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川会谈前后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突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11月，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配合，在直罗镇打了一个大胜仗，全歼敌人一个师，击溃一个师，师长牛元峰自杀身亡。这—仗缴获了许多武器弹药，抓获了很多俘虏，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同时我党抗日救亡的主张和优待俘虏的行动，对东北军产生很大的影响。张学良本人也受到很大的震动，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路。

我党在长征途中，就已经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党派、各界人士和各部队停止敌对行动，共同抗日救国。到达陕北后，12月在瓦窑堡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对于我党团结抗日的这些方针政策，当时张学良将军已有所了解。为了争取东北军停止内战，我们党释放了国民党俘虏，首先释放了张学良的亲信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高福源本来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的学生，做过张学良卫队营的营长，以后升任为尖子团团长，很受张的器重。高是在榆林桥战役中被我十五军团俘获的，在瓦窑堡住了两个多月。他亲身体验到我军优待俘虏、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官兵一致的优良作风，亲眼看到我党我军真诚团结抗日的言行，认识到只有团结抗日才有出路，悔恨自己不去打日本人，反而与自己的同胞红军作战，觉得对不起东北的三千万父老兄弟，要求回去做张学良的工作，争取张共同抗日。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接见了高福源。在问明他的安全确有保证以后，就同意让他回西安去对张学良进行劝说。

高于1936年1月起程，先到洛川，经由东北军六十七军长王以哲的引见，回去见到了张学良。高向张详细报告了在红军中的所见所闻和自己的切身感受，劝张学良同共产党团结抗日，“打回老家去”。高的劝说，对张学良很有影响。与此同时，我党也通过多种渠道，对张进行了工作。加上张本人有家仇国恨，听了高福源的陈述，因此下了决心，决定与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问题。他让高立即返回瓦窑堡，请我军派出正式代表，到洛川会谈。这样，就为双方接触，建立了联系。

2月中旬，中央决定，让李克农同志和我一起到洛川同张学良会谈。克农同志是代表团总的负责人。克农同志曾经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中央到达瓦窑堡后，克农同志任中央联络局局长，当时的联络局对外实际上是外事部门的性质。因此，党派他全面负责这次会谈工作。当时我是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贸易总局局长，让我负责谈判通商、贸易问题。如果会谈成功，还要我到白区去采购一批苏区急需的物资。

我们是2月21日从瓦窑堡出发的。代表团—行除克农同志和我以外，还有中央军委二局研究员戴镜元同志，他以机要译电员的身分参加；还有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一位同志，负责警卫工作；另有中央保卫局的一位饲养员同志。此外，中央还派了两个同志护送，在我们到达鄜县（今富县）后，他们就回去了。高福源作为联络员陪我们同行。

我们都骑着马，改了装。克农同志和我身着中山服。我改名叫“徐之光”。戴镜元穿学生服，当时他只有17岁，个子小，加上很少讲话，有些羞怯，很像刚出远门上学的学生。警卫员是陕北人打扮，头上围一条毛巾，身着对襟白布衫，腰间扎一根布带，怀里藏着驳壳前面。高福源也着的是便服。

我们这次出来，是中央派的正式代表，首次与东北军会谈，能否谈成，是很难预料的。当时，我们作了两手准备：一是谈成，两军停战，互不侵犯，相互通商。根据张学良的态度和东北军的情况，以及我们党的政治影响和红军作战能力，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到底是首次接触，我们也不能不作好谈不成的准备。当时我们大家对于党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都感到很振奋，愿意尽最大努力去完成。同时，也感到任务是艰巨的。

瓦窑堡位于延安以北。我们一路从北向南经蟠龙、甘泉、鄜县，到达洛川。为了减少沿途的麻烦，每经城镇总是绕道通过，夜间也总是住宿在红军驻地的村庄。只是在鄜县进了城。那是2月25日上午，西北风卷着大雪，从我们的背后和侧面打来，路上积雪很厚，行路确很艰难。我们暂歇在城外一个村子里，由高福源进城联系。城里驻有东北军六十七军一个团，他们早有准备，知道我们已到城外，就由团长亲自出来把我们迎进城去，还款待我们吃了一顿午饭。饭后，我们急向洛川赶去。这时风雪小多了，行军速度也快些，到洛川时已近午夜。

洛 川 会 谈

洛川是东北军六十七军的驻地。我们到达时，军长王以哲、参谋长赵镇藩热情地接待我们。这次会谈是秘密进行的。我们出发时，没有对任何人讲过要到洛川会谈；王以哲、赵镇藩他们更是小心冀翼，生怕泄露出去。他们把我们安排在一个事先准备好的、行人稀少、非常僻静的院子里。六十七军军部驻屯在洛川东门附近的孔庙大院内，我们住的四合院就在他们的军部旁边。这是一个有三进的四合院，我们住在最后一进，外面有哨兵把守。他们派了参谋处长佟道和一名副官陪我们住在里面，负责双方的联络工作。在这里，他们把生活和伙食都安排得很好，据说是他们的上级长官亲自交待的。

王以哲、赵镇藩接待我们以后，很快向张学良秘密发报汇报情况。我们在出发前，我党中央也以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和司令员彭德怀的名义，电告了张学良和王以哲。张曾表示要亲自参加会谈。但这时，张因事正在南京，所以回电要王、赵妥善招待我们，可以先谈局部问题、具体问题，重大问题等他回来再谈。

当时通商问题是双方都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就先从通商问题谈起。在东北军方面有许多问题急需解决。因为我们到达陕北后，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解放了许多地方，好些农村成了革命根据地。有些地方也是我们经常活动的游击区。六十七军的部分军队，几个月来被困在城里，买不到粮食和柴火。好些东西靠飞机空投接济，但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驻军的需要。信件投递更谈不上。加上部队长时期得不到换防，军需装备不好解决。所以他们希望停止内战，互不侵犯，相互通商。当时我们红军也有些困难需要解决。如军需、武器弹药、医疗、器械、药品以及一些必要的电讯、文化设备都很缺乏。同时，陕北地广人稀，土地脊薄，再加国民党的祸害，人民生活极端困难。我们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不但要解决军队自身的给养，还要解决人民生活疾苦的问题，因此通过会谈，打破封锁，也是我们在这次会谈中期决的重要任务之一。

根据双方的迫切需要，我们到达的第二天就开始和王以哲、赵镇藩进行会谈。双方首先对通商问题交换看法。我们说：当前日寇烧杀掳掠，蹂躏人民，而蒋介石却搞不抵抗政策，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我们都是中华儿女，应该炮口对外，收复失地。因此，两军不宜再对立下去，应该尽快解除封锁，实行通商贸易，互通有无，以解决彼此的困难。通过通商贸易，也可以相互走访，加深了解。为此，互相可派人到对方管辖地区采购所需物品，对方不得阻拦；还应给予方便，并保护办货人员的安全。他们说：城里部队被围困几个月，粮食、柴火、蔬菜等农副产品供应缺乏，他们希望：一是由他们派人下乡采购，二是由我们动员老乡送贷进城。他们还要求恢复六十七军在鄜县、甘泉、延安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并允许被困在甘泉县的两个营换防。当时，克农同志又具体讲了大敌当前，应该停止内战、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等我党的主张，并提出各守现有驻地等等问题。我们随时把谈判的情况，用密电向中央作了汇报。

会谈就红军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局部合作问题达成了几项口头协议：

政治方面：他们正式同意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军事方面：确定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包括六十七军在陕甘边区及关中地区的防地），我方允许在甘泉被围困半年的六十七军的两个营重新换防。

经济方面：恢复红、白区通商，恢复六十七军在鄜县、甘泉、延安公路上的交通经济往来。延安、甘泉两地六十七军所需的粮食、柴火等物，一是六十七军自己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一是红军转饬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送粮、送柴进城出卖，便利东北军。双方都可互派人员到对方驻地办货。双方对办货人员要负保护之责，并给予方便。但为掩人耳目，办货人员应着便服。

以上口头协议商定后，我们也以密电向中央汇报，得到批准。双方约定自3月5日起秘密下达执行。

洛 川 续 谈

张学良是3月3日从南京回到西安的，4日亲自驾驶飞机飞抵洛川，到后就来我们住处看望。他身着便装，手拄文明棍，貌似商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克农同志握住他的手说：“张将军，你解甲从商啦！”随即是一阵笑声。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主客之间都不拘形迹，比较随便。

下午3点左右，就在我们住地开始了会谈。张学良谈了几个方面的问题。他首先表示：会谈开始的情况，已听过王、赵的报告，认为很好，完全同意那几项协议。接着谈到国际国内形势。他先请我们发表中共方面的看法，并问中共对抗日战争的看法。对这两个问题，克农同志根据中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作了解释说明。张又提出了抗日民族统—战线和我军东征的问题。他认为我们东征既然是抗日，就不应该走山西，而应该走宁夏、绥远；认为我们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不行，他说蒋介石有国家政权、军队、财权，实力雄厚；还说蒋这个人什么都干得出来。

克农同志解释东征取道山西，是为了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共同抗日和解决我军军需与兵源的问题。至予抗日统一战线包括不包括蒋介石，这取决于蒋介石本人。我党“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对国际国内形势，对中日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都已作了透彻的分析。提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全国总动员、全民总动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主张。目前我军正开赴抗日前线，对日作战。这些都是符合全国人民意愿的。而蒋介石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不仅不抗日，反而继续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镇压抗日民众，“围剿”抗日红军，坚持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与他合作，岂不是与虎谋皮吗？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展开了坦率的争论。最后克农同志表示：你的意见，我们可以向党中央汇报。这次会谈，对联蒋抗日还是反蒋抗日的问题，双方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

我们的会谈，持续到5日凌晨4点左右才结束。双方确定了这样几条协议：

一、我方请示中央，请毛泽东同志或周恩来同志与张学良当面会晤，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地点初步定在肤施县城（延安），时间由我方决定。

二、为了推动国防政府的成立和组织抗日联军的活动，由我方派一位代表常驻西安（即后来派的刘鼎同志），由张学良给以灰色名义作掩护，以便开展工作。

三、红军与东北军派代表出国的路线问题，由张学良负责与新疆盛世才联系。

四、这是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谈，不登报，不外传，只在双方部队秘密实施。

会谈期间，除商定这些问题外，彼此还作了进一步交谈，使张学良对我党抗日救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这次会谈虽是初步接触，是打前站的性质，但确是很重要的。它在联合抗日问题上，迈出了可喜的—步，为周恩来副主席同张学良在延安进一步的商谈，铺平了道路。

4月9日，周副主席偕李克农同志等到肤施（延安）与张学良、王以哲会商联合抗日救国大计。在谈到是否联蒋抗日这个问题时，恩来同志说：抗战如果争取不到蒋介石这个集团参加，将是一个大的损失，争取过来是有好处的。但蒋介石是中国大官僚买办阶级的头子，视人民为死敌，他的指导思想是西太后的“宁予外人，不给家奴”的思想，所以他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外实行不抵抗主义，使日寇占领了我东北全境，在华北长驱直入，如履平地。使我无数炎黄子孙，惨死在日寇的铁蹄之下。对内他又疯狂镇压抗日民众，“围剿”抗日红军，实际上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不过，为了抗日大计，我们可以既往不咎，愿意争取这个力量。但是先让步是不行的。让步太多，会使不知足的人认为我们软弱可欺，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所以要让步，还得要斗争；只有经过斗争，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最后商定：由张在里面劝，我们在外面逼，内外夹攻，逼蒋抗日。这次会谈，就成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和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契机。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