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方面军的东征和西征

当中共中央和红军还在长征途中的时候，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又高涨起来，国内政局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仍然不肯放弃“剿共”政策。这时，它除在南方继续“清剿”留在老根据地的红军外，还企图以重兵消灭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根据地。1936年初，陕甘根据地的南部和西南部，有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主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北部有井岳秀师和高桂滋师；孙楚的四个旅(属晋绥军)也在黄河西岸地区“进剿”红军；黄河东岸有阎锡山晋绥军的主力，依黄河为屏障，修筑工事，防堵红军进入山西。

这种新的形势，要求刚刚到达陕北不久的中共中央尽快制定出新的军事战略方针。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在新形势下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为贯彻这一战略方针，红一方面军行动部署的基础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前者作为中心任务。为此，红一方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应放在东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等省。

为了贯彻上述战略方针和行动部署，并以实际行动表示红军抗日的决心，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实行东征，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抗日先锋军首先向山西、绥远进军，并逐步向接近抗日前线的华北广大地区发展，以便与日军作战。新组建的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和地方游击队留守陕甘根据地。

这次东征是1936年2月20日开始的。抗日先锋军冲破阎锡山部队的防线，渡过黄河。3月31日，红二十八军也渡河参战。红军宣布，此次东征是为了实行各项抗日政策，争取迅速对日作战，表示愿意停止一切内战，联合抗日。

东征期间，中央政治局于3月下旬先后在山西西部孝义县麦郊、隰县石口和石楼县罗村、四江村连续召开会议(通称晋西会议)，讨论军事战略方针等问题，并决定中共中央不再随东征红军行动。

红军的东征行动，遭到阎锡山部队的顽抗。蒋介石急忙任命陈诚为山西“剿共”军总司令，调集10个师，号称20万人，分两路增援阎锡山，同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与之配合，企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陕甘根据地。

为了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并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5月初，中共中央决定红军撤回河西，结束东征。5月5日，毛泽东、朱德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向南京政府及其海陆空军队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经过两个多月的东征，红军的力量有所扩大。红军在山西的十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建立起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为后来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在东征作战中，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

红军回师以后，蒋介石仍坚持“剿共”政策。他调集16个师另3个旅的兵力，准备对陕甘根据地发动新的“进剿”。在陕甘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军队中，只有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与共产党秘密建立了初步的统战关系，不愿再同红军作战。如果红军不采取必要的对策，仍有被困死在陕甘地区的危险。

根据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西征，以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扩大红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的联合。5月18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的红一、红十五军团和红八十一师、骑兵团等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西征，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其余部队在南线和东线牵制和吸引蒋、阎军及陕北、渭北的国民党军队，巩固陕甘根据地，策应主力西征。

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机关于1936年6月底从瓦窑堡移驻保安。

西征部队先以红一军团为左路，红十五军团等部为右路，后来又以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一师、骑兵团为中路，于5月下旬至6月上旬相继出发。至7月底，三路红军给马鸿逵、马鸿宾等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攻占甘肃东部的阜城、曲子镇、环县、洪德城等地和陕西西北部，直到宁夏的盐池、豫旺、同心城一带，俘获人枪各2000余，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和地方武装都得到发展。从8月开始，西方野战军在巩固新区的同时，继续发展胜利，并为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做积极准备。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