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瑞金到延安的坎坷历程

延  安

我从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前，即开始进行秘密革命活动。1925年冬到1926年冬，党决定派我到江西省南昌中共江西地方委员会工作。当时生活较苦，我患了肺结核。此后一直带病工作，每年都要咳几次血。1932年5月，我在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作，肺病大发作，大吐血，经过几天抢救，度过了生命的危险。从那时起，我治疗了５年病。

１９３２年５月，我在江西兴国县治病。６月以后，由江西转赴福建省汀州治病，周以栗先在那里治病。同年９月，毛主席也来到我们疗养的山上一所房子里休养，他是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排斥被迫来休养的。

１９３３年春，我和周以栗先后回到江西瑞金县治病。当时的“左”倾路线宗派主义的中央，发动了对毛主席的大进攻，反邓、毛、谢、古的斗争开始了。这是他们大反毛主席的前奏。接着也打击我，只因我肺病严重没拿我去斗，但曾三番五次逼我先写声明书或口头检查，让我交代和毛主席的关系，都被我拒绝。

离开苏区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初，我和周以栗得知红军要出发远征。大约是红军出发前两天，我们到中央组织局罗迈那里，要求党中央允许我们跟军队远征。罗迈只简单地回答：“你们不能跟军队走，要服从组织决定，你们就留在这里治病，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当时，我知道我的妻子彭儒要随军队走，我曾向罗迈提出要求，可否让她留下照顾我治病。罗迈回答说：“一切听党的决定，不能再多说。”在此情况下，周以栗和我已知再无话可说，便仍回原疗养地。红军主力出发后不久，苏区中央分局（项英任书记，陈毅为司令员）通知周以栗和我由瑞金转移到于都县的一个乡村。

１９３５年二三月间，苏区中央分局通知周以栗和我，说是苏区情况严重，你们必须离开苏区，病员必须大疏散安置，并决定要我们化装潜赴白区治病。当时，我们要求见项英，要求中央分局允许我们留在苏区，项英不见我们。后来陈毅见了我们，他对我们表示同情和安慰，但仍劝我们鉴于当时的严重形势，还应服从中央分局决定到白区去治病。陈毅说了当时敌人进攻的严重情势，还说红军主力已到贵州，中央开了会，但困难还很大。他说服我们离开苏区到白区，因为今后只能是分散打游击，我们不可能随军队行动，留在苏区难以找到休养的地方。他又说，中央分局经过考虑决定，要我们化装到白区去治病，尽可能利用社会关系做掩护。经过他这些谈话，我和周以栗已了解到，我们留在苏区已不可能，只好同意化装到白区去治病。当时我们曾向陈毅提出要求，给我们介绍一个白区党的组织关系。他说，白区的党被敌人严重地破坏了，现在白区党的组织没有什么关系可以介绍了。我们又向他提出我们到白区养病的时间。他说，你们准备两年吧。两年以后，形势总会变的。最后，陈毅为我写了两个条子，说是你到了白区，在不得已时，可以去找一找金满城，是个文学家。

中央分局派一个排的部队，护送我们到白区去。途中，我们遭遇了敌人突袭，周以栗牺牲了。我脱险后，返回原出发地疗养。大约是４月间，在当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下，苏区斗争形势更为严重，留在那里的红军决定向外突围。中央分局决定我随红军独立三团行动，并由他们掩护我到白区治病。这个团的团长是徐洪，政委是张凯。独立三团是在一个晚上突围的。走了一些时候，要渡过一条河。原计划分两路渡河，团长带两个营走，政委带一个营走，我跟张凯带的这个营行动。这个营到了河边，一部分刚渡到了河中，就发现有敌人阻击，渡河未成又退了回来。敌人不断围堵追击，张凯所带的部队最后只剩下几十人，冲不出去。彭儒被俘（当时也有说她被打死了的）。

在此情况下，张凯认为我再不能跟部队行动了，要我离开部队，争取通过当地群众帮助，潜赴白区找地方疗养。这样，我离开部队住在一个山棚里。以后又通过张凯介绍，陈一新和我住在一起了，他也是要到白区去的。他是王明（陈绍禹）的叔伯弟弟，已有了老婆，现在在上海。他又说，苏区中央分局这次要他跟着一个独立营突围，准备到达适当地方再化装到上海去。后来这个独立营被敌人打散了，他才跑到了这里。知道这些情况后，我们在山棚里就开始研究化装到白区去的问题。

化装潜赴白区　　

我们决定化装为商人，我为老板，陈一新为店员。出去的路线决定先到梅县，再经汕头往上海。

抵达汕头后，我向陈一新提出，我想先到香港，在那里治一下病，然后再往上海，陈一新表示同意。

到香港后三天后，陈一新就到上海去了。我和他约定先在香港治一下病，他先往上海，希望他到了上海找到党的关系后，就写信告诉我。他去后，我次日进了东华医院治病。我在香港住了十几天，未曾收到过陈一新来信。全国解放后，我在中共江西省委工作，现在记不清是在１９４９年下半年或１９５０年上半年，到中南局开会，同时也开中南军政委员会时，我在武汉见到陈一新，才知道他在湖北省人委担任副主席。他说从香港回到上海后，没有找到党的关系，以后在上海当了一段小学教员。

我在香港东华医院治疗的同时，就考虑着今后再往哪里去治病的问题。香港生活费高，我在那里毫无社会关系，不能久住。于是决定先从广州彭儒的哥哥彭瑛处打听出彭儒的消息再说。彭瑛几年前在广州国民党省党部宣传部任干事。１９３２年秋在福建汀州治病时，彭儒曾从那里的邮局和她家里通过信（这是当时中央苏区唯一可以和白区通邮的一个地方）。她的父亲回信告诉了她哥哥彭瑛在广州的情况。我当时选了一个旅馆作为通信处，化名王真给彭瑛去了信。本来我那时并未指望一定有回信，因为距离上次通信时间已过去很久，通信处是否变更了也不知道，即使收到我的信，她家里是否回信也很难肯定，而且彭儒被俘后的生死更是成大问题。出乎意料的是，去信后，两天内我到旅馆去查看时，竟然有了一封回信。我趁着旅馆收信框前没有什么人时取了这封回信，内心又喜又惊地回到了医院。回信是彭瑛写的，信中首先告诉我彭儒已平安达到广州，现在和以前一样好，还表示关心我的身体，其意极为亲切，并要我到广州去休息，还告诉我他在广州的地址。特别使我比较放心的是彭儒在信笺旁边写了几行关切安慰我的话，说她已安全到了广州，极盼我尽快到广州来等语。

我得到回信，曾想了又想，彭瑛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如果我到那里去是否会害我？彭儒被俘后的情况究竟如何？我再三考虑，认为彭儒在政治上是不至于发生什么大变化的，我猜想是得自她哥哥之助才能被释放，如果政治上变节了因而保存生命，那或许不会这样快到达广州，至少也要被感化一时期。至于她的哥哥对我的态度，我当时是这样估计的：他对于我是有相当同情诚意的，因为如果他对我不同情甚至反对，那么他接到我的信以后就一定不会回信，更加不会把我的信交给彭儒，既然他把我的信交给了彭儒，而且共同很恳切地回了我的信，那可以看出他对我一定有很大的诚意。而且我很有把握认定彭儒无论在什么困难之下是一定会援助我的。因此，我决定到广州去一趟。

我事先没给彭瑛去信告诉我的行期。我到了广州，下车后雇了一辆出租小汽车，按照回信上告诉我的门牌，出其不意地到了彭瑛家里。我当时见到了彭瑛、彭儒和她的嫂嫂。他们高兴地说了一些关心我身体和安慰我的话。我问了彭儒被俘后是如何被营救出的情况。他们一面谈着，一面将彭儒被释放的几个电报和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常务委员黄麟书给邓龙光的一封保释信给我看。原来，她是被广东独立九师一个部队俘虏的，俘虏她的那个团的团长名叫唐璞，是一个湖南人，年纪约50岁。那个团长念及同乡与所谓爱惜青年的关系，在知道彭儒哥哥任事于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时候（彭儒被审时说出的），便打了一个电报去查问，彭瑛接到了这个电报后，请求他的上司黄麟书去电邓龙光保释，一面他又得到黄的保释信，亲自到安远独立九师师部去。彭儒便顺利地被释放，并偕其哥哥回到广州。

为了安全起见，当天晚饭后，彭瑛便把我带到广州市沙河他的一个湖南同乡谭养元家里去。一个多月后，彭瑛要我住到他的家里去。于是，我７月间又回到广州。可是，他家只住一个房间，那时正是夏天，城市的空气也很不好，我在他家住了很短一段时间，又咳血了。彭瑛为了照顾我疗养病，也为了减轻一些生活负担，他通过亲戚，在离广州大约80华里靠海边的一个村——潭山（大概属番禺县）租了两间房子，把他的家和我一起迁到这个乡下去了。这个村庄既靠海边，附近又有一片松林。我在这个地方住了半年多，对疗养有大帮助，我的病好了些。

１９３５年大约九十月间，彭儒的母亲来到广州潭山乡下来看我们。那时西南政局便有些动摇，广东与南京冲突益烈，国民党省党部将改组，彭瑛的饭碗将要发生问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和彭儒回到她的家乡湖南宜章碕石彭家。１９３６年冬天，发生了西安事变。我由此估算了红军北上的方向。大约是１９３７年１月，彭儒家里同村的一个叫周礼的红军干部曾给他家里来了信，说红军已到达陕北，我和彭儒得此消息，心里暗自无限高兴。我决心离开彭儒家去找红军。经过一番周折，１９３７年３月到了广州。

到上海寻找党的关系　　

我到广州后，休息了很短一段时间，４月间搭轮船经一星期到了上海。

我当时的想法是：首先是想到上海去找我们党的关系，争取等弄清楚红军在西北的所在地，要有把握地再往西北去（西安事变后，虽然我已经大体知道红军已到西北）。我到上海去找党的关系的希望， 就是寄托在到上海后，看能否找到宋的庆龄，如能找到她，得到她的帮助，就可能找到党的关系。因为我在1935年离开江西苏区时，陈毅曾说我们如果到上海，有可能找到鲁迅、宋庆龄时，就有可能找到党的关系，说他们同情我们党，和我党有联系。陈一新在江西安南地区时，也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我在上海住了一星期，这一星期中，我每天跑书店，如生活书店、上海杂志公司等，去翻阅书报。我从一个刊物上知道上海有左翼文化运动的一批人，反对左翼者把艾思奇、平心等列为左翼代表人物。我特别在《自修大学》、《读书生活》上，看到了艾思奇、平心自己做的一些文章，因此判断艾思奇、平心这一类人是接近和同情我们党的。我觉得当时在上海要找到党的关系，只有设法接近左翼文化运动的作家才有希望。于是我照着艾、平等著作出版的书店去设法访问他们。

有一天在新知书店我向该店店员探问艾、平等住处，那店员非常同情地告诉我说，平心住处不知道，艾思奇可在读书生活社拜会他。我立即到读书生活社去，时已傍晚，社门关着，约我次日下午3时再来。我按时再去，刚问起艾君在否的时候，艾就出现在我面前，“我就是艾思奇”，艾见面说了这句话。后来我和艾谈起我来上海的动机，我问起七君子情形，又问及西安事变，艾谈话中说了一句“我们国民党方面”，因此使我非常怀疑（艾当时迫于环境，谈话当然是很谨慎的，他也很难相信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本拟向他吐露的关于我本人究竟要找什么样的朋友的真情，也就不好再说下去。但是他又仿佛认为我是一个好人，暗示着上海环境还是不太好。我头一次和艾见面谈话，丝毫未获我预期的结果。我第二次去找他，未见着他，他留下一个条子，约我过两天再去。

在我未到上海之前，就怀着这样一种希望，以为可从鲁迅、蔡元培那里设法间接找到党的关系。可是当我还在湖南时，鲁迅去世了，那时我在报上看到鲁迅逝世的消息，失声痛哭。后来到了上海，也不知道蔡元培究竟住在哪里，而我直接去找他，也不见得可以找得到。于是我决定到南京去。到南京去时，有两个希望，一个就是彭瑛曾介绍了他的一个执友李奇中，希望从李那里筹措一些路费；另一希望，就是去找蔡元培得意的一个北大学生陈剑翛，想从陈那里间接找到蔡元培。

在南京得到帮助　　

我于1937年阴历五月初一到了南京，旋即去找李奇中（李过去和彭瑛共事于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李在广州被捕一次，是彭瑛当时设法援救出来的。这是彭瑛告诉我的一些情形），他当时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学习。因彭瑛给他的信中故意说我是要到外面找事，请他设法筹路费，于是我向他提起路费找事问题。他答复说，找事是极困难，因为我现在还是学生，至于路费，当尽力帮助。

过一天李奇中约我到他家去吃便饭。在座的有他的两个同学，都是十七路军杨虎城那里的军官。他们谈起西安事变，说，如果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成功了，那事情就妙了，可惜共产党却不这样干。他们对于十七路军似乎比较悲观。他们又谈论起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回忆录的出版，是李奇中先提起的。李问他的两个同学看见这个本子没有。李当时说这个回忆录的出版对于国家领袖风格是不好的。他说：“谁不知道委员长与周恩来谈判，要谈判就谈判，这是国家内政，你（指蒋介石）不同共产党谈判，又还有什么好办法呢？”李还说：“如果真正国共合作，在我认为是好的，但是不知道将来结果如何。”我非常注意听他们的谈论，有时也插一两句反问的话，为的是引他们多谈一点。

这二人走后，我对李奇中说：“我想到广西去。”并说：“听说广西还不错。”他问我：“你那里有朋友么？”我又佯答复：“不多。”后来我向他问起西北情形，他说：“西安事变已经谈判好了，红军改编三个师，据说由中央每月给50万，但是到底究竟怎样，现在还不知道。”他还说，西安事变后，有许多青年学生到了陕北。我接着就说：“将来有机会，我也想到西北去看看。”他进一步问我，到底我的去向是怎样，他忠告式地向我提出，他觉得青年人不要随便乱跑，外面朋友不多的话，找事是异常困难的，他认为如果我真有意思到西北去，这也是好的。从李奇中和他两个朋友及和我的谈话中，我看出他是不会阻挠我到西北去的，并且以他与彭瑛患难朋友的关系，即使知道我真要到西北，他也不至于为难我。于是我进一步向他说：“到西北不就是到陕北去吗？”他说：“那当然，现在所谓西北去，就是指陕北去。”“不过彭瑛是否赞成你去呢？”我说：“这是我自己的事，即据你说的去那里的也不只我一个。”“并且去陕北，也不一定要做共产党。”我补充一句。他说：“做共产党现在也没什么了不得。”他进一步问我：“你在陕北有什么朋友吗？”我说：“多年以前，听说有些朋友到过红军里去，但现在不知道情形。”这一段谈话，他已经看出我某些真意，并大体猜出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进而再向我说：“我是彭瑛的患难朋友，我们彼此过去虽不相识，而我却等于彭瑛和你一样，你有什么话尽管说，你过去参加过红军吗？”我大胆地说：“很久以前曾参加过。”他说：“我过去也参加过呢。”我告诉他我决心到陕北去，并请他帮助我筹措路费。他告诉我说，他们军校要到洛阳去进行毕业演习，有车上洛阳。他要我和他一起搭他们到洛阳演习的车往西安，不过要在南京等一星期。于是，我同意和他一起同车北去，并对他表示谢意。当时，他告诉了我开车日期、时间。他认为同他同车去，路上也要安全一些，并要我在南京，少外出，且切不可谈政治问题，他告诉我南京环境非常坏。于是我就等着动身离开南京。

当时，西安救国联合会的一个委员李木庵老先生也请假回南京料理家务。李木庵是湖南桂阳人，与李奇中是同乡，且曾帮助李奇中解决过一个离婚案子，李木庵与李奇中算是好朋友。经李奇中介绍我跟他见了面。李奇中并说：“李老先生是一个进步的爱国志士。”后来我在李木庵住的旅馆和他进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谈话。我问及陕北和西安事变情形。这位老先生异常热忱地以无党无派的立场，述说着西安事变由于共产党的和平方针解决的经过。他说：“这造福于民族国家是不小。”后来继续说到陕北红军的情形，无形中流露出他是站在红军这一边的。我问到西安救国联合会的情形，他说：“我是其中的一个委员，”“救国会是无党派的，它是促进和平统一实行救国的一个团体。”我告诉他我要到陕北，我说过去那里曾有过我一些朋友，并请他给我一些指导和帮助。他反问着我，是否加入过红军，我率直地告诉他我加入过。他又问我为什么到南京来的，我告诉他因身体有病，曾在广东、湖南休养很久，现在特经过南京，我向他谈及过红军过去一些情形。于是他相信我过去是红军里的。他进而告诉我红军在西安有办事处，但现在不能公开，并说周恩来、叶剑英都在那里，他问我认识周、叶吗？我说周不曾认识过，叶好像见过面。他说，那很好，我可以设法介绍你在西安找到办事处。我请他写信给我介绍。他想了一下，说，“西安救国联合会我有一个熟人，是陕北来的，名谢华，你到西安可去找他，他可以介绍你到叶那里去。”接着他写了一个小条子给谢华。我收好了这条子，他又嘱咐我，这个条子是要守秘密的，切不可给旁人知道。这样我和李木庵老人结束了这一次愉快的谈话。焦思苦虑的不得解决的问题，意外地获得了这位老人的援助，使我可以顺利找到党的关系了。我和李木庵的这一次谈话，李奇中是不知道的。

我在南京时还会见了我的一个同乡陈剑翛。他是北大学生，后曾留学英国，１９２６年春由英回国后，曾回到遂川。那时我正以国民党省党部指导员名义在遂川建立县党部，曾请他演讲了一次，当时他是讲什么是马克思学说。这次讲演后，曾和他往来几次，当时曾把他当作朋友，那时他对我们是同情的，特别在改造县政等问题上，能和我们一致。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是同宗，又是所谓道友。在大革命失败后，我就不知道他的消息了。后来在东方杂志撰稿人上看见有他的名字，并注明他在中央大学任教务长，因而知道他在南京。他在北大时是蔡元培的得意学生，我去会见他的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帮助我去见蔡元培（当时我不知道蔡在重病，且政治态度消极了）。我到南京第二天往中央大学去访问他，果然见到他了。他开始见着我很愕然，但他还记得我是陈林（我中小学的真名），他颇惊讶地问我为什么到南京来。我告诉他我是从湖南来的，并把我的来意略为说了一点。他首先似乎很伤感地谈起家乡情形，后来又说到南京环境还不好，要我在行动上注意，他表示对我很爱惜，说我是一个有为的青年人。说到蔡元培，他告诉我蔡病得很重，且现在已谢绝一切政治问题，并说南京方面有许多人对蔡不满，非难蔡曾害了许多青年。他说明他是愿意帮助我去见蔡的，但据他估计，一定不能达到会见的目的，所以他主张还是不去见的好。他最后表示对我很关念，主张我不要多留南京。在我和他的谈话中，他也曾谈及时局，似乎表示他是不满南京现状的，他特别表示不满意蓝衣社，认为蒋介石眼光不如孙中山，因此在我问及国共谈判问题时，他觉得前途还很难知道，他觉得国共如能合作，那是好现象。说起中华民族前途时，他觉得很悲观似的，他说：“我在学校对学生说中华民族有希望，实在我心里感觉中国很危险，现在南京还在闹着很利害的派别斗争。”我也曾把在湖南知道的关于国大选举的腐败情形，告诉了他一些，我说这样情形的国大，对民族国家是没有多大意思的。他说他和毛泽东等７个人曾组织过一个小组，他认为他和毛是朋友，他说自己当时还没有看出毛是这样有才干的人。他也认识张国焘，但他对张国焘不佩服。

来到延安

与李奇中同车到洛阳之后，我即转车赴西安。我到西安时已是夜间，次晨即往西安救国联合会去找谢华。见了谢华，我交给他李木庵老先生的信。稍谈，他旋即送我到西安我军办事处。我在十分欢庆和异常振奋的心情中，见到了周恩来和叶剑英。周恩来见了我，紧握我的手说，我们想不到你还能活下来。他一面安慰我先在西安治病，同时，把我送到宣侠父家里休息。过了几天，周恩来还给了我一些路费寄给彭儒，让彭儒能很快回到陕北来。我在西安治病休养了一个月（因到了西安咳血病又发作）。大约是１９３７年６月间，我先由西安到了我一心向往的陕北，并且很快在无限振奋、无限激动的心情中，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给了我莫大的鼓励。我向他汇报了我是怎么到白区去治病，又是怎么回到延安的。

回到陕北后，我的身体还是不好，中央要我继续休息。但是，抗战爆发，自己急于想做工作。到了１９３７年大约是八九月，中央决定我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任教育厅厅长。我在边区政府教育厅工作，时间共有三四个月，身体仍然不好，一面工作，一面半休息。

１９３８年初到３月，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我担任军委总政宣传部部长。那时，我的肺病尚未好，党中央决定我赴苏联治病。大约是３月上旬，我和蔡畅等同志，从延安到西安，再从西安起即搭乘苏联红军运输队汽车往新疆。我记得从西安到新疆哈密一段都是汽车，从哈密到迪化（即现在的乌鲁木齐———编者注）坐的是飞机。以后我一直在迪化治病，未去苏联。当时，迪化我党的负责人是邓发。到了１９３９年７月，我那时病已好些，我向邓发提出要求回延安。邓发原有意留我在迪化工作，曾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因患肺病，那里气候冷些，我向邓发建议我仍回延安。邓发同意我仍回延安。

我由新疆回到延安后，那时，中央组织部部长是陈云，李富春是副部长。我曾向陈云汇报了我根据苏区中央分局的决定到白区去治病的两年情况。他负责审查了我这两年在白区养病的经过和历史事实，并为我写了书面结论，党组织表示对我信任。１９４０年冬，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央局，陈云通知我说，中央决定我到边区中央局（后改为西北局）担任组织部部长。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