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记一二·一运动
一二·一运动纪念馆
时事晚会
1945年《双十协定》后，国民党动员80多万军队进攻解放区。11月5日，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切方法制止内战”。11月19日，重庆反对内战联合会成立，号召各地成立反对内战联合分会。11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号召国民党统治区的同胞，起来响应重庆反内战联合会所发起的运动。延安广播在联大、云六等校学生中传播时，许多同学已有组织反内战分会的要求。
11月中旬，我同联大第一、二支部的袁永熙、何志远等同志分别碰头，再同省工委其他同志分别交换意见，都认为应以行动响应中央号召。11月22日，我分别同联大支部及昆明市工作同志研究，决定召开一次以反内战为内容的时事讲演会，请几位敌人不注目的教授讲演后，发表一个通电即散会。大家都同意，分头具体布置落实，先在学生群众中酝酿。
省代主席李宗黄等闻讯，惶恐万状。24日，李主持的云南省国民党的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凡各团体学校一切集会或游行，若未经本省党政军机关核准，一律严予禁止”，并派人前往云大威胁校长熊庆来，要他不借礼堂（即至公堂）作会场。国民党云南警备司令部又函告联大当局，不得举行任何集会。
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我同联大第一、二党支部同志商量，要尽量避免硬碰硬，决定将会场移往大西门外联大新校舍，改为以联大学生自治会的名义主办的校内集会。按当时情况，课余校内集会已成习惯，地方政府从未干预，群众认为是不成文法的合法。为稳慎计，让联大党支部经学生自治会请张奚若教授向关麟征疏通，同时也将上述决定向联大当局作了说明，此时联大已收到省府和警备部的公函。代常委叶企荪认为，学生开会一事，“似无劝阻必要”，表示同意学生在校内举行时事晚会。
晚会7时在联大开始，除四大学同学外，有昆华、天祥、南英、五华、联大附中等中学同学参加，还有一部分新联和工盟动员来的工人和职业青年以及各界人士，人数约5000人。大会由联大学生自治会常委王瑞沅主持，四教授分别从政治经济等方面论述中国不能打内战。晚会进行中，国民党中央嫡系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派军队把联大新校舍层层包围，多次向会场低空发射冲锋枪、小钢炮，子弹从人头上飞来飞去，群众伏地听讲，讲演照常进行。特务又将电线割断，灯光熄灭。主持大会的立即点燃原来准备好的汽灯，群情镇定，晚会仍坚持下去。这时有一个人自称老百姓，不顾讲演程序，要上台讲话，跳上台后大放厥辞，说是“内乱”不是内战。当时，台下云南昭通籍学生孙志能（党员）就递一个条子给主席台，说此人不是老百姓，是昭通人，叫查宗藩，是云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中统局云南调统室主任，大会主持人王瑞沅就在台上揭露了这个特务的真面目，他在群众的怒斥声中被学生纠察队带出了会场。大会通过了昆明市各大中学校学生反对内战的通电，呼吁美国青年反对美国派军队参加中国内战的通电。散会后，国民党当局在会场外面紧急戒严、不许行人通过，约两小时后与会群众才绕道由云大后门进城，至深夜才得回家。
总罢课
学生在自己校内举行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的集会，竟然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并以枪炮进行威胁，这是对《双十协定》规定的人民享有的最起码的民主权利的最粗暴的践踏。时事晚会结束后，学生们无比愤慨，多数同学彻夜未眠，纷纷要求罢课以抗议。联大第二党支部党员、民青二支李凌和吴鸣锵等在新校舍发起要求罢课的签名，当夜签名的达500多人，各种抗议书贴在民主墙上。一夜间，学生到处酝酿串联，联大新校舍、南院女生宿舍，联大师范学院都纷纷响应罢课的要求，理学院的学生为响应罢课，凌晨把上课号令敲击的半截钢轨藏了起来。民青第一、二支部及党的第一、二支部先后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形势，都认为群情愤慨已极，须支持群众的罢课要求。
26日《晨报》载国民党中央社消息说：“本市西门外白泥坡附近，昨晚七时许，发生匪警。当地驻军据报告，即赶往捉捕，匪徒竟一面鸣枪，一面向黑暗中逃窜而散。”这一造谣，更增加了群众的愤怒情绪，罢课的要求立即传遍全校每个角落。
26日晨，我从住处福照街华兴巷出发到磨盘山黔灵中学同联大第一党支部的袁永熙碰头，详细听了袁的汇报，经考虑，决定支持群众的要求，同意罢课。分析情势的发展，估计云大、中法等校很可能亦将罢课，风声传出，有些中学亦可能响应，如此，25日晚会前的布置，亦将改变，决定由昆明市学联（以联大为首主持）派出联络员到各校联络全市总罢课。接着我去金碧路业余中学与联大第二党支部的许乃炯碰头，再到绥靖路何志远当家庭教师的一个大商人家与他碰头，他们都同意总罢课的意见，并立即向各校传达。我与省工委委员也分别碰头，向他们通报有关情况和意见，刘清说，拓东路迤曲会馆的联大工学院已于今日中午一致通过罢课。我们估计全市党和民青能够控制的学校约占全市学校近1／2，少部分学校当局属于进步势力，在野的地方实力派以及地方开明人等，经各种渠道可争取其支持，有些学校还有党员和进步分子当教师，当会发挥其作用。这些力量都用上，约占全市学校的大多数，国民党能控制的学校是被少数，近一年来，党所领导的以联大为中心的学联，在全市学生中已有号召力，只要我们充分发动学生，就能够达到总罢课的目标。
26日起，即由联大、云大、中法等学联常委派出联络员分赴全市各大中学联络，展开了罢课斗争的高潮。
从11月26日起，每天罢课的学校不断增加，计26日有18所，27日有27所，28日达31所。
联大罢课后，全校班级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授权学生自治会理事会扩大组织罢课委员会。11月28日昆明市学联组成了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简称“罢联”），选举联大、云大、中法大学、昆华女中、云大附中五校为罢联常委，各校学生自治会也相继成立了罢课委员会（简称“罢委会”），统一领导罢课事宜。
《告全国同胞书》
11月26日晨，我约袁永熙碰头时，他交我一份他们起草的《罢课宣言》稿要我审改，我让他下午来取。我回到住处，正巧，南方局派来的交通员王时风来我处，他见着《宣言》稿，建议态度明确地下笔。我考虑，现在理较充分了，但环境仍然险恶，大规模的战斗打响了，要及时休战，把《宣言》标题定名为“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修改后的正义第一部分，指出国民党发动内战违反全国人民意愿，激起全国人民愤怒。第二部分，控诉学生关心国事在校内自由集会被武装镇压、造谣诬陷，因此，被迫罢课。最后提出要求：
第一类，关于全局性的：（一）立即停止内战，要求和平；（二）反对美国助长中国内战，立即撤退驻华美军；（三）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四）切实保障人身自由。
第二类，关于昆明事件的，要求云南省国民党党政军当局：（一）追究射击联大的责任问题；（二）取消11月24日禁止集会游行之非法禁令；（三）保障同学人身自由，不许任意逮捕；（四）要求中央社更正诬蔑联大之荒谬谣言，并向与会师生道歉。
第一类全国性的为长期奋斗目标，第二类是地方性的，罢联在《罢委会通讯》里，明白提出：第二类要求得到相当结果后即可复课。
《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在全市已罢课学校学生自治会（罢委会）主持下，由全体学生逐字逐句地充分讨论。
11月26日下午，联大国民党三青团开紧急会议，据建国后查档案，国民党中央直属西南联大分团部书记长姚从吾教授12月11日给陈雪屏的信说：“对罢课不但不能挽救，且只有随声拥护”。“决定采取分化方略。”国民党三青团以“无党无派”面目出现，重心转移至《告全国同胞书》所提要求，他们在群众中提出：要求重庆、延安、张家口、成都都罢课；昆明、重庆、延安都要反内战；要求罢课第一类第二条改为反对美苏助长中国内战，要求美苏撤退在华驻军。
在联大新校舍，曾以“政治系1946 级”名义招人签名。参加签名者到27日达350人，联大工学院全体学生26日晚对罢委会所提出的《告全国同胞书》表决时，曾出现138票（赞成“无党无派”主张）对73票（赞成罢联会要求）的比例。工学院驻院代表王世堂向刘清反映，刘清把情况告诉我，袁永熙也向我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并谈到支部认为，为争取多数同学，所提要求建议改为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要求撤退驻华美军，我当即同意这个意见，并告联大第二支部及何功楷等，决定修改口号。关于停止内战部分，重点说明：谁发动内战，我们就反对谁。其次，反对美国助长中国内战，改为：“反对外国助长中国内战，要求撤退在华美军。”理由是任何一个外国助长中国内战，我们都反对。但现在事实是苏联已宣布撤军，由于中国政府要求延期，苏联才改为延期撤军，而美国却在昆明及许多城市派驻军队，毫无撤退迹象，因此要求撤退驻华美军。修改的要求条件，在联大工学院重新表决。结果，工学院以109票对5票通过。
11月28日参加罢课的学校都讨论通过后，罢联会以昆明市31所大中学校的名义公布了《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告全国同胞书》。
同时，省工委经过交通员把《告全国同胞书》设法送到重庆，再转送到延安。《新华日报》（12月2日）、《解放日报》（12月22日）都全文发表。对所提要求，12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社论指出：“这几项要求，实在非常温和而合理”。《社论》暗示南方局同意所提要求。
针锋相对
李宗黄、关麟征等贯彻国民党中央的指示，以宣传对宣传，以组织对组织，以行动对行动，妄图把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镇压下去。“以宣传对宣传”，即指使各报发表反动社论：“不是学潮是政潮”，“不是内战是内乱”；国民党中央社又以通讯、读者来书种种方式统发新闻，强令各报刊登，对学生罢课极尽诬蔑之能事。
针对着敌人造谣，罢联会出版发行《罢委会通讯》（由工盟金永康等主办的地下印刷厂印），驳斥国民党诬蔑，指出国民党当局以武力威胁反内战晚会的师生为“匪”，这正好证明国民党当局反对和平坚持内战。昆明党所领导的以及民主同盟的期刊，例如《妇女旬刊》、《民主周刊》、《昆明新报》、《自由论坛》、《人民周报》都发表文章，驳斥国民党的造谣诬蔑。罢委会还开展不听中央社造谣，不看《中央日报》的运动；在近日楼等处张贴罢委会大壁报，并派出宣传队、宣传组，向市民宣传，以粉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
李宗黄所谓“以组织对组织”，是指国民党嫡系第五军军长邱清泉11月27日在小东门灵光衔薛家巷警备总部某部召开会议，组成“反罢课委员会”。邱任总指挥。下设行动、情报、破坏、撕毁等组，机构设在如安街三青团云南省支团部。并盗用联大滇省籍以及川陕晋冀鲁等外省籍学生名义，反对罢课。学联争取了多数学生，联大云南同学会发表《驳斥宵小盗用名义发表谎言并告同胞书》，不承认这个所谓的反罢委会；外省籍同学会亦纷纷发表声明，否认有所谓反对罢课之事，争取了滇省籍及外省籍学生。
李宗黄等还“以行动对行动”。11月27日至30日，有组织的特务每队5人、10人、30人、50人、100人不等，到处横行，殴打学生，捣毁学校。仅29日，学生被打事件就有25起，被捕事件15起。30日，联大师范学院、中法大学、云南大学的壁报及罢委会办公室均被捣毁。
从11月28日起便有大批武装特务闯入各罢课学校强迫上课。粤秀中学门外架起机关枪两挺，对学生进行威胁；市立中学门外停有吉普车一辆，见学生会负责人即绑架而去；昆华中学则被军人驻扎，关上校门，禁止与外界联络；昆华女子师范亦被关起大门，强迫复课。
11月27、28日，李宗黄以国民党省党部主委名义密令各级党部选派打手并集中到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五分校聆训后，分别化装出发至街头行凶。
各校学生在我地下党员、民青盟员带动之下，团结一致，机智勇敢地向敌人展开斗争。中山中学校长郜重魁威逼利诱学生反对罢课，被学生一致拒绝；昆华女中校长召集学生训话，强迫复课，学生一轰而散，关麟征警备司令部派特务到该校索取罢委会负责人名单，全体学生一致拒绝；五华中学、粤秀中学等校学生密约：如特务进学校时，大家静坐教室，继续罢课；昆华中学、昆华商校照常摇铃吹号，实则没有上课；市立中学、黔灵中学、天祥中学等校学生自治会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把守校门，会客须经过正当手续，以抵制特务入校。
在特务密布的情况下，有的学校组织校工传送信息，有的学校组织附小学生担任交通员，校与校之间，互通情报，联系从未中断。
为了保证街头宣传的顺利进行，避免学生被打被捕事件，罢联将身强力壮的男学生组成若干个纠察队，跟随宣传队行动以保护。
得道多助
李宗黄等的迫害，更坚定了广大学生的斗志。在群众积极性高涨之下，一种“左”的倾向潜滋暗长。此种倾向表现为部分激进学生甚至包括一些党员和民青成员提出“罢工、罢市”等宣传口号；在行动上不同意罢联会复课标准（即第二类要求获得相当结果），主张直至内战停止时罢课方告结束。商校、昆华女中、市立中学等校部分学生一再要求举行游行示威。
针对这种情况，11月28、29日我几次分别同联大第一、二支部以及何志远同志反复研究认为：我们是地下党，应保存自己发展自己，打击敌人。在当前反动派压力太大情势下，应竭力避免不必要的牺性，不宜硬碰，群众以至党员中高涨积极情绪要爱护，不必过多责备，必须加以启发，以理说服劝导，联大党支部和中学的民青支部尽量说服群众不要游行。29日联大剧艺社演出《匪警》等活报剧，欢迎各中学学生观看。国民党便衣特务集中在翠湖边中央军校第五分校，待机出动，一部分同学跃跃欲试，要求即刻游行。我听到汇报后，立即通知联大党支部经罢联会派人分别说服，因而末发生事故。通过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学生的口号和行动没有超出广大普通群众能够接受的限度，他们的行动始终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多数同学。
教授们对学生遭受迫害，尽管有不少人是同情的，但在反动派高压之下，也有所顾忌。联大教授会出于对学生学业和安全的考虑，29日在图书馆前召集学生，劝学生复课。一些教授在谈话中告诫学生说，如继续罢课，将危及学校前途，荒废学业。对教授们出于同情和善意的关怀，学生们是理解的，他们表示，在当前条件下，无条件的复课，将会增加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会使民主运动遭到严重的挫折。事后，罢委会分别访问了几位有影响的教授，向他们说明，学生本不愿意罢课，现在的罢课是不得已，只要当局接受学生提出的一些起码的要求，就可以立即复课。经过多方面的工作，左派教授更加积极地支持学生，中间派教授态度也有了改变。
11月30日，民主同盟云南支部发表声明：“认为罢课是正当的唯一的抗议手段”，认为学生“所提的八条不但合理，而且合乎人情，合乎国法。”“完全同情这一运动，声援这—运动！”11月29日，联大教授会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书》，认为云南省国民党当局11月25日晚间的暴行“不特妨害人民正当之自由，侵犯学府之尊严，抑且引起社会莫大之不安。”全体一致决议，“对此不法之举，表示最严重之抗议。”11月30日，联大工学院全体助教捐款法币5万元以支持罢课；针对特务到处殴打学生，捣毁学校设施，联大教职员68人联名发表声明：反对武力威胁，维护学府尊严；维护各种自由；反对内战，要求立即停止军事冲突；请全国各党各派人士共商国事。
罢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自罢课以来，罢联会每天都要收到无数的捐款和慰问信。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来信说：“我等受了一班（般）贪官污吏的压迫，只得忍奈（耐）。一定要我去打内战，就是自杀，也绝对不拿枪屠杀自己的弟兄。”联大新校舍门口一个小贩，把他一天卖豆腐干的收入，全部捐出；有一对新婚夫妇捐献了他们的结婚戒指，来信说：“让它干些更有意义的事。”云南省政府有五位下级公务人员来信说：“看见你们罢课，恨不能马上用行动来响应你们，不幸我们所服务的机关是成天灌输只准拥护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因此只有凑了五千元表示声援。”中央电工器材厂一个职工来信说：“野蛮的军事当局法西斯党徒摧残青年，蔑视自由的卑鄙手段，诚令人愤恨之极。”
惨案
自罢课以来，特务到处殴打学生，形势很险恶。我与联大支部及市里的同志商量，如何复课，结束此战役。而当时学生的情绪很高，反动派的压力越大，学生的反抗越是激烈，社会各界和昆明市民对学生的行动热情支持，极大地鼓舞了学生。
从11月28日起，李宗黄、关麟征等对学生的迫害逐步升级。计29日学生被打事件25起，被捕事件15起，至30日情势更加严重。29、30日中，在武成路、南屏街、华山西路等处，即发生学生被便衣特务打伤、刺伤、手枪击伤事件多起。
11月30日，国民党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张濯域、中统云南调统室主任查宗藩、三青团昆明市书记长高云裳等密谋镇压学生。三青团云南支团部秘书周绅，率领特务在中央军校第五分校演习投掷手榴弹；辎汽十七团用美国卡车满载石块砖瓦，倾倒在联大新校舍墙外；《新华日报》营业处、联大师范学院、云大、中法大学都被武装特务闯入。
11月30日下午，我同联大党的一、二支部负责同志分别碰头，分析情势，认为应作最坏的估计。经罢联通知各校加强戒备．暂停上街宣传，要求同学不要单独外出。
12月1日上午8时，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宗黄在五华山省政府参加卢汉就任省主席仪式后，即匆匆赶往华山南路省党部，同已集中的国民党骨干和便衣特务讲话。他说：学生又向我们进攻了，“这是大家效忠党国的时机，我们要以宣传对宣传，以流血对流血，进行还击。”暴徒们各自携带凶器，由国民党省党部科长杨灿带队前往如安衔三青团省团部集合。
国民党省党部一个同情学生的会计员，立刻把这个消息告知云大民青支部一成员，云大党员和民青支部立即向党反映并经罢委会采取紧急措施，并很快通知了联大，罢联会立即决定：整理内部，加强防御，准备战斗。党员和民青成员把秘密材料收藏起来，以防不测。
12月1日上午10时左右，查宗藩率领近百人，暗藏凶器攻入云大。云大校门大门内有高台阶，同学居高临下，与特务对抗，特务不能得逞。同日上午11时，国民党政府军政部第二军官总队学员一百多人由一军官率领，进攻联大新校舍，学生罗纪行、向大甘、张君平等被打伤。暴徒攻击联大大门时，袁复礼教授前来劝阻，竟遭暴徒的野蛮毒打。共产党员南背中学教师于再和南菁教师张人鹤路过联大门前，见军人横蛮无理攻打手无寸铁的学生，前去劝告，亦被打伤，于再见一军人正拉开手榴弹的导火线准备向校内投掷时，不顾个人安危，强忍伤痛，上前劝阻，手榴弹在其身旁爆炸，于重伤牺牲。
同日中午12时，周绅带领三青团骨干、第五军便衣队数十人向龙翔街联大师范学院猛攻，女共产党员潘琰英勇牺牲。联大同学李鲁连、昆华工校同学张华昌，亦于此时殉难。联大工学院、联大附中、昆华女中、南英中学亦于同日被捣。总计当日牺牲师生4人。被打伤的，教授有袁复礼、马大猷等，还有云大医院护士马静成。共计重伤25人，轻伤30余人。
大反击
惨案发生后，全市大中学生群情愤慨，斗志更加高昂。在联大新校舍，罢委会组织学生修理校门，加强巡逻，学生纷纷自动组织起来，参加保卫校园的斗争。工学院吃饭时全院默哀3分钟，向死难同学致敬。昆华、惠滇护士学校学员听到学生被暴徒打死打伤的消息，立即携带药品到联大主动担任救护工作。郊区龙头村的云大附中学生，全部搬进云大，积极参加战斗。各校原来未参加罢委会工作的学生，现在自动参加了。原来对罢课不积极的学生，现在也积极起来了。
在社会各界的一致谴责下，关麟征到联大假装慰问，道歉。以后又派人送花圈一对，法币50万元，棺材两口，被罢联会严词拒绝。当时，关、李之间内讧，国民党与三青团，中统与军统互相推诿责任，凶手中一些人当街互相争吵殴打。12月1日晚，关麟征招待各报社时说，希望大家不要刺激学生情绪。公开横行的特务销声匿迹，反罢委会的公开文字宣传暂时收敛。重庆国民党中央被迫电令云南反动当局：“暂停武力镇压，以免事态扩大。”
12月1日下午，我分别同联大一、二支部的同志收集有关情况，和昆明市何志远等同志碰头，并在省工委会上汇报，我们经研究一致认为：反动派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打进最高学府，屠杀师生，这就激发了广大学生的义愤，激起社会各界对学生的同情，我们便处于更有理的地位。关麟征道歉，尽管是假意，但也明显表示敌人缺理，乘此敌人互相矛盾时机，我们应当大举反攻，向社会控诉反动当局的罪证，以争取更有利的地位。决定：加强并扩大以学生为主的战斗队伍，争取工人、职业青年、教师及公务人员等各方面的支援，利用反动派矛盾，集中一切力量，向以李宗黄、关麟征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大举反攻。在宣传方面：公布惨案事实真相，做到有理有据地揭露反动当局残暴罪行，争取社会多数的同情，孤立国民党中央嫡系的反动派。
为加强战斗队伍，我同联大党支部负责同志碰头研究，调整领导机构，在民青一、二支部执委会中选拔互相未打通关系的党员干部（以民青面目出现），成立行动委员会，负担运动指导责任，实际起党组作用。罢委会设常委，以王瑞沅、程法伋、王树勋3人组成，由王瑞沅抓总。另设治丧委员会，以王树勋、施载宣、李新亭三人主持。
12月2日下午，全市大中学6000多人参加了烈士入殓典礼，联大代常委叶企荪主祭，联大教授会特推派周炳琳、汤用彤、霍炳权三教授参加。入殓时，大家失声痛哭，有的女生因悲痛过度而昏倒，主祭亦泣不成声。
12月2日晚、3日晨，我分别同联大第一支部袁永熙、第二支部许乃炯碰头，主要了解入殓典礼情况，我问校门口那些盯梢的，照相的，来回走动的特务是多还是少？他们反映不见了，我认为敌退我进，入殓仅是预演，乘此有利条件，我们更应有把握地大反攻。3日，袁永熙把第一支部起草的《昆明市大中学生为“一二?一”惨案告全国同胞书》送我审阅，经我稍加修改后，交袁经民青一、二支行动委员会，再经罢联常委提出，全市中等以上学校罢委会分别开会讨论，通过了《昆明市大中学生为“一二?一”惨案告全国同胞书》。在具体要求上，原提第一、二类条件不变，增加第三类，关于昆明血案部分的要求：（一）严惩祸首关麟征、李宗黄、邱清泉；（二）抚恤死者，医治伤者；（三）赔偿一切公私损失。省工委派交通员将《为“一二?一”惨案告全同同胞书》送到重庆向南方局汇报，经南方局电台再转送到延安党中央。12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社论指出：“流血的惨剧是绝对掩饰不了的。当局首先应该严惩杀伤学生的凶手及负责人，立刻接受学生的要求，并付予实施，以谢学生，以平众怒。”
12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说：“对于昆明的学生表示极其真城的同情，昆明学生与教授的命运，也就是全国人民的命运，我们声援在苦难中的昆明学生与教授，因为他们的奋斗就是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斗争，是这个斗争的一部分。”
各界的同情和支援
“一二?一”惨案后，教师大多同情学生。12月1日下午，云大教职员发起声援学生的签名，当晚参加的即达71人。他们发表《敬告各界书》说：“对于本市各大中学同学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运动，在原则上表示衷心的同情与赞助”，认为国民党当局“杀死同学多人”，“实开民国史上未有之恶例”。他们“相信同学们反对内战是出乎忠诚，决非一二流言所能诬蔑”。他们“对于那些以反内战而遭逮捕殴打枪伤的同学，谨致由衷的慰问；对于那些横遭残杀的同学，表示无限的哀悼”。最后要求“合理的解决，俾使内战早日停止，学生早日复课”。12月2日联大教职员56人写信慰问负伤学生，同日，中法大学全体教师表示支持学生罢课。
从12月2日起，联大讲师、教员、助教及联大附中教负先后开会决议：“一致罢教，以反对内战，抗议（国民党）当局暴行，至学生复课时为止。”同时，全市大中学教师发起罢教签名，一日之内参加的达31所学校。12月6日，全市大中学教师298人签名发表宣言：“同人等目击心伤，念是非之不彰，痛正义之不伸，凶暴违法之徒如不除，就国家言，将何以建国？就同人言，将何以为教？何忍为教！故决于即日起一致罢教，至学生复课日止，以示抗议。”
联大教授会发表由法律委员会蔡枢衡、费青起草的《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告诉状》，列举确凿罪证百余件，以证实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等“阻扰集会，伤害自由，聚众强暴，扰乱秩序，滥用权力，违法杀人，加侮辱伤害于教授，施毒打轰炸于青年，败法乱纪，罪大忍极”，要求政府对他们依法严惩。
重庆《新华日报》12月9日社论指出：“云大教授71人联名声明：对学生表示同情，联大全体教授罢教一星期以响应，更是过去任何一次学生运动中所未曾有过的。”
自12月2日起，全市工人、店员、职业青年、国民党军队中的官兵，以及各界人士纷纷以各种方式支援。
当时顾映秋（龙云夫人）捐款50万元，龙云次子龙绳祖捐款10万元。联大校友会在龙云家属支持下，由吴征镒主持，在临江里龙云公馆开会声援学生运动。
仅12月5日一天，罢联会就收到职业青年联谊会、中央机器厂工友读书社、店员8人、北平研究院校友7人、198个工人、一个军人、某兵工团一群士兵等捐款并来信声援。国民党中央军驻昆明工兵某团一群士兵捐款9600元，附慰问信说：“将我们仅有的薪侗，捐给你们，以表示热烈的同情心。”国民党军队中一个陆军上校先后捐款4.7万元，12月2日来信说：“内战是爱国军人的耻辱，昨天野蛮的屠杀，使身为军人的我感到无限的悲痛，为了保持抗战爱国军人的荣誉，现在向诸位亲爱的同学保证，我决不参加内战，且自即日起辞职，绝不去做屠杀同胞的别子手。”
12月2日，中国民主同盟云南支部声明：对“摧残文化，蹂躏民权，草菅人命之负责机构及其主使人员，再度提出严重抗议外，同时以最悲愤严肃之态度，声援被迫害者的呼吁和要求。”并“请全省、全国、全世界一切主持正义、尊重人权的人士，一致支援”。在“新联”的发动下，职业青年1500人签名呼吁，主张惩凶，抗议国民党当局暴行。在新闻文化界党组织的推动和民主同盟支持下，文化界《民主周刊》、《时代评论》、《昆明新报》、《大路周报》、《人民周报》、《文艺新报》、《妇女周刊》等期刊联合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暴行。
12月2日，省参议会召开临时会议，邀请罢联代表报告惨案经过，并决议请国民党政府保障学生安全。
揭露反动派的阴谋
惨案发生后，国民党中央社继续造谣，12月2日国民党中央社电称：“第二军官总队一部分学员经过联大发生殴斗”。12月3日中央社电称：“联大新校舍投掷手榴弹，系第二军官总队第二队学员所为。”但该通讯社12月4日电却说：“联大新校舍手榴弹，系由院内投出，伤军官总队学员一人。”对在联大师范学院投手榴弹案，中央社又说：“系失业军人所为。”中央社还凭空制造出一个名叫“姜凯”的人，说是他指使“失业军人”所为，国民党当局还演出一场所谓“公审”凶犯的丑剧。
针对敌人的造谣，罢联会指出，所谓“失业军人”并非真正凶手，一切罪行都应由李宗黄、关麟征等完全负责。
对国民党“公审”假凶犯，联大学校当局和罢联会拒绝参加“公审”。
为揭破国民党阴谋，省工委从国民党省党部内一下级职员那里搞到一份参加行凶人员名单，经联大支部用街头壁报等宣传品把它公布出来。
为孤立大学，国民党反动派又强迫中学提前放假。12月6日，李宗黄召集各中学校长会议，决议各中学立即放假，通知学生家长负责将子女领回。昆华女中校方强迫学生离校，大同中学停止开伙，龙渊中学破坏分子窃去学生膳团经费，全校一时断炊。对此，我同何志远等昆明市工作同志研究不同情况，采取了对策。各中学在可能的条件下，组织留校，伙食自办，秩序自己维持，或进入会馆或到联大、云大住宿。昆华女中、五华女中、中山中学、昆华工校、南菁中学、天祥中学、黔灵中学、昆华商校等部分或大部分同学留校工作，云大附中、联大附中等绝大部分同学留校工作。利用这一机会回乡的同学则组织农村宣传队，到云南外县展开援助昆明的运动。
国民党反动派种种阴谋失败后，蒋介石12月7日发表《告昆明教育界书》，要学生遵守纲纪，诬蔑学生运动“妨害青年学业，贻误建国前途”，最后威胁学生说：“切不可任令罢课风潮再有迁延，一切问题以恢复常态为前提。”否则他“不放弃安定社会之职责”。
罢联会公开回答，给以逐条驳斥。在社会各界压力下，国民党被迫宣布关麟征停职议处，派霍揆彰代理其职务，并派其教育部次长朱经农和联大常委博斯年来昆明要学生复课。傅斯年一方面欺骗学生，另方面挑拨中间派教授来反对学生，联大支部及时给予揭露，国民党阴谋失败。
12月9日，卢汉（云南省主席）发表《告各校同学书》，要学生“即日复课”，“静候法律解决”。
同日，卢汉、朱经农、霍揆彰等代表国民党政府邀请罢联会代表谈判。对惩凶等项要求，则说，“将秉承蒋主席意旨办理。”
国民党政府还经过省市农会、省市商会等向罢联之治丧委员会提出了希望早日出殡的意见。
国民党中央社迫不及待地散布谣言：“学生所提条件，已圆满解决，昆明学潮已告结束”。学生中群情愤慨，有部分积极分子提出罢课到内战结束为止的口号。也有少部分参加罢联工作的学生，提出不必待复课条件有结果，即可出殡的意见。
针对当时复杂斗争形势，我同联大支部同志、昆明市同志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在政策上仍应利用矛盾，中立地方势力，孤立蒋介石，争取在适当条件下复课。
我同袁永熙等同志研究后，经他们去向吴晗教授谈，为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中央嫡系的李宗黄、关麟征，对地方实力派应予争取，但必须有条件地争取，吴晗教授支持学生的意见。
12月10日罢联会公布同国民党政府谈判的经过，以反驳中央社的造谣。对卢汉劝复课的盛意，表示感谢；郑重声明：在国民党“中央应负责处理各点没有得到合理解决之前，碍难复课。”治丧委员会发出公告：“现因各界人士前来吊祭考甚多，墓地亦未能如期建竣，公祭日期，必须延长，原拟即日发引，故特延期举行。”
国民党中央以关麟征的停职，枪决假凶犯等花招来强迫学生复课失败后，又阴谋组织联大教授集体辞职，逼迫云大校长熊庆来、联大常委梅贻琦下台，还准备强迫联大提前复课，云大提前放假，以釜底抽薪的办法来破坏运动，孤立运动。
12月8、9日，我同交通员王时风碰头，我详细谈了运动情况和对策，要他尽快口头报告南方局，因交通不便，他12、13日才成行。14日，我同联大第一、二支部袁永熙、许乃炯、李凌等以及市区的何志远，还有个别联系的郭沂曾等同志分别碰头，对运动发展形势进行了分析研究，12月初至“一二?九”前后，联大新校舍（即校本部）参加罢联工作的学生，约为学生总数的1／3强，12月10日以来逐渐下降到l／4左右，一部分工作人员已从工作中退出，一部分在职工作人员有疲倦的感觉。不少中间派同学对运动逐渐冷淡，坐茶馆聊天，看电影消遣，成为他们的主要生活。
就整个运动看，14日前参加公祭的已达10万人次以上，占全市总人口1／3以上，捐款近3000万元。
13至15日我翻阅了最近的《新华日报》，就全国各地支援昆明的形势来看，12月9日起重庆3天公祭，成都“一二?九”大游行，遵义浙大罢课一小时，运动已达高潮。12月10日以后国内各省市大规模游行、罢课消息已渐减少，各地各界捐款援助昆明罢课的单位和人数亦逐渐减少。
12月14日卢汉前往联大吊唁被难师生，《新华日报》在12月15日第二版新闻中有“卢主席招待学生代表经过”消息，报导了学生代表所提条件，卢汉对学生所提条件例如保障人身自由，赔偿损失，抚恤公葬等一一作了答复。我揣测此消息是否有倾向性，有所暗示。中央多次指示斗争策略是有理有利有节，有节，便是适可而止。我担此重任，须谨慎从事。
14、15日，我分别和联大一、二支部负责同志碰头，支部反映几日前派王汉斌、程法似去重庆，现末返昆，群众情绪正高，目前复课，转弯大急，难于做思想工作。
了解这些情况后，我到了马市口五华坊与《云南日报》的欧根商量，我们又一同到绥靖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找到周新民、李文宜等同志，互相交换了情况和意见。周谈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他举例说，守卫省政府大门的警卫营是警备部派的，卢汉进出时，警卫战士轻视他，当他面说，“嘿？这个大块头也当起主席来了！”卢汉向霍揆彰提出要把省政府警卫营换成保安团的。周也谈了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对运动的反映，我把当前我所考虑的问题详细地对他说了，对怎样适可而止，他提出停灵复课的意见。他说，这是老百姓的办法，被仇家打死了人，把丧停在屋里，打官司，官司不赢不出丧。
我从周新民处出来，回到福照街顺便到进修教育出版社孙仲宇处找来一本《“一二?九”——划时代的青年史诗》，感到要吸取“一二?九”的宝贵经验教训。
我决心按照周新民的意见结束此战役。和省工委及联大的同志碰头后，他们都同意了。1946年2月，我在重庆向南方局汇报到此时，中央青委书记冯文彬在场，他插话说，中央很关切运动进展情况，少奇同志当时曾说，是时候了，该复课了。
停灵复课
1945年12月10日，傅斯年主持召开了联大教授会，作出立即劝告学生复课的决议。11日，联大常委会决定并且布告12月17日一律复课，并禁止校外学生住宿校内。学生闻讯，群情愤慨。16日晚，罢联会在联大举行反内战座谈会，会后举行校内游行，参加者达2000余人。到17日学生中无人上课。
从12月16日起，停灵复课的决定在联大一、二支部、云大支部以及中等学校党组织中传达讨论。与此同时，联大一支的袁永熙将复课宣言送我审改后，再交民青一、二支部以罢联名义提出，经党员骨干，再经民青第一、二支部在盟员中传达。12月18日在联大召开的全市大中学罢委会（学生自治会）全体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大会通过修改条件，停灵复课。
这时反动派正在阴谋破坏运动，逼迫联大常委梅贻琦、云大校氏熊庆来辞职。傅斯年在教授会上主张做出“教授会辞职的决议”，并说他与梅贻琦辞职。闻一多向袁永熙、洪季凯透露了梅贻南与傅斯年有矛盾的信息，袁永熙和洪季凯请闻一多做梅贻琦的工作。闻一多以老清华关系同梅谈了4个钟头的话，告诉他国民党怎样迫害学生，罢课是出于不得已采取的手段．学生有核心领导，他们顾全大局，热爱民主自由，也珍视联大前途，并把运动的来龙去脉就所知道的告诉梅，要他放心，只要在适当的条件下，学生是会复课的。经过这番谈话，梅改变限期复课的主张，并表示愿意支持学生所提条件，积极向政府当局进行交涉和商谈。18日，云大校长熊庆来的辞职电报，和90位教授讲师限学生必须于3日内复课，否则“将与校长同进退”的电报同时见报。云大罢委会负责人侯澄、李济昌及时向熊庆来坦诚建议，表示学生保证一定复课，学生爱戴熊校长，希望不要提出辞职，并且告诉他云大教授中的国民党党棍正在活动校长位置，其辞职电稿是别人从他的抽屉里拿去发表的，请他勿中奸人之计。熊当时感动得流泪。他说现在才知道学生是纯洁的，顾大局，识大体。经过商量，由云大学生自治会致函报社对熊辞职消息进行更正。
联大、云大争取到校方的支持，罢联会把复课条件交全市中等以上学校自治会讨论。12月20日，召开全市大中学校全体代表大会，经过热烈讨论后—致通过。接着，罢联会代表同卢汉、霍揆彰进行交涉，对所提条件，卢、霍等大都接受了。
12月25日，全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自治会（罢委会）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停灵复课宣言。
宣言发表之同日，《中央日报》等各报刊登了复课启事，内称：本市各大中学3万同学为反内战争民主举行罢课以来，为时已经一月，兹决定即日起，宣布复课。本市中等以上学校全体同学在此郑重声明，对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自当继续努力，对罢课以来各界之同情与支援，深致无限谢意。
12月27日，在罢联会号召之下，全市中等以上学校45所全体学生一律复深。全市中等以上学校教师同时复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