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总统府的中共地下战线
鲁迅在中国人民倍受苦难的时期曾写下这样的浩歌：“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我想借用鲁迅的诗句，来表达解放战争时期我利用在蒋介石总统府军务局（即侍从室）任职的公开身份，从事中共地下工作的斗争史。
打进蒋介石总统府军务局
抗战开始后，我离开保定的书报杂志社，带领几个人上太行山寻找八路军。当时未能找到，迫于形势，撤到豫北，参加了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在爱国将领周思诚（1940年去延安参加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1938年春，三十二军移驻豫中许昌、叶县一带休整，我借机请假探亲，去西安北上到了延安。在延安，经任白戈介绍到抗大学习。7月，学校通知我回原部队。8月初，我赶到了湖南长沙三十二军集训地。不久，三十二军中共地下党员王兴刚约我谈话，我汇报了去延安学习的经过，并提出入党要求。这一要求得到了组织上的同意。
1938年秋，三十二军被整编。1939年初，我由十八集团军南昌办事处介绍转到重庆办事处，由周怡领导。我的公开职务是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视察员（主任为李济深）。不久，我见到周恩来副主席，他让我做好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思想准备，并利用我在国民党任职的有利条件，在工作中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反动派。他语重心长地叮嘱我：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遇到的困难多，在困难的情况下，要争取有利的一面，并努力使之转变为现实。共产党员主要的一条是遵守纪律，服从组织分配。最后，他再三嘱咐我要安心工作，努力学习，为党的事业把工作做好。
1941年我所在的战地党政委员会的工作结束。这时国民党陆军大学特七期招生。国民党军队中凡师以上的参谋长和军事机关主要人员，大部分是陆军大学毕业的。我为了在国民党军队里开展工作，决定报考陆大特七期。经过认真准备和考试，我于1943年10月考入陆大。有了这样一个有利的工作环境，我便在同学中广交朋友，联系爱国的进步的同学，为今后开展工作准备条件。
1946年3月，我从陆军大学特别班毕业。当时我弟弟段仲宇建议我到蒋介石总统府军务局，因为那是国民党最高军事机关，有几个优越条件，可以用其所长，开展工作。仲宇当时是蒋介石侍从室参谋，他可以推荐。我考虑如果能争取到这个有利的岗位，可以更好地开展工作，便同意了。
1946年初，仲宇利用他调动工作（到联合国军事代表团）的机会，向军务局长俞济时推荐，由我替补他走后的遗缺。当时俞济时在陆大将官班学习，于是同意了。同年3月10日，陆大特七期举行毕业典礼，蒋介石以校长名义带领三军统帅亲临学校主持典礼。讲话之后，他一一检阅了特七期每个学员，到我面前时，我施注目礼，当时他上下打量我，我感到很突然。待典礼完毕后整队休息时，忽然听到叫我的名字，说校长要召见我。我当时很紧张，想仲宇和我讲的事可能生效了。这时我猛然想起周副主席曾嘱咐我的：“遇事要冷静，沉着”，于是我从容地去见蒋介石。敬礼之后，蒋问到我的姓名、年龄、籍贯、学习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这时我见桌子上放着一张我的简历表，蒋又问了一声“令尊的姓名”，我回答之后他又问了我父亲早期的学历，当我答道：“可能是保定姚村速成武备”时，蒋站了起来，以指扣额，连声说“好！好！好！”
事后我回到家中，仲宇告我蒋接见就说明可能同意了。当我讲到蒋一再询问父亲的情况时，父亲告我那时蒋也在速成武备，名叫蒋志清，与我父亲不同班，他是炮科学生，以后留日了。我这才知道蒋为何一再询问我父亲的学历。
蒋召见之后不久我即接到通知到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报到。当时正是侍从室准备改为军务局的过渡时期。4月间我到侍从室报到，地点在嘉陵江右岸的上清寺。在那里我见到了第四科科长张国疆。我与他在战地党政委员会时就认识。另外他又是仲宇的同班同学，因此对我很欢迎，也比较尊重我。他告我侍从室要改为军务局，原第六组改为第四科，正在准备迁南京，嘱我安顿一下家属，等候通知，搭机飞南京后再来上班。
4月底我接到通知，搭机飞抵南京。这时侍从室已改为军务局。我上班之后先由张国疆带我去见俞济时局长，随后又去二科（作战科）拜会了高级参谋杨振兴。杨是陆大教官，又是我的同乡，我自然希望得到他的照顾。这样，我到军务局后有了一个小环境，便于我在机要部门站住脚。
关于军务局的成立情况是这样的：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了取得美国的援助，发动内战，适应美军的要求，改组了军事委员会。蒋决定撤销侍从室，另在国民政府内设立军务局，把原来侍从室主管军事的部分划归军务局。军务局的特点是规模不大，人员精干，业务集中，它是凌驾于国民政府各部门之上的军事机要部门，犹如满清时代的军机处。这时我才体会到仲宇说的：“是一个有利的工作环境，便于开展工作”。
有了这样的工作岗位，当时首要的问题是得到党的领导。当我得知周恩来副主席于5月3日与董必武等领导同志飞抵南京，就住在离蒋介石总统府不远的梅园新村时，便决定冒险去梅园新村见周副主席。但是几经冒险不得接近，真是咫尺天涯，情意难通，所谓望夫子之门墙而不可及！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星期日我在值班，在检查第四科的文件档案时，偶然见到里面房间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木匣，上面积满灰尘，像久久无人动用过。我打开一看，全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收集的我党中央文件和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报告、讲话，顿时好似黑暗中见到了光明，当时无比兴奋。第二天上班后我问张国疆：我们办公室内为什么有共产党的文件？他告诉我是研究共产党的对策的，可由我保存。这样我取得了合法阅读的地位，于是我日以继夜地学习，了解了党的基本方针和政策，这是我在蒋军内部开展中共地下工作的依据。
团结国民党爱国将领，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
日本投降后，我党为了避免内战，和国民党签订了“双十协定”，接着举行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但是蒋介石却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撕毁政协协议，发动了大规模内战。在此情况下，我遵照党的指示，在蒋军内部酝酿反对蒋介石内战政策的斗争。
当时我在陆大联系的一批进步同学，分配到南京国民党的军事机关，从国防部到南京守备部队均有。这些同学希望和平建国，不愿再打内战。他们是万建藩、贾亦斌、刘农畯、宋光烈、宋建人、王海峤、董嘉瑞等。当时万建藩是国民党南京卫戍副司令，贾亦斌是蒋经国的副手，国防部预干局代局长，我们时常在他俩的家里借着聚餐座谈、联谊、叙旧、漫谈形势，各述见闻。三载同窗，异地相逢，倍感亲切。聚会时我多半是听、问或插话，主要是介绍在军务局看到的一些材料，以事实说明八年抗战之后又打内战是多么不得人心。当时同学们反映很强烈，均不同意八年抗战后再打内战。蒋介石的种种倒行逆施，引起陆大同学的深思，同学们忧愤满怀，纷纷寻找光明，籍以报国。
1947年，我党发表《双十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当时为了彻底揭露蒋介石的种种欺骗，我在同学中历数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共反人民的真相。经过一个时期的座谈、讨论，同学们在事实面前不能不引起深思。他们对蒋介石打内战的目的看得越来越清楚。这为日后组织武装反蒋奠定了思想基础。
军务局内的斗争
（一）利用职务掩护同志
掩护广东东江支队安全转移 1946年，蒋介石利用军事调处，企图把华南我广东游击队（东江支队）转移到华北地区，以便巩固他在两广的后方基地。当时国防部规定了广东东江支队北上的路线。我看到这份报告时就想不能再发生第二次皖南事变。当我了解到国防部的意图是害怕东江支队沿途散播革命种子，所以规定行军路线便于防范（当然不能排除沿途截击的可能）时，为了掩护该支队的安全，我提出将支队4000余人水运北上，既避免沿途与群众接触，又可便于监视。我的主张得到军务局内稳健派的支持和局长俞济时的同意，报蒋批准。这样就确保了我东江支队北上的安全。东江支队于1946年6月30日由广东乘船北上，于7月5日安全到达了烟台我解放区。
掩护王启明起义后安全到达解放区 1947年3月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张国疆交我一份秘件电报。我接过一看，是报告王启明于3月中旬在河南汲县牢部起义，这种案件本应立即呈报，因为正好是在星期六下午，张国疆早下班了，我便借机放在抽屉里。第二天是星期日，这就晚报了两天。这样既掩护了王启明安全到达解放区，我也避免了纠葛。
营救万建藩之弟 1947年夏，贾亦斌和我谈到万建藩（时任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的弟弟在苏北担任一个兵站分部的负责人，因涉嫌给解放区供给物资被扣押，案情严重。万建藩只此一弟，怕被老母知道出事情。贾亦斌同时也转达了万建藩的意思，要我设法营救，并告我“万之弟可能是共产党”。根据这种情况我决定冒险尽力营救，一则是搭救同志，同时也为团结争取万建藩，当时陆大同学聚餐多是由他相约。为此，我特意接近第六科主管军法的何专员。何是蒋家的亲属，也是俞济时的亲属，为人较忠厚，讲情面，我以个人身份和他接近是有可能的。我们初次交谈，泛泛谈及历史上的“人治”与“法治”的问题。经过谈论，我给他留下了个好印象。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渐渐谈及到国民党对待共产党嫌疑一类的案情问题。何说了实情：有些是事实，但很多属于涉嫌，也有不少属于虚构，此类案件颇难处理。谈到投机处，何竟向我征求处理此类案件的意见。我例举了历史上的一些案例请他参考，并乘机间到万建藩之弟的案件，并说万建藩是现任的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其弟竟陷入“共嫌”案情，家有老母，万的心情沉重等等，还谈到了万是我陆大同学的关系。我请何慎重考虑，妥善处理。我们谈话之后，何专员对万之弟签署处理意见为，“撤职考查，待另任用”。这样即保全了同志，也团结了万建藩，为尔后开展工作取得较大的便利。
类似上述情形在我经手的案件中还有一些。每次遇到这种事，我总是在合法条件下设法掩护，为之开脱。如云南的朱家壁同志我也掩护过。
（二）斥 敌
处在敌人的机要部门，在工作、环境中总是险境丛生的。1947年夏，张国疆告我第三科来了一位高参，可能是三十二军的尹国祥，问我是否认识。我一听有些疑虑，因为我考陆大特七期时，借用了商震先生办的河北军事政治学校的证件，当时遭到尹国祥的反对。现在他也到军务局，引起我的警惕。当时该局副局长毛锦彪与尹国祥气味相投，沆瀣一气，更引起我的注意。果然时隔不久，军务局后楼我的宿舍被检查了，书桌上抽屉里均被翻乱了。不久我因事到俞济时局长办公室，俞不在，遇到毛锦彪，他突然盛气凌人地叫住我说：“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不好好干我把你关起来。”我佯装不知何事，他拍着桌子大吼：“你干的事，你明白。”当时我想在反动派面前绝不能后退，于是反唇相讥，指斥毛锦彪：“你不讲理，老子不干了。”我愤懑地说：“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把脚一跺，回到四科办公室，当即向张国疆提出：“我干不了，不干了，请向局长报告，辞职撤职都可以。”说完想抽身离开军务局。张国疆处事较稳，冷静地对我说：“你先回家休息，此事由我妥为办理。”我借机出总统府回家后，当夜嘱家人收藏好家中的马列书籍，焚毁有关材料等。我闭门不出，做了最坏的准备。过了几天，接到张国疆电话，约我去军务局。见面后他告我已向毛锦彪作了疏通解释，并向俞济时报告我工作努力、为人正直，嘱我照常上班，安心工作。这样事态平息了。不久在一个纪念会上，局长俞济时讲话时有意提出：“军务局同仁应团结一致，努力工作，不要随意指责，更不要把青年逼上梁山。”俞济时意有所指，同时也为我开脱。不久毛锦彪调国防部工作了。
（三）结婚与释疑
经过和毛锦彪的这场斗争，尹国祥以往那种小人得志的姿态反而收敛起来，不敢再兴风作浪了。但这场风波惊动了关心我的同学好友。特别是联勤部的黄警华及宋光烈、刘经霖等同乡、同学均很关心我。他们向我提出，应当结婚，以免议论纷纷。并以实情告我：“在重庆陆大读书时，有人就怀疑你何以不结婚。”1947年冬，经刘经霖（时任南京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介绍认识了他的表妹敏如。经相互了解，双方都认为很合适，1948年3月我们在杭州结婚。
婚后我们回到南京，我趁假期约同学便宴，依次访问诸友。为了报答黄警华的关怀，我偕敏如先行拜访；又承贾亦斌举办舞会与同学相见。经过连日周旋，我结婚的消息自然传遍了军务局。又经张国疆、杨振兴先生的解释，对我的怀疑明显地消失了。不久，张国疆调任驻苏武官，俞济时让我接任第四科科长，少将高级参谋。我乘机把杨宝贤同学调到四科协助工作。形势一变，我便于开展工作了。
和敏如结婚后，有了一个助手，来访同学大都由她接待，有事她就直接到总统府告诉我。这样，我开展工作方便多了，也比较保密。
（四）因公赴北平，趁机见傅作义
1948年新年之后，我出差去北平。当时傅作义坐镇北平，统率华北军政，我很想和他见面谈谈。因为我和他有一定的友谊。1927年涿州战役，傅一战成名。战事结束后，他被张作霖父子羁押在保定。1928年北伐军进到陇海线时，我正在保定河北大学读书。是年夏季的一天，父亲的朋友约我共同帮助傅作义逃出保定，摆脱了奉军的看押，经白沟河到达天津，接管了天律警备司令部，肃清了张宗昌、褚玉璞的残部，开创了北伐军在天津的胜利局面。我大学毕业后，未再和傅会面。这时华北战事方酣，我希望见到他，做做工作，推动形势的转变。
到北平后，我首先和陆大同学孙伯举联系。当时他是北平行营的参谋处长。我告他了来京目的，提出想见见傅作义先生，顺便看看陆大的同学。从孙伯举、罗文浩（时任河北省保安司令，陆大同学）处我了解到了北平形势，并得知傅作义新任“华北剿总”，家住总布胡同。电话联系后，傅约我第二天一早到他家去。我到后，他牢牢握着我的手说：“已多年不见了”，不禁慨然，若有所思。接着他说：“我原定今早飞天津、唐山视察，伯宇来访，暂缓出发，借叙渴念。”他问我过去学医怎么进了总统府军务局当参谋，对此他表示惊异。我了解傅的治军精神，他初接“重任”，抽空接见机不可再，我决定倾吐真情。
我向他谈了抗战期间我志愿从军报国，以后考入陆军大学，经蒋召见，调到军务局（原侍从室）的经过，并告他这次来京、津是想看看华北情况。我话音未落，他转了口气，说：“你有使命来京吧？”我诚恳相告，自已是以世交晚辈身份来看先生的。他听后转为愉快，叫我坐到近前谈心，我乘机谈了几个问题。
首先谈了八年抗战之后蒋介石又发动内战的形势。1946年全面进攻失败，1947年重点进攻又遭失败，损失惨重，军无斗志；解放军已插入大别山区，把战争引入中原腹地；政治上李济深等国民党元老又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国民党分裂，蒋家天下发发可危。造成这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蒋独裁专断，违背民心，发动内战，国民党内部腐败无能，其失败只是时间问题。接着，我向他说明危难之中蒋把华北重任委以先生，战则难操胜券，败则责任在身。我与先生情属至交，曾患难与共，所以借来京机会，妄进一言，请先生慎思。我谈了之后引起傅的沉默。接着我讲了一段历史，引用楚汉相争、谋士蒯通说韩信的故事，“相君之面，不过封候，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不可言。”又说“楚汉相争，非贤者不能息天下之祸。”我记得讲到此处，傅先生问我此事出自何处，我答曰《史记?淮阳侯列传》。他很认真地记在本上。我借此拜别，他送我时顿首示意，表示惜别。
干河沿积极分子会议
1948年秋，济南战役中蒋军10万余人被歼，绥靖区司令王耀武被俘。济南是山东首府，江淮屏障，济南失守，震动了蒋家王朝，当时南京气氛颇显沉重。尤其济南战役中，陆大特七期同学张遵光（旅长）被俘，史若愚丧命，孟昭进全师投靠解放军，周力行全师被歼，只身逃回南京。惨败的结局，不能不影响在南京的陆大特七期同学。这年秋末的一天，我正在总统府军务局上班，突然接到贾亦斌电话，约我去干河沿109号他家中一谈，说有几位同学在等我。我到达时被引进一个小房间，有几位同学已在那等了很久，屋内烟雾缭绕，大家的情绪似乎很紧张。我一到同学们便说：“伯字也来了，有话就说吧！”听话音他们已争论好久了。我四周一看，除贾亦斌外，还有刘农畯、宋建人、董嘉瑞等同学。这时贾亦斌首先发言，他慷慨激昂地说：抗战八年之后，蒋介石又发动内战，弄得民不聊生；四大家族垄断金融，搜刮民脂民膏；国民党贪污腐化，失掉人心；前方节节失败，败局已定，我们不能和他们同归于尽。今天大家商议在南京暴动，包围飞机场，对为首的蒋家王朝官僚一网打尽，如果失败就上山打游击。贾亦斌说完后问我意见。我听后感到很突然，又很高兴，同学们有此决心，对我是很大的鼓舞。我沉思了一下，心想既不能泼冷水，也不能盲动。于是我讲了几点意见：首先表示十分同情同学们的义举，但我们能调动的部队无几，南京有重兵驻守，我们的行动无异以卵击石，如暴露了自己，则非常不利。第二，我们要反蒋，是革命行动，但绝不能盲动，应当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搞。第三，我们要掌握武装，积蓄力量，待机行动。我讲完后，同学们都表示同意。最后我提出，行动要严守机密，今后个别碰头联系，不搞碰头会。
干河沿会议之后，我立即约仲宇和宋光烈分别谈话，通报了会议情况，分别布置工作。宋光烈同学在保定第二师范读书时就和我党有联系，参加过冯玉祥在察北领导的抗日联军。这时他联系了一○六军军长王修身，九十六军军长于兆龙，他们都是陆大特七期同班同学，又是西北军将领。段仲宇联系了爱国将领齐国榰和王海峤、崔汝梅等一部分同学。经过多方工作，到1948年冬，贾亦斌利用蒋经国组织新军的机会，成立了国防部预备干部总队，自兼总队长；刘农畯任伞兵三团团长，王海峤任国防部工兵第四团团长，齐国榰任了江苏保安总队队长，段仲宇任上海港口副司令并掌握了所属辎重汽车团两个团。这些部队，西起芜湖，经南京、常州、上海，东至嘉兴、杭州，沿江千余里，形成了我党所能掌握的一条地下战线。
加强党的领导，发展党的组织
1948年冬，我们掌握的部队已有国民党伞兵第三团、工兵第四团、汽车部队两个团，共四个独立团，两个总队和江防部队两个军，布防在京、沪、杭各地，军运任务繁重。为了加强工作，我于年底借病脱离了军务局，到上海集中全力搞军运工作，以便配合解放军渡江。当时段仲宇先到上海安置了家属，住在宝山路1号一座碉堡式的独立楼房内。我到家的当晚，表弟温尚煜告我他已入党了，我当即告他我所联系的部队情况，嘱他速报上级党组织来接我的关系。过了一两天，尚煜同张执一（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委员会书记）来找我。我向张执一汇报了我入党的情况，在重庆接受用副主席指示的情况，以及失掉联系后，独立开展工作，联系国民党内部爱国将领共同反蒋的倩况。张执一听后非常高兴。他说我掌握的部队工作量很大，需要专人联系，约定在1949年元旦后介绍李正文和我联系，指导工作。
李正文非常认真负责，几乎每天到宝山路1号我的住处联系工作。我把贾亦斌、刘农畯、段仲宇、宋健人、王海峤等人分别介绍给李正文，谈了他们的工作情况和部队的兵力、驻地情况。为了加强今后部队的联系，我建议派党的同志到部队。经策反委员会的同意，选派张文藻到贾亦斌的预备干部总队，周其昌到刘农畯的伞兵第三团，王声明到王海峤的工兵第四团，陈景明到齐国榰的江苏保安总队。布置就绪后，我和李正文去看望部队。先到嘉兴看了预备干部总队，接着到安亭和杭州，看了伞兵团、工兵团，随后，我们又由宋健人陪同去南京看了一○六军（驻芜湖）军长王修身，九十六军军长于兆龙，他们均同意我军渡江时不抵抗，策应解放军渡江。
1949年2月，李正文向我传达了上海党组织关于恢复我的组织关系的决定。我向党组织提出：介绍贾亦斌、刘农畯、宋健人、段仲宇入党。4月6日组织上批准了这4位同志入党。随后又研究了王海峤、宋光烈的入党问题。这时我所联系的陆大同学、国民党爱国将领均牢牢团结在了党的周围。
粉碎蒋氏父子保存基干部队的阴谋
1949年1月，蒋介石发动的三大战役接连失败。我解放大军直指长江，蒋家王朝岌岌可危。蒋被迫于元月21日宣布隐退，实际上仍在幕后发号施令。1月25日蒋在溪口召集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开小型军事会议，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制定了江防作战计划，同时电令各军“坚守江防”，妄图负隅顽抗。
为了策应解放军渡江，解放宁、沪、杭地区，我们掌握的准备起义的部队在中共中央上海局张执一、李正文的领导下，加紧准备工作。而在这时，接连发生突发事件，迫使贾亦斌领导的国防部预备干部总队和刘农畯领导的伞兵三团不得不提前起义。
预备干部总队在成立时内部就有斗争，该部的副总队长黎天铎希望得到总队长的职务，对贾亦斌当时以国防部代局长身份来兼总队长很不满意。总队调驻嘉兴后，我党又派去了联络人员，总队学员在贾亦斌领导下觉悟提高，种种迹象引起黎天铎的怀疑，伺机向蒋经国告了密。小蒋通知贾亦斌去溪口见面。经组织商定同意后，贾亦斌欣然起程，约10天左右安然返回上海。然而反动派并没有停止活动，3月20日贾亦斌匆匆由嘉兴来上海找我，他得到消息，国防部撤销他所兼各职，由黎天择任总队长，率领总队开赴福建整训。为了粉碎蒋氏父子的阴谋，我们初步决定尽量拖延移交，积极准备起义，待机行动。
无独有偶，在同一时间，刘农畯勿匆来找我。他说蒋介石潜来上海，在黄埔江的复兴岛军舰上，召集军事会议。会后，蒋单独召见刘农畯，对他说：“当年我在黄埔就是一个团起家的，将来到台湾后，即以你这个团作卫队，日后东山再起，你就是第二个团。”蒋在谈话中竭尽拉拢之能事。我听后感到预干总队、伞兵团先后发生事端，形势严重。当即约请李正文、贾亦斌和刘农畯共问商讨，同时约仲宇参加讨论，因为他任上海港口司令兼军运指挥官，一切行动在他的掩护下便于进行。当时我提出先讨论贾亦斌的问题，因为他时间紧迫，处境困难。我提出两点意见，总队在去福建的途中起义，不大可能，因为反动分子黎天铎已接管总队，贾亦斌失掉职权，难以指挥了。因此我建议贾亦斌率总队提前起义，出敌不意率部向天目山挺进，到皖南游击区。从军事上讲，路途近，有游击队策应，成功的希望较大。同时由上级党组织通知皖南游击队，东出天目山迎接；四明山游击队在浙东活动，可牵制敌军。在讨论伞兵团问题时，李正文透露了一个消息：“上级党组织决定，保存伞兵团的实力，作为人民伞兵的基础。”当时根据国民党要把伞兵团水运到台湾的意图，我建议：伞兵乘船出海后，转道北上开赴连云港登陆，因为当时只有连云港解放，可通知当地驻军迎接伞兵上岸。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方案可行，由李正文向策反委员会书记张执一汇报。张执一当机立断，同意上述方案，并经上海局批准执行。
预备干部总队嘉兴起义
4月2日贾亦斌接到起义通知，在段仲宇的掩护下连夜离开上海，赶赴嘉兴防地。3日凌晨抵嘉兴隐蔽起来，随即转移到李自成桥附近。4日深夜，召开骨干分子会议，宣布了采取行动的意义，并进行了动员。但这些活动被黎天铎的亲信侦知，他们到处追查贾亦斌的行踪。这时贾亦斌当机立断，争取主动，于6日晚带领大队长李凯寅及10余名队员，持枪来到黎天铎的办公室，逼迫黎签发了行军到莫干山演习的命令。贾立即集合部队，下令以中队长杨今率队为前卫，向天目山方向前进，贾带队断后。1949年4月7日凌晨，预备干部总队在嘉兴起义。
贾亦斌率部起义的消息震惊了蒋介石，他立即调集5个师、1个保安总队，约10倍于预干总队的兵力兼程起到乌镇，将预干总队包围了。贾亦斌决定率部突围。4月7日夜部队分3路突破敌军包围。在敌军的追击中，由刘异率领的第二路千余人转战数日，4月10日冲上莫干山。这时莫干山的管理局长王正宇假意殷勤，以招待食宿稳住部队，却乘机通报敌军。午夜敌军开上莫干山，封锁山口，层层包围，起义部队仓皇中不及抵抗，700余人被迫缴械。刘异被俘后被敌投入钱塘江中壮烈牺牲！
由贾亦斌率领的第一路500余人，经过两昼夜激战，转移到双林、菱湖一带。由李凯寅率领的第三路800人冲到德清、武康一带。4月9日两路部队于双林镇会合。这时国民党集中兵力连日围攻，部队寡不敌众，经几昼夜激战，战士伤亡殆尽，到达安吉附近时，只剩贾亦斌一人，而且身负重伤。他忍着伤痛爬到密林深处隐蔽3天3夜，4月14日被一小学校长营救，被护送到宁国县境的苏浙皖边区，见到工委书记钱敏，钱敏派人将他送到芜湖转去南京。
贾亦斌领导的嘉兴起义，震动了蒋氏父子。预干总队原是为蒋经国准备成立20个师的新军训练预备干部的，是蒋经国的嫡系部队。它的起义粉碎了蒋氏父子成立新军的计划，对蒋军部队影响很大，纷纷传说：“太子派投降共产党了”，引起军心涣散。虽然起义的损失是惨痛的，但它的影响是巨大的。当时报纸登载了起义消息，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蒋家王朝大势已去。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