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周恩来指挥南方局进行的政治反攻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

周恩来1月11日得知新四军军部惨遭蒋军围歼后，连夜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局势和斗争方针，采取应变的紧急措施。

毛泽东1月15日急告周恩来，政冶上要发动猛烈的、坚决的、全面的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蒋的进攻，惟如此才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和进攻，“要准备国民党的突然袭击。”

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革命委员会通令，诬蔑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通缉项英。这反动命令第二天就要在报纸上发表。新闻检查官已坐在新华日报馆监视。

周恩来无比愤恨地在电话中斥责何应钦：“你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镇定地部署政治反击和准备应付国民党军警突然袭击南方局机关，首先动员和组织机关的全体同志应变。

当晚，在红岩召开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全体同志开会，周恩来沉痛地讲了皖南事变经过情况，当前我们面临的形势和我们的对策。他分析时局发展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国共关系全面破裂；另一种可能是打退蒋、何的猖狂进攻，争取继续合作抗日。我们虽然损失了一个新四军军部，可我们还有几万新四军，几十万八路军，我们还有力量。蒋介石要完全投降必须考虑这点。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和亲日派大资产阶级还有矛盾，蒋介石要全面反共就要完全投降，但英美要他牵制日本，不同意他降日，所以蒋既要反共，又不敢彻底破裂。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但不愿破裂，不然我们就要处于两面作战的境地，还是要力争继续合作抗日，但也要充分准备他全面破裂。就是他不敢全面破裂，我们也要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他袭击我们南方局机关，主要是要搞我们党的机密：密码、文件、地下党员名单等。因此，必要时我们也要进行适当的抵抗，把机密文件毁完了，就准备坐牢。在出现这种情况时，我要出面交涉。我是蒋介石、国民党请来的，一定要尽可能争取让蒋把我们送回延安，争取全师而归。如果国民党把我们全抓起来了，我们就一起坐牢。他们要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男同志都承认是共产党员，女同志只承认是家属，因为我们是公开的共产党机关。问你们党组织的情况，就说我们的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泽东，这里有支部，书记是周恩来。再问还有哪些负责人，就说有董必武、邓颖超，再要问就说不知道，让他们问周恩来。我们在牢里，要坚持不泄露党的机密，好好保养身体。国民党也有可能不杀我们，但也要作最坏的准备，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块儿牺牲。要学习先烈，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我们现在的工作更困难了，我们当共产党员就不要怕困难。只要国民党还没有把我们抓起来，就要坚持工作。为了避免和减少牺牲，要疏散一些同志，留下的同志要更加努力地工作。

会后，南方局领导同志有条不紊地紧急部署工作，主要是发动政治反攻。当务之急是对付坐在新华日报馆里的新闻检查官。同时，要准备办事处被突然袭击，要想一切办法哪怕抵挡几分钟，焚毁机密文件。

在国民党政府反动命令发布的次日凌晨，在国统区的心脏——重庆，爆炸了第一颗重型炸弹——特殊形式的“炸弹宣言”：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向江南死难烈士致哀”和怀叶挺的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以哀婉的诗句表达了严正的质问，沉痛的控诉，愤慨的抗议，严厉的谴责。这是周恩来针对蒋介石发出的惊雷闪电般的第一个反击。国民党当局出乎意外，手忙脚乱地抓报童，没收报纸，向《新华日报》发出“最后警告”。但是消息已传遍山城，震撼中外，赢得了广泛的同情，激起了巨大的义愤。后来毛泽东听叶剑英汇报这场斗争时，赞叹道：“令人神往”。

17日动员会后，叶剑英指导军事组起草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由周、叶修改审定。这份文件约七千多字，列举充分事实、文电（包括蒋、顾等的嘉奖），有力地批驳国民党当局制造的种种莫须有的借口，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他们有计划、有步骤消灭新四军的阴谋。文件不能公开发表，就由办事处工作人员分送各小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这是周恩来题词见报两天后给蒋、何等又一次猛击。

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发出反动命令的第三天，1月20日延安上空升起了又一颗导弹似的“炸弹宣言”：我们党公开申明，坚决反对“皓电”和不承认1月17日的反动命令，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重建新四军，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任命了副军长、政治委员等一批领导要员。军委发言人发表谈话，痛斥亲日派破坏抗日，袭击人民军队，发动内战的滔天罪行，尖锐指出：“这是日寇欲借中国人之手，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巩固日本南进的后方，配合希特勒进攻英国的计划。”号召全国人民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为了挽救危局，提出解决办法十二条，包括停止挑衅，取消反动命令，承认错误，惩办祸首等等。国民党当局把皖南事变说成只是军纪，中共说，这是关乎政治的大事。他们说只是局部，我们说事涉全局。他们说只是内政，我们说涉及外交。这是中共对国民党当局最猛烈的政治反攻。

紧接着，美国女记者斯特朗在美国的一些报纸和“美亚”杂志发表长文，详细记述了周恩来1940年12月下旬同她的几次谈话，并郑重托她发表的一束材料。尤其重要的是后来托可靠朋友妥交给她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正式声明。同时期斯诺也发表了周恩来给他的材料和他的评论。毫无疑义，这是全面、系统、绝对权威性的信息。全世界都知道了皖南事变的前因后果、国民党当局的剿共阴谋、中共的强硬态度和解决问题的切实办法。国民党当局打内战，势必抗战熄火，日军南下，直接威胁到英美的利益。英美政府原指望蒋介石牵制日军南下才给他贷款和军火，但蒋介石却用来消灭抗日力量，为降日肃清道路。这种情况，英美人民怎能不关切？英美政府怎能不考虑呢？

这里充分显示出周恩来对皖南事变的预见。他灵活运用日、英美、蒋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冲破蒋介石封锁下了两着绝妙好棋。这些外国朋友都为中国人民抗日作出了国际主义的贡献。

红岩、曾家岩、虎头岩（新华日报馆所在地）成了政治反攻的基地。有的同志编写传单和小册子。有的同志把中央文件和有关材料翻译成英文。有的同志打印出来。有的同志四出散发，并且用各种方式邮送、传递到外地和国外。统战工作委员会下属的党派组、妇女组、青年组、文化组等都以适当的方式进行活动。外事组的龚澎不管外国记者宿舍门禁多么森严，总有办法传递信息。在中国保卫大同盟工作的德籍友好人士安娜，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将宣传品送往香港和国外。那时有个严格规定，外出必须把去向和返回时间告诉留守同志，如果逾时不归，以便党组织好有个寻找的线索。必须保留的机密用蝇头小楷写在极薄的纸片上，装在火柴盒里，再放几根火柴，一听到警铃，马上焚毁。曾家岩机关不设警卫人员，晚间干部轮流值班。

南方局领导同志大力开展国际、国内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深入向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各界代表人士等宣传十二条是挽救时局危机的惟一办法，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国民党元老派，美洲、南洋侨领都打电报谴责蒋介石打内战，败坏抗战大业。民主派、爱国将领也深感忧愤。广大人民反对内战，各根据地群众纷纷严重抗议，汇成了风起云涌的抗议怒潮。

周恩来、叶剑英抓紧做苏、英、美外交官的工作。周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有交往，向他痛陈利害，促卡尔推动英政府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美国总统派特使居里来华调查。国民党当局曾企图阻挠居里同周恩来见面，未能得逞。周恩来向居里表明了中共的坚决态度。美国政府根据居里的报告，明确表态，如果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抗战熄火，美国将暂时停止援助。依赖外援成性的蒋介石最怕这一手。叶剑英向苏联驻华大使通信息，对崔可夫做工作。苏联大使向何应钦提出质问，外交部长也拒绝出席中国驻苏大使的宴会。蒋介石感受到了国际的压力。

在险恶形势下，为减少损失，南方局逐步撤退干部。先由各组提出名单，经过领导审查后决定。包括干部、进步朋友和烈士遗孤等，回延安的居多数，也有去李先念处和新四军江北部队的。一部分文化、新闻、学术等方面的知名党员干部和进步朋友就撤退到香港、南洋，转换阵地作战，在香港形成据点，写文章，办报纸，出书刊，再反射到内地来。去南洋的干部还积极开展华侨工作。有些同志就近在四川转入地下，以公开职业（如中小学教师等）作掩护，隐蔽起来。

周恩来要求，对每一撤退同志，都要周密考虑怎样使他走得脱，站得住，能发挥作用。撤退途中的合法证件、交通工具、旅费都要有办法解决。转入地下的同志一般暂时与组织割断联系，由叶剑英把他们的名单带回延安，倘若因形势变化，失掉关系，还可以查证。这对党员是至关重要的。周恩来还提出了“三化”（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使中央的隐蔽方针更具体化，使党员从积极方面领会和贯彻。隐蔽不是蛰伏隐僻处，而是深入群众，广交明友，努力学习，积储力量。这次艰巨的撤退工作真正做到了对每个同志负责到底，也同进步朋友结成了患难知交。

我们一般干部都是按周恩来1月17日夜讲话行事，不知道十天后中央才同意周、董、邓留渝，干部逐步撤退的意见。中央原来的意见是紧急先撤周、叶、董、邓等领导干部，留少数人守机关。中央在1月18、20两日电周恩来：“国民党已准备破裂，你们在重庆的环境日险，应即离渝返延”。中央决定“将各办事处逐步撤销，人员陆续撤回。周、叶、董、邓及办事处、报社重要干部于最短期离渝，将非党干部迅速向南洋国外撤退。资料、文件、密码、电稿作积极处理，对留在办事处人员应给以气节教育，作好最坏准备”。显然，中央要考虑张学良、叶挺被扣的教训。

南方局反复研究了撤留问题，仍旧认为时局发展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国共关系完全破裂，全面内战爆发；二是国民党当局还不敢全面破裂。由于国内外的责难，他们正由进攻开始转向防御。只要还有打退他们进攻的任何可能性，就不应丢掉。我们要进行政治大反攻，不可轻易放弃这块重要阵地。只要还没有最后破裂，这里是同他们交涉的主渠道，也是联系中间派和广大群众的要地。况且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力量尚未撤退、转移、疏散完毕。再说蒋介石也不会放我们全走，因此，以逐步撤退为好，周、董、邓留下。最后周恩来坚决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周恩来反复向中央陈述了自己的建议。

中央1月25日仍电示周：“蒋若不接受十二条，你要求回延。”蒋介石发出反动命令一周后，日寇突然在河南大举进攻。三日后，中央同意叶返延，周、董、邓留渝及干部逐步撤退的建议，并指出：“但须估计到蒋全部逮捕我们的人，须准备应付全部逮捕”，并“明告张冲，除非取消1月17日命令，没有谈判余地，办事处人员要打要杀权在他们，我们是每人都准备杀头的。如他们亦认为两军相交，不斩来使，则放我们回延，否则他们自便。在他们没有宣布全部破裂以前（取消八路军番号，宣布中共叛变）我们办事处仍留少数人不走，以待他们的觉悟。”周恩来对此早有思想准备，17日夜讲话已庄严表态：“如果国民党把我们都抓起来了，我们就一起坐牢。要牺牲，我们一块儿牺牲。”27日又代表我们——他自己和全体留渝同志向中央保证：“捕、扣、讨、杀，我们都准备着了，毫无畏惧。”让中央放心。

在中央电报前，他已向张冲明确表示，执行十二条是中共台不动摇的涣心．要捕要杀．我们早准备着了。这就堵塞了他们以周恩来等为人质，要挟中央让步的任何妄想。

今年在征集周、邓遗物时，发现皖南事变时邓颖超曾将母亲遗物和周恩来珍爱的纪念品放在小磁匣内寄存好友家，并说倘她不能来取回，就留作纪念吧。他们真是一切都准备着了。

从1月17日到27日，周恩来始终坚持两种可能性和两手准备，毫无动摇犹豫。当时国际国内的一些因素还不确定，尤其是头两三天毛泽东估计只剩一种可能性了。他的坚持不是出于愤激和侥幸，而是科学的分析、切身的体验，和不怕牺牲的决心。这是何等的预见、信心和勇气！

这短短十天，是关键的十天，对政治大反攻至关重要的十天。在蒋介石1月17日反动命令见报同一天，周恩来就给他迅雷不及掩耳的迎头一击，接着又广泛宣传中央1月20日电文，做了一系列工作，充分发挥了政治进攻的威力。中央1月20日以后指出“同他（蒋）全面破裂，目前不可能”，“如蒋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周恩来正是这样做的。

这十天坚持做争取中间派的工作，起了大作用。广大群众和进步朋友得到鼓励。他们说红岩像屹立在国统区的灯塔，只要灯光不熄灭，任凭雨暴风狂，惊涛骇浪，他们就不迷失方向，就有信心和勇气。

有序地撤退党的干部和进步朋友，保存了一部分国家精英，使人人得所，发挥作用。留下的同志革命意志经过一次淬火，也进一步学习到应变的经验。

如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全先撤了（国民党当局也不会全放。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以周、董、邓留下换取了叶剑英和一大批干部的撤退），只留少数中层或一般干部，那是撑持不了那样险恶局面的。历史可能要经历更多曲折，党和人民将付出更大代价。周恩来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