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2年5月，蒋介石在准备对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动“围剿”时，已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湖南的国民党军队牵制中央根据地红军的力量，为大举进攻中央根据地做准备。

5月20日，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发出指示电，批评苏区中央局不认识进攻策略的重要性，犯了“右倾与保守主义的错误”；批评苏区党的代表大会对过去中央根据地工作中的“错误”批判得不够彻底，没有明确地反对机会主义；批评周恩来到中央根据地后工作“不得力”。指示电认为全国力量的对比，“已经与三次战争时不同”，苏区中央局和红军“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的武力，扩大苏区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这时，国民党军陈济棠部以三个师的兵力从广东北犯，赣南根据地受到严重威胁。6月5日，临时中央发布军事训令，指示“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然后再沿赣江北上，进占赣州以及南昌等中心城市。6月中旬，周恩来在汀州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贯彻临时中央指示的问题，对中央根据地的工作进行检讨，并通过《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规定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应采取更积极的进攻策略，迅速地向外发展。

6月下旬，红一、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先后回到信丰西南和大庾东北地区，并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7月初，经过南雄、水口战役，打击了人赣粤军的气焰，基本稳定了中央根据地的南翼。8月上旬，红一方面军陆续北进到达兴国及其附近地区。8月8日，毛泽东重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同日，中革军委下达攻占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直接指挥下，于8月17日克乐安，20日再克宜黄，两战两胜，取得歼敌约三个旅、俘敌5000余人的重大胜利。

乐安、宜黄战役后，在如何应敌的问题上，苏区中央局在前线与在后方的负责人发生了意见分歧。在后方的负责人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向北出击，威胁南昌，认为这样才能减轻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根据地的压力，给这些根据地以直接支援。在前线负责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认为这个意见行不通。他们于9月23日、25日连续致电苏区中央局，指出：“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他们提议尽快在前方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中央指示和作战方针。9月26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发出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对反”围剿“作了部署：军事行动的重点是在南丰以西，宜黄、乐安以南的地区；红军的主要任务是消灭这些地区的敌军的据点，建立和扩大这些地区的游击队，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备战姿态布置战场。但苏区中央局立即指责这个训令“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是“极危险的布置”，强令红一方面军停止执行。

为了解决红军行动方针的分歧，苏区中央局于10月上旬在江西宁都小源举行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会议要求红军以进攻战略粉碎敌之大举进攻，进而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及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为此，会议讨论了在根据地紧急动员群众、扩大红军、开展白区工作等问题。会议对1932年的几次战役作了评价，认为攻打赣州是“绝对需要”的；虽然承认攻占漳州取得了胜利，但又批评这样做耽误了北上攻打中心城市的时间。会议主要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毛泽东领导红军在历次反“围剿”中实行的“诱敌深入”的方针，被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他在当年3月江口会议上提出的向赣东北方向发展的主张，被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他对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急于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战略方针所提出的批评，被指责为“否认过去胜利成绩”和“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会议还把红一方面军9月26日的军事训令说成是“纯粹防御路线”，是“以准备为中心的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方针。会议在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问题上发生尖锐的意见分歧。周恩来主张让毛泽东继续留在前线，朱德、王稼祥也表示不同意解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这种意见未被会议接受。由于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毛泽东坚决不同意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通过周恩来的提议，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会后不久，临时中央先以要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他调回后方，接着撤销了他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决定这一职务由周恩来兼任。

宁都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在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的指挥下，从10月开始，发动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开辟建黎泰根据地，为以后的反“围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随后，又进行金溪、资溪战役。在1933年1月8日南城黄狮渡战斗中，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不幸牺牲。

1932年底，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军，开始对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蒋介石嫡系陈诚指挥的部队约16万人为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这时，红一方面军共有三个军团和四个军，约7万人。

1933年1月下旬，苏区中央局按照宁都会议所确定的军事方针，连电红一方面军总部，要求红军主动出击，迅速攻占南丰、南城。红一方面军领导人不同意这个意见，主张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2月4日，苏区中央局再电前方，要求红军”猛攻南丰，虽大损失，亦所不惜“，并称中央局的指令必须立即执行。这时国民党军队作了新的部署，在抚河以东调动敌人已无可能，朱德、周恩来乃决定率领红军主力西渡抚河，进攻南丰城，但同时提出，如果强攻南丰不能奏效，就要转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在运动战中加以歼灭。2月12日，红军攻南丰城，激战一夜，伤亡400多人。当发觉敌军主力驰援南丰时，周恩来、朱德于2月13日即把对南丰的强攻改为佯攻，留一部分兵力迷惑敌军，主力秘密而迅速地转移到敌前进的右翼宜黄南部，待机歼敌。2月26日，国民党军队向黄陂推进，进入红军伏击圈。红军出敌不意，集中优势兵力予以各个击破。经过2月28日和3月1日的两次激战，国民党军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几乎全部被歼，两师师长李明、陈时骥被俘。接着，国民党军队又调集兵力直扑广昌，寻找红军主力决战。3月21日，红军在草台岗又歼敌近一个师。黄陂、草台岗两战共歼敌三个师，俘敌1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这样，就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周恩来、朱德等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没有机械地执行苏区中央局进攻南丰的命令的结果。在红军处于受敌夹击的不利态势时，他们适时定下决心，毅然采取退却的步骤，由被动转为主动，从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并且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