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成为鄂豫皖根据地领导人的经过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早年就学于北京大学，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开始曾做过工人运动，在工作中即进行无原则的小组织活动。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他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作路线。在第一次大革命中，他又是当时机会主义领导者陈独秀的左右手。大革命失败后，他曾阻挠南昌起义，并对革命表示极大的动摇，同情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进行小组织活动，反对中央。

据解放后查获的北洋军阀政府内部档1001]3499，1924年5月在北京被捕后，张国焘供出了李大钊是共产党在北方的领袖，并供出张昆弟、黄日葵、高君宇、范鸿劼、陈佩兰、缪伯英等多人为共产党员。北京政变后，党乘机救出了京津等地狱中的工会领导人。张国焘被营救出狱后，一直对党隐瞒其叛徒面目和可耻的叛卖罪行。他在《我的回忆》中，甚至还把自己打扮成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英雄，说他在受刑时“咬特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敌人审问他时，“概以‘不知道’三字答复他”，使“他们一无所得”。

张国焘在莫斯科住了三年多，1931年1月下旬回到上海时，正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在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依仗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强行夺取了中央的领导权。为了贯彻他们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在所谓“反右倾”的纲领下，提拔“左”的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干部到中央的领导岗位，并有系统地派遣代表，逐级夺权，在党内实行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发展了机械过火的斗争。张国焘在莫斯科时，和王明等人有过矛盾和冲突。据盛忠亮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说，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张国焘“被完全打垮了”，“遭到了彻底失败”。张国焘回国后，看到了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把持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又有共产国际米夫作后台，他为了借助王明等向上爬，费尽心机来弥合他们间以往的裂痕。于是，张国焘便拼命吹捧四中全会和王明，竭力向王明等人靠拢。他急急忙忙于2月7日和3月5日，连续在《实话》上发表了《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路线上的斗争》、《执行党的路线与加紧两条路线上的斗争》两篇文章，宣扬“四中全会是完完全全接受了国际路线”，“它彻底批评了立三路线，……反对了三中全会调和路线，革新了党的领导机关，指出了党的当前任务，要求全党在实际工作中揭发立三路线和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吹捧王明“是坚决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最好的同志”。为了取悦王明等人，他还大肆叫嚷：“反对四中全会便是反党反国际的”，他攻击反王明路线的人是“企图利用派别观点来掩盖他们反党反国际的行为“，“就是借所谓反陈绍禹派为名，反对党和国际却是实”。他还给反王明的人戴上“右倾分子”和“立三路线残余分子”的帽子，主张对他们进行“严重打击”和“深入的肃清”。张国焘竭力向王明等表白他愿意充当他们的小伙计。王明等人对张国焘这种“虔诚”的态度很赏识，并认为他显然犯过不少错误，但他是中国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在党内仍有一定的影响，可以拉他到小宗派里来，作为推行他们极“左”路线的得力工具。因此，王明等把持的中央，任命张国焘为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派他以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到鄂豫皖根据地去夺权。在5月6日发出的指示中指出：中央局的负责人应当是中央在当地的直接的代表，他有权否认党委的决议，其至有权力解散党委，……领导党委帮助党委工作。中央局应指出鄂豫皖区域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此区的一切武装力量。（《中央关于成立鄂豫皖分局、省委及根据地与红军建设等问题的指示》）就这样，张国焘就成了王明等在鄂豫皖的“钦差大臣”。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