击战争，为什么说是“退却逃跑”呢？他说；从路线上说是“退却逃跑”。用辩证法看问题，事物都是发展的，例如过去打游击战争是需要的，现在再打就变成“游击主义”了。他反问我，在边缘县区为什么不能和中心区一样扩大红军？我说，边缘县区要进行游击战争，随时打击敌人的进攻，不能和中心区一样。干部和群众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出逐步地、分批地扩大主力红军。他当即武断地说：这是“富农路线”，你说听群众的呼声，就是这么听吗？我说：这是永定县金沙乡贫农会议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正如列宁所说：“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

后来，中央书记找我谈话。他劈头就说，你不承认有路线错误，还引用列宁的话来反驳。你们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你说边缘区和中心区不能一样扩大主力红军，要采取逐步扩大的办法，是不是说我们不了解边缘区的实际情况，要我们去调查研究？这是你们狭隘的经验主义。你不承认路线错误就开除你的党籍，撤销你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他还说，还有比你更高级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最后，他要我回福建在省代会上进行检查。

我在瑞金期间，住在叶坪中央局的一个房间里，白天由中级干部开会批斗，晚上由一般干部开会批斗，一连批斗了好几天。有一个晚上，就在附近召开了一个中央机关干部批判“罗明路线”的大会，有几百人参加。当时大会气氛很紧张，不断高呼口号。有个青年干部提出要把我枪决。后来中央局的杨尚昆同志上台讲话，作了解秤，气氛才缓和下来。

福建省委于2月24日在汀州召开省临时代表会议，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中央局派人参加。福建省委张鼎丞、刘晓、郭滴人、方方、李坚真等同志都出席了。我照党中央的决定在会上作了检查。会上虽然对我进行了批判，但是各地代表在讨论中仍有许多不同意见。例如，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说：新泉就是罗明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才紧急动员起来，开展游击战争，打退了敌人进攻的。否则新泉根据地就不能巩固。上杭、永定等县的区乡代表说：毛主席号召开展游击战争是正确的。罗明同志和我们一起照毛主席的指示打了好多次仗，取得了胜利。当时我们对敌人每次进攻的时间、地点、兵力都侦察估计得很准确，打击敌人的部署很细致。如果各区乡切实这样做，可以使敌人受到更大的打击。中央代表插话说：“对敌人的估计是一般参谋人员的常识，没有什么奇怪的。”上杭、永定的代表坚持赞成采取逐步分批扩大主力红军的办法。他们说：“留得红色区乡在，可以不断出红军。”大会由中央代表作总结，宣布了补选省委委员的名单和撤销杨文仲的新泉县委书记职务的决定。杨文仲也曾经给省委写报告，汇报新泉开展武装斗争的情况。他写报告和报告的内容我都不知道。临时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把杨文仲说成是“罗明路线”的代表者之一，并且怀疑和追查我和他有什么小组织活动。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我们光明磊落，彼此只有革命工作关系。杨文仲被批斗后调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后来在长征途中光荣牺牲了。

正是在1933年2月下旬和3月上旬，中央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当时，周恩来、朱德同志和中央主力红军的领导同志，在实际的战斗中发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方针行不通，所以坚决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原则，诱敌深入，二战宜黄，缴枪万众，并继续追击敌人取得了胜利。后来主力红军进行运动战，于闽西连城，在地方武装的游击战配合下，消灭了国民党十九路军一个旅，收复了连城、清流、宁化等大片地区。但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央领导同志，反而以为这是他们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取得的胜利。因此，他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

在福建，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首先在省级机关展开，然后自上而下，由内到外，全面铺开，一直搞到每一个支部、区乡。在这一斗争中，他们往往采取对敌人的办法来对待同志和处理党内斗争，提出了“用布尔什维克的铁拳将他粉碎”、“无情打击”等等口号。不仅对我，而且对省委其他负责同志也是这样。例如中央代表就曾指着张鼎丞同志的鼻子说：“你张鼎丞之流，中央对你一次又一次地教育，你仍然是机会主义、官僚主义者”，也要“无情打击”，“用铁拳进行粉碎”。特别当时是在1931年肃反扩大化之后，突然听到要与“罗明路线”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少人就认为“罗明路线”是“反革命”，罗明是“反革命分子”。结果搞得人人自危，许多很熟悉的同志都不敢同我和其他所谓犯了“罗明路线”错误的同志接近。

当时参加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同志，不少人并不真正了解下面的具体情况。省委派李明光、黄宜章、张思垣等同志到前线去开展这一斗争。当他们了解情况后，反倒同情起“罗明路线”来了。有的随随便便应付了事，好回去交差；有的抵制了这一斗争。例如，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军区政治部代主任李明光，不愿在连城前线开展这场斗争，在“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压制下，不能打游击战，因而在同敌人硬拼硬打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党的这些优秀干部，都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受害者。特别是象李明光这样的同志，是值得党和人民永远怀念的。当时群众为纪念李明光同志，把连城县改为明光县。

在这场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中，临时中央的负责同志还实行了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打击和撤换了一大批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在“加紧深入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口号下，福建省比较高级和比较老的干部几乎都不能幸免。例如，福建省委常委、军区司令员谭震林同志，由于不愿检查所谓的“罗明路线”错误，被指责为“企图保留一部分机会主义武装，在某一时机上来向党进攻”的机会主义者，于1933年6月，在省委扩大会议和省军区党代表大会上受到批判，并被撤销了军区的一切职务。张鼎丞同志由于不同意反“罗明路线”而被扣上“一贯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者”的帽子，被撤销了省苏维埃主席的职务。省委常委郭滴人是1926年的党员、广州全国农讲所毕业的学员，是龙岩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却被“左”倾机会主义者说成是“罗明路线”的拥护者，不断遭到打击。他们先把他调到省委宣传部，不久调到省军区宣传部，后来又调到一个地方去领导几十人修筑工事，最后，把他调到军区当勤务员的教员。郭滴人同志随红军长征到陕北后病逝。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晓和省团委书记陈荣被指责为“腐朽的自由主义和调和主义者”而受到批判。省土地部长范乐春、省军事部长游瑞轩、省军区的杨海如、霍步青、长汀县委书记李坚真、上杭中心县委书记方方，都被调离了原职，另行分配工作。其他县区的领导干部，也不断有人受到批斗、撤职。如永定县委的罗禄山、关坤林等，武平县委书记陈玉悔、汀东县委的陈玉珍、熊丁州等都遭到打击，并被撤销了领导职务，这都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发动反“罗明路线”所造成的恶果。

在福建反“罗明路线”与在江西反邓、毛、谢、古的关系

“左”倾教条主义者反“罗明路线”所造成的不幸后果，不仅反映在福建，而且反映在江西。

因为“罗明路线”问题，我不仅受到批判和斗争，而且被撤了职。接着，把我调到瑞金中央党校工作。

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我从苏区《斗争》报上，看到当时党中央的宣传部长发表了一篇题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这篇文章不仅继续对我进行批判，而且把斗争矛头指向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和江西省委。该文强调批判“江西的罗明路线”，并要求把这一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我看到这篇文章后，曾向中央宣传部长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没有到江西工作，为什么说“罗明路线在江西”？中央宣传部长回答说：江西省委的错误，同你的错误一样，所以也这样批。

事实很清楚，邓小平等同志在江西，曾经抵制了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江西省委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了毛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这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们不仅在福建大反“罗明路线”，而且在江西大批邓、毛、谢、古。

早在1933年2月，中央局代表为在江西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方针，在会（昌）寻（邬）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大批所谓会、寻、安的“罗明路线”，又作“报告”，又作“结论”。并且在3月31日作出了《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说什么“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显然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并且说“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那种“说纯粹防御路线不是罗明路线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同年4月15日，在中央局的《斗争》报上，又发表了《罗明路线在江西》一文。接着，于5月4日又在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出了《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文章和决议都认为“王明路线不仅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也在江西”，攻击邓、毛、谢、古“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江西的罗明路线就是“单纯防御路线”，“是与党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同年5月5日，中央局又批准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继续对这些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这样，大反“罗明路线”就从福建发展到江西。在中央苏区，在党、团组织内部，在工农红军之中，“罗明路线”的帽子满天飞，各级干部大受其害，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受了很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