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航校诞生前后
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国的航空事业有了飞速发展。现在不但有了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和海军航空兵，民航事业也初具规模；而且有了自己的航空工业、航空院校、航空科研等，构成了比较完整的航空体系。
我国航空事业的发展，是和我们党一贯重视航空事业分不开的。我党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简称老航校）的建立，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大举向解放区进攻的战争环境下，老航校经过不足四个月的筹建，于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正式成立。到一九四九年初，训练时间不足三年，培养出飞行人员一百多名、领航员二十多名、各种地勤人员三百多名。这些同志后来成为我国航空事业各部门的重要技术、领导骨干。老航校这段历史，是党史、军史的一个片段，是我国近代航空发展史中短暂的一页，但也是承前启后不可缺少的一页。
我所写的这段历史，不是老航校经验的总结。从今天的观点看，如果把当年的某些表面现象当作经验借鉴，如牛车拉飞机、酒精代汽油、招收航空学生文化程度偏低等等，那肯定是一无可取的，因为历史条件已经变了。然而，回顾这段历史，我总觉得当时同志们那种革命的坚定性、创造性和科学性，使人振奋，催人向上，给人以鼓舞！
革命的坚定性，主要表现是：为了实现人民的期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面对任何艰苦，困难和危险，都不气馁，总是千方百计去战胜它，继续前进。
革命的创造性，主要表现是：旁征博览前人的有关经验，当没有现成的路可走时，必须根据当时当地实际情况，创造条件，自己闯出一条路来。
革命的科学性，主要表现是：尽管任务要求急，革命热情高，也不能任意蛮干，特别是航空事业，稍一不慎，机毁人亡。因而，凡重要决策，必须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进行必要的试验，按科学规律办事。否则，欲速则不达，反受损失。
老航校的创业者们总是本着那么一个思想，一种精神，一股劲头，那就是：实事求是，奋斗不息！创业者们的这种思想，这种精神，这股劲头，使我感受极深，长久不忘。
我所写的老航校的部分历史，只是亲身经历中印象较深的，与老航校诞生直接有关的一些史实。我力求反映出老航校的真实面貌，但是，时隔三十多年，难免有误差或遗漏。不妥之处，期待和欢迎熟悉当时情况的同志提出校正、补充。
我党一贯重视培养航空人才
我党第一所航校的建立，并不是偶然的、一帆风顺的。她是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战胜了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在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
为了准备建立人民的航空事业，我党在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就十分重视培养航空人才。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我们党就选送了一些党员到苏联学习航空专业。其中有常乾坤和王弼等同志。他们在苏联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工作和研究，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回国。回国后，他们在新疆和延安一直从事航空事业的研究和为党培训航空人才。他们是我党培养的第一批航空事业的领导骨干。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仍不断输送人去苏联学习航空。在刚刚结束长征时，即决定从留苏学生中选送一些同志去苏联航校学习。一九三五年九月，从苏联东方大学和列宁学院的留学生中，选送了刘风、王连（朝鲜族）、王春、李凡等七人去苏联第三航空学校学习。其中二人中途淘汰，五人毕业。这是我们党培养的第二批航空骨干。王连、王春、李凡和刘风等四人，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先后回国。开始在新疆我们党组织的航空班工作，一九四○年底，他们和常乾坤、王弼同志一同从新疆回延安。可惜王春、李凡同志在途中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抗日战争时期，在一九三七年新疆统一战线形势较好时，我党从西路军进入新疆的人员和延安抗大、摩托学校中，选调了四十三名同志，利用盛世才航空队进行培训。其中学飞行的有方华、吕黎平等二十五人，学航空机械的有严振刚、朱火华等十八人。一九四二年盛世才倒向蒋介石，破坏新疆统战局面，将我党在新疆工作的大部分人员以及在航空队学习的四十三名同志关押囚禁。直到一九四六年六月，经过党中央、周恩来同志反复交涉，他们才获释出狱，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回到延安，一九四七年三月到达东北老航校。这是当时航校和后来我党航空事业的一批重要骨干。
一九三八年前后，在国民党统治区，我地下党还布置了一些青年同志投考国民党空军的飞行学校和机械学校，利用国民党的航校为我们党培养航空人才，或通过地下党的工作，争取国民党空军航校和工厂的青年航空技术人员。这些同志，有的经过一段学习或工作，初步掌握了一些航空专业知识和技术，先后脱离国民党空军学校、工厂来到延安。其中学飞行的有魏坚、吴凯等同志，学航空机械的有张开帙、杨劲夫等同志。这些同志到延安后，先后在摩托学校、工程学校、工程队、俄文学校工作或学习，以后转到老航校学习和工作。
为了培养更多的航空人才，一九四一年三、四月间，经党中央批准成立了延安工程学校，有学生近一百人，在这里学习航空基本原理和航空机械知识。同年七、八月间，延安工程学校并入抗大，改称抗大工程队。
以上这一系列事实，充分说明我们党很早就关心和重视建立自己的航空事业。从大革命起，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尽管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战争环境中，仍坚持通过各种途径为筹建人民自己的航空事业培养人才。这些准备工作为老航校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中央决定在东北建立第一所航校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后，掠我资源，开办工厂，修建铁路，客观上也使东北有了较强的工业基础。他们还修建了数十个机场，保留着战略总预备队“关东军”及其配属的空军部队，战败后在东北留下了大批机场和航空器材。东北又与苏联接壤，有利于我沟通国际联系。因此，夺取东北对我们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东北筹建我军航校也有一些物质条件。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日本关东军迅速溃败。日本政府八月十四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党中央、毛主席当机立断决定调动军队和干部挺进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造成影响革命全局的新形势。同时指示：要组织延安航空研究小组的同志和原工程学校（抗大工程队）的部分同志随军进入东北，利用日军留下来的机场设施、飞机和航空器材等条件，筹建航空学校，为以后建立人民的空军和航空事业培养骨干力量。
因此，在我军先机进入东北的同时，所有学过航空的人员也先后陆续调往东北。九月份，常乾坤带领延安航空研究小组和原工程学校部分同志组成首批建校骨干，从延安出发。我当时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过去并没有学过航空，但参加了第一批自愿报名去东北的干部团。我们是九月三日从延安出发的。临行前，刘少奇同志在欢送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着重强调进军东北要做好战胜各种困难的思想准备。他把当时能够设想到的困难以及危险一条条地提出来，我记得其中谈到，万一你们去的地方已经被国民党占领，就要像孙悟空那样，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去，见机行事，消灭敌人。少奇同志分析了八、九条困难之后，又提出“最后还有一条困难，叫做意想不到的困难”。教育我们对待困难和危险，要多设想，预料到了，有了准备再大的困难和危险也不怕，怕的是没有想到困难，缺乏战胜困难和危险的精神准备。我们干部团在十一月初抵达沈阳。不两天，东北局组织部通知我到沈阳航空队任政委，着手筹建航校。
蔡云翔等驾机起义，奉调东北参加建校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日本宣布投降刚一个星期，蔡云翔等在地下党的组织下驾机起义飞到延安。这架飞机是日式“九九”双发运输机，是汪精卫伪政府的一架专机，名叫“建国号”。驾机起义的共六人。他们到延安的第二天，即受到朱总司令和叶剑英参谋长的热情接见。在日本帝国主义刚刚失败，蒋介石又蓄谋已久要打内战的重要时刻，他们这一行动开创了从敌人阵营中驾机起义，投奔革命的先例。这对瓦解敌军，建设人民的航空事业，都是很有意义的。为了纪念蔡云翔等人八月二十日起义飞到延安，当时就把这架飞机编为“820”号。不久，他们先后奉调到东北参加航校建设。
和蔡云翔等一起参与策划起义，但未能搭上八月二十日起义飞机的部分人员，何健生、白起、吉翔、陈静山以及秦传佳和家属等共二十余人，十月从江苏分批出发，经山东解放区，于一九四五年底至一九四六年初，也先后到达东北参加了航校建设。
接收林保毅部队，为我培训航空人才
林保毅，本名叫林弥一郎，是日本侵华空军在东北的一个飞行部队的部队长。他领导着一支三百多人的部队，拥有一部分零式战斗机，驻在本溪附近的奉集堡机场；另一部分是作为训练使用的教练机，驻在沈阳机场。这个部队技术装备齐全，飞行人员的技术也较好，是一支富有飞行训练经验和一定作战能力的飞行部队。林保毅本人飞行技术好，也能团结部下，在该部队中有较高的威望。
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后，我们接收了这支部队。在接收过程中，我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认真贯彻优待俘虏的政策。他们深受感动，一方面表示希望遣返日本；另一方面又表示在回国前，愿去修公路或者到煤矿做工。几天后，我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同志在沈阳接见了林保毅及其部队的几个主要军官。这次接见，对他们是极深刻的教育。伍修权同志指出：你们想在回国前做些工作，这很好。现在我们需要办一所航校，训练航空技术人员。你们在这方面有特长，有经验。欢迎你们在回国之前，帮助我们培训航空技术人员。林保毅等临走时，伍修权同志解下腰间佩带的手枪，送给林保毅，并说“这是长征以来一直随身携带的手枪，送给你作个纪念吧！”这个举动完全出乎林保毅和其他几个日本军官的意料，他们称这是共产党人伟大气魄的范例，十分感激，表示愿为我们效力。
林保毅这支部队，大体有飞行员近二十人，机械师二十多人，机械员七十多人，通讯、气象等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二百人。这些人员，在我东北航校初创时期，在飞行训练和维修飞机方面都是很重要的技术力量，为我们培养航空人员做出了贡献。
沈阳航空队组成，初步确定办校方针
接收林保毅部队后，派谁去做他们的工作呢？正好，十一月初刘风带蔡云翔等人，由张家口来到沈阳，东北局就决定派他们去做林保毅部队的工作。首先组织日本机务人员去修理尚能修复的飞机。就这样，刘风、蔡云翔等八个中国人加上林保毅部队的三百多个日本人，组织了沈阳航空队。十一月九日，东北局组织部分配我到航空队任政委。
十一月九日，我到航空队任政委的当天晚上，总部参谋长伍修权同志找我谈话；：第二天东北局书记彭真同志又找我谈话。谈话的内容大致相同，他们讲了沈阳和整个东北的形势，讲了中央对在东北办航校的条件的分析和决心。之后，他们着重对航空队当前的主要任务；对起义人员的工作方针；对日本技术人员的工作方针；对航校招生和训练工作的方针等，都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
关于航空队当前的任务，他们提出：主要是发动群众搜集航空器材；组织日本技术人员抓紧修理飞机；学过飞行的同志要尽快恢复飞行，熟悉和掌握飞行技术，为航空运输和建立航校创造条件。
关于对起义人员的工作方针，他们提出：对待起义来归的人，要始终保持热情欢迎的态度。有的人历史、社会关系复杂，最关心对他们是否信任。我们须知起义过来很不容易，要冒很大风险，起义后应该得到信任；工作安排要使他们有职有权，敢于大胆工作。要深入了解其思想和经历，了解不是追究历史问题，而是为了帮助他们进一步提高革命觉悟。对生活、作风上的问题，要教育启发提高觉悟，不宜操之过急，也不能听任自流。
关于对日本留用技术人员的工作方针，他们指出：林保毅的部队，是侵华空军，受法西斯和武士道的毒害较深。但他们既答应帮助我们培训飞行员，我们就不能把他们当俘虏对待。我们的方针是：生活上优待，人格上尊重，工作上严格要求，思想上尽力帮助。这批人究竟能为我们工作多久，能否尽力地为我们工作，一方面要看整个形势的发展：另方面更重要的是要看我们的工作。他们反复叮嘱我们，一定要按照党的正确方针政策做好教育争取工作。
关于怎样办航校，首先遇到的是招生问题。他们明确指出：东北在日本和伪满统治下十几年，目前刚解放，不宜就地招考飞行学生，应考虑从部队选调。究竟选什么样的人，特别是飞行学员需要什么条件，可征求起义人员和日本飞行人员的意见，和他们研究后提出。后来，我们研究的结果，主要提出了以下几条：一要出身较好，历史清楚，有较高的阶级觉悟；二要体检合格；三要年轻；四要有一定文化水平。
关于航校训练方针问题，他们指出；目前我们处在非常时期，不能按正常情况办学。美国、日本、苏联以及国民党，他们的航校训练飞行员都要三、四年。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我们需要在最短的时期内培养出自己的飞行员和飞机修理人员。我们要从实际出发，针对学员文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主要用师傅带徒弟的办法，进行实物教学。
这些指示，是当时航校工作的重要方针。在贯彻这些方针的过程中，有的问题有过激烈的争论，在实际工作中也有过反复，甚至走过弯路，但实践证明，这些方针是适合当时情况的，是正确的。
航空委员会的成立及其首次会议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左右，伍修权同志在沈阳召集我们开会，他宣布：东北局决定成立一个航空委员会来加强对航空事业的领导。这个委员会，暂由伍修权、黄乃一、刘风、蔡云翔、林保毅五人组成，伍兼主任，黄兼秘书长。正在延安赴东北途中的常乾坤、王弼两位同志也是委员会成员。委员会近期的主要任务是领导筹建航校。根据目前形势和客观条件，办航校不能照搬人家的老办法，不能等什么都准备好了再招生进行教育和训练，应学习和发扬抗大精神，尽快接收学生，教职学员一起动手，边建校、边训练，用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内，为中国人民早日培养出飞行员和飞机修理人员。
会议决定了当前要抓紧进行的几项工作：
一、由刘风主要负责，组织人员去各地修理飞机和搜集航材、航油，搜采路线是先南后北。飞机修好一架，飞回（沈阳）一架。
二、由黄乃一负责，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提出招收学生的条件、学生来源、训练方针以及航校机构的设置等方案，交委员会下次会议讨论通过后，报总部审批。
三、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尽快把现有人员组织起来，正式成立航空队，按军队办法实施管理。
会后不几天，由于时局变化，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一直没能召开。但首次会议的精神，对航校的筹建工作起到了指导作用。
国民党进攻沈阳，航空队向通化转移
航空委员会首次会议后不几天，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向我各个解放区进攻，东北的形势也日趋紧张。约十一月下旬，东北局和总部撤出沈阳，驻到本溪。总部指示：航空队派人迅速去通化侦察，准备转移去通化筹建航校；搬到通化后，迅速从部队中选调学生，可成立一个学生训练队，再成立一个飞行队，准备执行临时紧急飞行任务；两个队上面设个总的机构来统一领导；到通化后，总部将委托通化地委书记兼后方司令部（也叫军分区）政委吴溉之和司令员朱瑞管理筹建航校的事情。
部队做好了准备之后，十一月下旬，我们开始从宫源向通化转移。先遣部分人员去通化准备机场和驻地，随即将能飞的飞机分批转场通化。当时，航空器材十分紧张，暂不能飞的二十多架飞机，也必须转去通化，但既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我们只好把飞机的机翼卸下来，装在大板车上，机身装上轮子，把机尾绑在大板车后边，用牛、马、毛驴等牲口拉着大板车向通化转移。一路上经过不少盘旋曲折的山路，老百姓见了，风趣地说：“嘿！牛车拉飞机，真稀奇！”我们也感到好笑。
第一次招生
我们在通化稍事安排后，即着手招收飞行学生。按照总部的要求和我们的原定计划，飞行学生都要从部队中选调。当时各部队都在前线打仗，上哪儿去选调学生？我们正在着急的时候，山东抗大分校在十一月底和十二月初到达通化，他们带来一千多名学生，都是从战斗部队选送培养的青年战士或在胶东老解放区吸收的青年学生。这正是我们选调飞行学员最好的对象。于是，我们立即请示东北局，决定从山东抗大分校选调学生。原预计选调一百二十名，最后合格的只有一百零几名。一九四六年一月份，通化炮校从他们的毕业生中又选送了五名学生到航空队。随后又从华东新四军地区以及解放区的山东大学陆续选调来三、四十名学生。
这批学生的大体情况是：年纪轻，多数在十七、八岁至二十岁左右；在部队或老解放区的农村，经过战争环境和艰苦生活的锻炼，有较高的阶级觉悟；身体健康；他们中有些是在解放区农村上过小学或初中，有的是参军后在部队学了点文化，多数的实际语文程度只相当于正规的高小，仅炮校和山大少数学生有中学程度。在选调学生工作中，当时有过不同的意见，有时争论还很激烈，但实践证明，因为这些学员阶级觉悟较高，学习目的明确，学习努力，绝大多数人都学得很好。身体好，适于飞行的都飞出来了；学机务的也很快掌握了实际维修技术。有的在抗美援朝空战中，还当了战斗英雄。
林保毅飞行事故发生之后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部队刚转到通化不久，机务人员修好了一架飞机，林保毅亲自试飞。不幸飞机起飞后，发生事故摔了下来，林保毅负了重伤。我们要求医院全力抢救。几个小时后，当他苏醒过来，看到我们守护在他的身旁，看到大家都十分关心他，他感动得热泪盈眶。
林保毅以后常说，这次事故负伤，醒来时看见中国同志关切地守在他身边，深受感动。使他进一步加深了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认识，对他以后的思想转变有很大影响。后来他在工作中一直认真负责，为我们培训飞行人员作出了贡献。直到一九五六年才返回日本①。
①一九五六年林保毅回国后，一直把中国当做他的“第二故乡”和“第二祖国”。为了开展日中友好活动，他亲自发起和组织了“航七会”（即原在中国七航校工作过的日本人组成的日中友好组织）。后来又组织“中国归国者友好会”（即会员不只是原七航校成员，凡从中国解放区回去的都可以参加）。进一步又发展成为“日中和平友好会”（即到过和没有到过中国的日中友好者都可参加），会员已有八百多人。林保毅自一九七七年起，多次来华
航空总队正式成立
航空队接收学生后，人数有很大的增加，全队人员总数已近六百人。其中，领导干部、飞行人员、警卫人员和学生共有二百余人；日本留用人员有三百多人；此外，还有二十多名朝鲜人。
由于航空队人数巨增，为了加强领导和管理，我们提出编制方案，经东北局批准正式成立航空总队。总队下设：教导队（即学生队）：民航队（准备承担一些紧急的飞行运输任务，由起义飞行员和部分日本飞行员组成）；机务队（负责外场修理）和修理厂（负责内场大修）等。
一九四六年元旦，全体人员举行了航空总队成立大会。会上，朱瑞同志受总部委托正式宣布航空总队成立，并宣布了干部任命：朱瑞（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司令部司令员）兼任总队长；吴溉之（通化地委书记，后方司令部政委）兼任总队政委；常乾坤（尚未到达通化）和白起任副总队长；林保毅任副总队长兼教导队队长，黄乃一、顾磊任副政委；白平任政治部主任；蔡云翔任民航队队长；刘风任民航队政委；陈乃康任教导队政委。
航空总队正式成立后，我们继续组织机务人员到各地修理飞机。到一九四六年初，在通化共有二十来架飞机可以飞行，个别教员的恢复飞行训练已逐步开始。选调来的学生则陆续开始补习文化和学习航空基本理论知识。
为了做好教育争取日本留用技术人员的工作，党中央和东北局专门把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组织干事杉本一夫（本名前田光繁）抽调来航校，专做日本留用技术人员的工作。我们在政治部专设一个日本人工作科（对外称技术人员工作科），任命杉本为科长，并在日本机务人员中经过考核逐步选调了几个干事。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内部开展日本技术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而且也有利于和当地党委及驻军配合开展外部日本人的工作。
为了加强总队内党的活动和政治思想工作，按总队新的编制，我们及时调整了党的支部，选举成立了总支。
参加平息“二?三”暴动
通化“二?三”暴动，是国民党为了配合其正面军事上的大举进攻，派遣特务孙耕尧在我后方串通日本反动军人策动的一起反革命暴乱。孙耕尧是国民党通化特区书记长和特派专员，他看到小小的通化地区，在日本军队溃败时竟集结了十余万日本居民和关东军溃散军人，便想利用这股力量推翻我政权，策应军事上的正面进攻。他和日本关东军一个师团参谋长滕田相勾结，暗地策划暴动。他们提出煽动日本人的口号是：“推翻中共政权”、“成立中日联合政府”、“实现中日亲善”、“东亚共荣”等。暴动计划是由滕田拟订的。滕田负责策动并指挥日本人，孙耕尧负责策动中国人。他们梦想在我欢度春节之夜，二月三日凌晨四点发动暴动，企图打我们个措手不及。
当时，航空总队刚成立一个月，修好和待修飞机全部在机场，位置突出，而且机场驻的大部分是日本人，防卫力量薄弱。我们名义上有一个警卫连，实际兵力只有三个班，而且全是我们到通化后招的新兵。学员虽多数经过一些战斗锻炼，但没有武器，我们担心，若是机场的日本人参加暴动，形势将是十分危险的。
二月二日晚上十点左右，司令部电话通知：从暴动计划中得知，航空总队一日籍飞行员将于天明后驾驶一架飞机为暴动助威，命令立即将该人逮捕审讯。审讯时，他突然说：“暴动头子就是林保毅”。这时候，忽然全市电灯关灭，复亮，再灭，再亮，四点整电灯第三次关灭。顿时，外面枪声大作，日本人暴动开始了。一时间，暴徒冲到航空总队机关和县府大院门前。这时，有一种意见主张立即枪毙林保毅。我们感到仅凭个别人一句话说林保毅是暴动头目，证据不足，遂暂对林保毅采取了监护措施。
暴动在天明后逐渐平息了。不几天，滕田也被捕获了。经多方审查，证明林保毅与暴动无关。这时，后方司令员兼航空总队队长朱瑞同志和我一起与林保毅谈话。一方面明确告诉他，暴动与他无关，我党对他是信任的；另一方面也严肃指出他的原部属中确有人怀有异心，他平时过于自信部属对他的忠实，险些铸成大错。林保毅当即表示：原来认为自己在日本军人中是个精明的军官，现在感到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自己还是个小学生；这次通化日本人暴动之后，仍让他任飞行主任教官，让他的部属继续工作，这是对他及其部属的宽大和信任。对此，他们非常感激，表示今后一定要为建设中国人民空军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暴动平息后，我们总结了经验教训。对来历不明的日本非技术人员进行了清理。同时，给学员也发了一些武器，增强了航空总队的防卫力量。为了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复仇主义，后来对几个学员在这方面犯的错误，还给了严肃的批评和必要的处分。同时，对全体同志进行了提高政治警惕和加强政策观念的教育。这些措施，对纯洁组织，提高全体人员的政治觉悟、政策观念，增强团结，搞好工作，特别是对包括林保毅在内的这批日本技术人员从政治思想上的改造，都起了较好的作用。
老航校在战斗中光荣诞生
在平息日本人暴动后，大约是二月十一、二日，常乾坤同志率领魏坚、吴凯、张开帙、许景煌等十多人，辗转到达通化。这些同志大部分都是早年学过航空的老同志，他们的到来，使航空总队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航空队懂得航空技术的党员干部只有刘风一人，现在有十几个人了。这样就有了政治和航空技术兼备的主要领导骨干，加上日本人残留的飞机、航材和东北已有的机场等，成立党的第一所航空学校的条件基本具备了。
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在航空总队全体人员大会上，通化后方司令部司令员朱瑞同志受总部委托，宣布了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一所航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式成立。航校三月一日诞生，就此向上报了个代号叫“三一部队”。朱瑞同志在会上还宣读了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关于航校主要领导干部的任职命令：校长朱瑞（兼）；政委吴溉之（兼）：副校长常乾坤、白起；副政委黄乃一、顾磊；政治部主任白平；教育长蔡云翔；校参议兼飞行主任教官林保毅。
当时，全军党委制尚未恢复，总部指示：由于朱瑞、吴溉之同志没有精力承担航校的实际领导工作，决定由在航校的领导干部组成军政委员会、党务委员会和除奸委员会实施具体领导。军政委员会由两个副校长、两个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组成；党务委员会由常乾坤、黄乃一、顾磊、白平和组织科长组成；除奸委员会由黄、顾、白和当时的组织科长、保卫科长组成。并指定由黄乃一兼三个委员会书记。
航校诞生后，飞行训练刚刚开始，国民党空军就连续轰炸扫射通化机场，妄图炸毁飞机，破坏机场，阻止我们的飞行训练，把我们初生的航校扼杀在摇篮里。大家没有被敌人的空袭所吓倒，我们边疏散边防范，坚持进行飞行训练。
国民党进攻南满，航校奉命北迁
一九四六年三月中旬，总部通知在通化地区的四所军事学校的领导同志一同去汇报。我同军大校长何长工、兼炮校和航校校长朱瑞、炮校政委邱创成一起到了抚顺总部（工兵学校因故未到）。由于国民党向南满发动进攻，通化地区的形势也日趋吃紧，总部领导只简单问了几个学校的一些情况，还没等我们详细汇报，就明确告诉我们：总部决定四所学校，立即到北满选址，准备转移。
回到通化后，按照总部指示，我们立即派人去北满的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等地了解机场情况。在当地党委的协助下，经总部批准，最后航校选定去牡丹江。
牡丹江机场的房屋全被炸毁，但跑道完好。牡丹江省委大力支持，将伪满时的市公署办公大楼和附近一些小楼房划给航校作校部。不远处另有一栋较好的楼房，我们划给了学生队。
为了顺利北迁，航校军政委员会研究决定，将暂不能修复的飞机、大部航材、航油等，先装一列车运走，到牡丹[后，迅速整理机场和房屋，为飞机转场做好准备。留通化的同志继续组织飞行训练，然后把能飞的飞机分批转场飞牡丹江。
我们第一列车行车十分困难，沿途各站均为苏联红军控制，几乎站站都要费力交涉。特别是列车过老爷岭时，车头拉不动，全车所有的人都下来在列车两边推车，大家用力推着一步一步地移动，好不容易才推过了高坡。我们这第一列车，停停走走，过了好几天才到达牡丹江。
航校转移到牡丹江后，由于朱瑞、吴溉之同志没来牡丹江，不便再兼任航校的领导职务。我们去总部请示，总部任命常乾坤同志为校长，王弼同志为航校政委，并将王弼所带的干部全部调航校工作。
王弼同志到校任政委后，他提出，三月一日是朝鲜的一个惨案纪念日，航校代号叫“三一部队”不好，为纪念航校六月一日正式开飞，经校军政委员会讨论，并报总部同意，从六月一日起，航校代号改称“六一部队”。
敌人越破坏，我们越坚定
航校、炮校相继转移到牡丹江，尚未安顿就绪，就遇到国民党残存的大股土匪从多路进袭牡丹江市。航校立足未稳，安全受到了很大的威胁。但这时我们已经接受了通化日本人暴动事件的教训，扩大了警卫部队，加强了对机场和飞机的警卫，学生队也装备了一些武器，增强了自卫能力。我们遵照牡丹江军区的布置，配合全市军政机关、部队及炮校一起发起反击，将土匪全部打退。这次战斗，给了我们又一次深刻的教育，也使部队受到了一次锻炼。
国民党为了消灭人民航空事业这个刚刚萌芽的嫩苗，对通化、牡丹江机场以及后来的东安、千振、佳木斯机场，经常派空军轰炸扫射，妄图把人民的航空事业扼杀在摇篮里。为了对付敌人的空袭，保护人民航空事业茁壮成长，我们采取了许多对策：敌机从沈阳起飞来轰炸扫射，一般在上午十点和下午四点这段时间内，我们摸准了这条规律，后来就尽量把训练时间安排在早晚进行；为了防止万一，每次飞行后，都将飞机疏散，并伪装隐蔽起来，且把汽油全部放掉，以免敌机扫射击中起火；同时，为了迷惑敌人，我们还把一些报废的破飞机有意整整齐齐的停放在停机坪上，以转移敌机的空袭目标。有一次敌机果然上了当，他们来空袭时，一个劲向那些破飞机扔炸弹和扫射，自以为取得了很大战果，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什么大的损失。与敌人的愿望相反，他们的疯狂轰炸和扫射，更加激发和坚定了我们每个学员尽快掌握飞行技术和修理技术的决心，以便早日和敌人较量。
吸取血的教训，确保飞行安全
老航校初期共发生四起严重飞行事故。第一次是林保毅试飞，飞机坠毁。第二次是从通化转场牡丹江途中，大冢等四个日本人飞的一架运输机撞山，机毁人亡。后两次是中国同志。
一九四六年六月，飞行科长吉翔同志，在一次带许景煌飞行时发生了严重事故。飞机起飞后，在第一转弯前，飞行高度还不到一百米，发动机发生故障，失去马力，吉翔同志为了保全飞机（当时航材困难，初、中级教练机只剩下一两架了），企图做180°转弯回场着陆，在转弯过程中，飞机失速坠地，吉翔同志当即牺牲，许景煌同志负重伤。
吉翔发生事故后大约一个星期，总部指示航校派飞机去通化往北满运东北币。校领导研究决定并报总部同意，派飞行技术最好的蔡云翔同志执行这次重要任务。蔡驾双发运输机从牡丹江起飞。中途在敦化着陆加油时，敦化军分区司令部有几个干部南调，顺便搭机去通化，人和行李较多，飞机超载。从敦化起飞后飞机升高很困难，蔡云翔便选择在一片原是森林，失火烧光，从空中看似乎是较平坦的地方迫降，不幸撞在一棵树桩上，飞机爆炸起火，全机人员遇难。
蔡云翔、吉翔同志连续发生事故后，我们认真总结了教训。蔡、吉两同志当飞机发生故障时，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想保住飞机，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但是，两次事故确有沉痛的教训：一是违反规定超载飞行。二是没有严格按科学办事。吉翔同志上午给学生讲课，还专门讲到飞行高度在一百米以内，飞机若发生故障，只能作直线迫降，不许作转弯飞行，否则飞机有失速的危险，但是下午他带飞就违反了这一规则。虽然主观动机是好的，但不尊重科学规则，结果造成了严重事故。三是机务维修工作检查不严，发动机发生故障。
通过这几次事故，我们对部队加强了安全教育。在以后的训练中，大家牢记这几次事故的教训，严格机务维修检查，严格按科学规章制度办事，一直较好地保持了飞行安全。
实践检验了学生队的教学方针
在飞行训练逐步展开的同时，机械学生队（包括当时尚未开飞、还在进行地面教育的飞行学员在内）由于教学方针的改变，在学校引起了一场风波。
机械学生队，原按照彭真、伍修权同志的指示精神和航校的教学计划，以实物教学为主，要求学生先知其然，暂不求知其所以然，尽量争取早日学会修理飞机的技术，待以后有机会再进行理论补课和提高。这是针对当时战争形势和日本技术人员随时都有可能撤走的特殊情况，从学生文化水平低的实际出发制定的正确方针和计划。在学习中，学生本来是安心的、积极的，学得也很有兴趣。但这时有另一种意见上升起来，认为现在培养学生，是培养“母鸡”，以后是要他们“下蛋孵小鸡”的，没有理论基础，以后怎么教人？因此，极力主张先学理论，再学实际修理。于是改变了原来决定的方针和教学计划，暂不搞实物教学，集中精力学原理。学了不久，由于学生文化低，原理学不懂，又一次改变教学计划，先补习文化。大部分学生本来数学基础就差，离开实物教学，成天啃代数、几何公式，啃不动。许多学生眼看着前方战争激烈，加之学飞行的由于飞机少，有的暂时又飞不上，因而不安心学习。有的学生提出：“枪炮一响，手就痒痒。学不懂，憋得慌；飞不上，等得慌；还不如让我们打起背包上前线去打仗！”这些意见反映到了校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并直接召开学生代表座谈会，当面听取学生的意见。这样才决定恢复原教学计划，学生又普遍安心学习了。
经过不长的时间，在教员和日本技术人员的指导和帮助下，学生较快的掌握了修理技术，机务人员迅速成长。到一九四七年上半年，航校培养的机务人员大部分都能实际维护飞机了。五、六十名机务学员相继毕业，机务人员队伍逐步壮大。与此同时，修复的飞机也多了，学生实习修理的飞机也试飞成功了。这就为一九四七年航校较大规模开展飞行训练（几个班相继在牡丹江、东安、千振和佳木斯开飞）打下了物质基础，也为保证飞行安全进一步创造了条件。实践证明，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当时条件下，以实物教学为主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正确处理日本人的“回国风”
一九四六年夏、秋，国民党军队向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来势甚猛。解放区某些大城市相继丢失，飞机、器材和汽油日益缺乏，眼看航校似乎难以为继，不少人深为忧虑，个别人丧失信心。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政府连续大批遣送日本人回国，航校日本人发生了一次较大的思想波动，刮起了一阵“回国风”。个别日本人甚至对我们提出要挟，扬言不干了，要求立即遣送回国。当时，我们分析了他们闹“回国风”的原因：主要是对当时的形势和困难缺乏认识；对通化“二?三暴动”后撤销了他们的领导职务有不满情绪；另外在我们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尽管我们对他们物质生活给予优待，比我们多吃一些大米、白面，但还是比较艰苦的。直接的起因是，我们有的学生看不惯日本个别教官旧的管教方式，甚至发生“顶撞”，有的日本人按照旧的习惯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因而趁遣送日本侨民之机，刮起了“回国风”。
那时，航校正开始搞飞行训练和机务训练，使用的又全是日本飞机，我们的同志无论是搞飞行的还是搞修理的，都是过去多年以前的事，技术已经荒疏，对这些日本飞机更不熟悉，很需要争取这批日本技术人员同我们合作。于是，根据党的政策和工作需要，我们对他们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同时，也适当地开展了一些批评斗争。我们首先做技工科（即日工科）日本同志的工作，要求他们正确对待这股“回国风”，然后通过他们去做日本技术人员的工作。
同时，我们和林保毅等原来的主管教官进行谈话，个别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要求他们起好作用，不要带头闹“回国风”。
然后，考虑到这次闹“回国风”的波及面较大，决定召开一次大会，对全校日本人公开进行教育。我们明确提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对中国人民负有血债，作为日本侵华空军，同样也是有罪的（林保毅本人就曾击落过中国飞机）。要求他们以戴罪立功之心，做好当前工作；并应从日本民族前途着想，加强对自己的改造。应将在我军工作视为改造自己的最好时机，把眼光放得长远些，为了解救日本民族，抓住在我军工作的便利条件，努力学习，提高觉悟。由于我们在事先个别地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加之我们平时对他们的态度友好，这次大会虽然对他们进行了公开的严肃的批评，批评中我们又有所节制，注意不伤害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因而使他们受到了教育和感动，“回国风”很快平息。
克服两大“意想不到的困难”
日本人在东北留下的初、中级教练机本来就少，经大力收集，总共不过八、九架，而且都是破烂不堪、设备极不健全的。两次严重飞行事故和几个月的训练消耗，到一九四六年七、八月份，再没有可以继续供飞行训练用的初、中级教练机了，飞行训练又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没有初、中级教练机，怎么搞飞行训练？校内引起了一场很大的争论。有人主张向苏联要；个别新来的同志主张向英法买。但是，在我们党还没有掌握国家政权的状况下，这些主张显然都是不现实的。这时，有的同志提出干脆直上“九九高练”（即超越初级教练机和中级教练机，直接上九九式高级教练机）。有的同志说，这不符合循序渐进的原则，直上“高练”，一步登天，那是冒险！我们反复研究，如果不直接上“九九高练”，飞行训练就要中断。客观情况把我们“逼上梁山”，要继续搞飞行训练，就不得不设法“一步登天”。
能不能做到比较有把握地直上“九九高练”，确保安全，不冒大的风险呢？我们发动群众认真分析直上“九九高练”的不利条件和有利条件。不利条件主要是：一，飞行速度大，比初、中级教练机快得多；二，设备差，机上没有无线电设备，刹车系统陈旧，三，飞机方向不好保持。有利条件主要是：一，飞行教员都飞过“九九高练”，带飞较有把握；二，学员要求飞行的积极性高，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毅力；三，大家重视按科学规律办事。经过领导与群众的充分酝酿讨论，直上“九九高练”的意见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思想统一后，我们在尊重科学、认真准备的基础上，大胆实践。在训练实施过程中，又反复强调：教员要加强责任心，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学员要虚心学习，细心体会，勤学苦练。没有把握的不放单飞。第一批直上“九九高练”的是一期甲班。学员吴元仁，经过教员悉心指导和他的刻苦钻研，勤学苦练，教员只带飞了十二个小时，就第一个顺利地放了单飞（那时平均带飞是十五、六个小时才能单飞）。吴元仁直上“九九高练”成功，给大家很大鼓舞，使后放单飞的同志增强了信心。后来在整个训练中也未发生过严重事故。没有初、中级教练机，直止高级教练机，这是我们在艰苦的环境中迫不得已走出的一条路。在这条前人没走过的路上，我们靠领导与群众相结合，靠革命坚定性、创造性、科学性紧密结合嬴得了胜利。
直上“九九高练”的难题刚解决，我们又遇到了一个困难。随着飞行训练的不断展开，汽油缺少的困难越来越突出。日本人在东北残留下来的汽油，我们能够收集到的可以说已搜寻殆尽，航校储存的汽油即将用完。汽油哪里来？解放区暂时还不能自己生产，外国进口也毫无指望。没有航油，飞行训练又将被迫中断。客观形势又要求我们象直上“九九高练”那样，必须大胆去实践、去创造。
开始，我们先逐步以汽油和酒精7∶3.5∶5.3∶7的比例混烧进行地面试车，然后进行空中试飞，都取得了成功。后来我们又用扩大汽化器喷咀的办法，终于以百分之百的酒精代替了汽油。
为了保证纯度高的酒精能大量供应，我们把日本人丢下的哈尔滨两家最大的酒精厂迅速复工。直到建国前，这两个工厂不仅保证了航校的需要，而且使前方汽车运输所需的燃料也得到了解决。
刘亚楼到校检查工作，纪念蔡云翔起义一周年
一九四六年八月中旬，总部参谋长刘亚楼同志第一次来航校检查工作，他率领总部工作组对航校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检查，并接见了航校全体党员领导干部。他充分肯定航校工作取得的成绩，表扬了航校同志不畏困难，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同时，也批评了我们领导上存在的某些主观、片面、不深入的现象，要求我们进一步做好起义人员和日本留用技术人员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
八月二十日，他在牡丹江当时最好的会英楼饭店，以总部的名义，为蔡云翔等同志起义一周年举行庆祝宴会。除蔡云翔、吉翔两同志因公牺牲外，全部起义人员及其家属都参加了这次庆祝宴会。会上，对这次起义——敌营中第一次驾机起义及参加起义的全体人员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对蔡云翔、吉翔两同志在航校工作中，积极执行空运和训练任务，危急时还一心挽救飞机，以至光荣牺牲，表示高度的敬重。并勉励航校新老同志，为办好我党第一所航空学校，群策群力，共同奋斗。这次庆祝活动，不仅给起义人员以很大的鼓励，对航校全体同志也是一次很好的思想和政策的教育，对进一步搞好航校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
航校再次东迁
一九四六年九、十月间，国民党占领了沈阳、长春，我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受到威胁。根据战局的变化，总部命令航校再次东迁，向东安（密山）转移。为了使飞行训练不间断，我们采取了边训边迁的办法。部队转移到东安后，马上继续组织飞行训练。
然而，航校迁东安不久，国民党空军又追到东安机场来进行轰炸、扫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我们除在东安抓紧早晚时间进行飞行训练外，又将部分飞行部队迁到更僻远的地方——千振，继续坚持飞行训练。
在东安、千振，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春，这是我们生活和工作最艰苦的时期。
当时虽然进入了飞行训练，由于战争条件的限制，我们并没有什么“空勤灶”、“地勤灶”。飞行员也和大家一样，吃的是玉米碴儿和高粱米，经常吃的蔬菜就是土豆、萝卜、豆腐、白菜和咸菜。有时星期天包一顿饺子吃，那就很不错了。
那时，在千振飞行的一期乙班，不管教员、学员还是地面机务人员，全部住在一个破旧的榨油房楼上，睡的是通铺，铺的是谷草。冬天气温降到零下三、四十度，窗户结冰一寸多厚。许多同志没有棉工作服、棉手套。为了御寒，上天飞行时只好多穿几件旧军装。机务人员更困难，冬天修理飞机，手一触及金属就会被粘住。
为了防止敌机轰炸，我们坚持在早上八点前、下午四点后进行飞行训练。这样，无论空地勤人员，早上都得提前两二个小时起床到机场做准备。在冬天，大家要冒着刺骨的寒风把疏散的飞机推到停机坪，烧木柴给飞机发动机加温，同时要把滑油加温到六十多度才能倒进油箱。此外，当时没有加油车，为了防止空袭，每次飞完后飞机上的汽油必须放光，下次飞行之前空地勤人员又只好一桶一桶地向飞机上加汽油。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季节，顶风冒雪做这些事情，其艰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尽管当时生活、工作如此艰苦，大家工作却十分积极，所有这些困难，都一一被同志们战胜了！
校领导班子第一次调整，开展整顿思想与学习、立功运动
一九四六年九月底，总部决定马文同志来航校任政委，同时对航校领导班子作了相应的调整：王弼改任第二政委，黄乃一改任政治部主任，顾磊改任校务处长，原政治部主任白平同志调总部另行分配。军政委员会书记由马文兼任，党务委员会书记和除奸委员会书记仍由黄乃一兼任。
新的领导班子分析了航校的情况后认为：航校从筹备到建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战胜了许多困难，到现在已初具规模，应该说成绩是很大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思想问题，很有必要认真进行一次整顿和总结。
从航校前身——沈阳航空队算起，到一九四六年冬，历时不过一年，由于战局变化的影响，我们却经历了五次大搬家（沈阳—辽阳—宫原—通化—牡丹江—东安），客观环境很不安定。加之航校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成份复杂，除中国同志外还有日本人、朝鲜人。我们的同志又是从各个解放区来的，还有起义来的，思想作风大不一样。许多人一到航校就被派出去收集器材，执行任务，一去就是两三个月，在校过集体生活不多，相互之间、上下之间往往都不很了解。有的干部来后就投入紧张的临时工作任务，思想上产生的一些问题没能得到解决；由于战局不稳，环境艰苦，有的人思想动摇，个别人甚至企图叛逃：有的干部和学生，对办航校所遇到的重重困难，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感到航校难以为继，要求调动工作；有的日本留用人员也不安心，要求回国等等。
针对以上情况，经校政治部和党务委员会研究并提请校军政委员会讨论决定，在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开展了一次思想整顿运动。
这次整顿，按照延安整风的经验，首先组织全校人员认真选学有关整风的文件，在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的基础上，自觉总结和清理自己来航校后的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互相帮助，并对新来的同志进行必要的审查。日本留用技术人员，在校政治部技工科（日工科）的组织领导下，也进行了学习和对照检查。
通过整顿，全校人员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普遍有所提高，对形势、前途等方面的糊涂认识和错误观念得到了澄清和纠正，增强了办好航校的信心，不安心航校工作的现象大为减少；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了上下之间、相互之间的了解，增进了团结；初步弄清了一些 来同志的历史情况，被审查的同志为弄清了自己的问题也感到高兴。总之，通过整顿，为进一步办好航校，打下了思想基础。
为了巩固思想整顿成果，不久，校军政委员会又决定，在抓飞行训练的同时，开展政治学习运动和立功创模运动。目的是引导大家重视政治学习，自觉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这次运动，调动了大家的政治积极性，连日本人也逐步重视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积极参加了立功创模运动。一九四七年“三八节”，为了推动立功运动的开展，全校召开了第一次庆功大会，表彰了建校以来成绩突出的人员，促进了部队建设。
各级领导力量进一步加强
一九四七年三月，刘善本同志和新疆航空队的同志们一同到达航校（东安）。他们的到来，使航校增强了领导力量和骨干，对航校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刘善本同志是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利用国民党从昆明经成都运送军火的机会驾机起义的。在同机组人员张守益、唐世跃、汤玉文等的配合下，安全飞到延安。在延安，他们受到了党和人民的热情欢迎，毛主席、朱总司令亲临欢迎大会，周恩来同志曾表彰“刘善本同志是国民党空军起义的带头人”。一九四六年九月，刘善本同志及其机组成员和新疆航空队的同志们一道，从延安出发，经过近半年的艰苦跋涉，于一九四七年三月，辗转来到东北老航校。到航校后，刘善本同志被任命为副校长，其他同志在训练处参加教学工作。
关于新疆航空队的同志，早在他们到来之前，校领导就认真作了研究。认为这批同志既经过长征或战争的锻炼，又经过监狱斗争的考验，而且学习过航空专业技术，是党的宝贵财富。原学机务工程的同志，由于工作急需，少数人很快分配到机务工程单位担任了领导工作，其余多数同志（包括学飞行的同志）经过一段时间恢复健康和恢复技术学习之后，先后到各级领导岗位，分别担任了处长、大队长、教导员、协理员、科长、股长和飞行教员、机械教员，成了各级领导和教学的骨干。
大规模开展飞行训练，航校工作逐步走上轨道
由于直上“九九高练”和以酒精代替汽油解决了两大难题，由于机务人员的增多，修复的飞机也增多了，这就为一九四七年较大规模地开展飞行训练创造了条件。是年开春后，除教员训练班和一期甲班继续进行飞行训练外，五月份，一期乙班学生在千振机场正式开飞，这班学生共有三十三人。后来又从机械班学生中挑选了一批人学飞行，他们称为一期丙班（也有称他们为二期学员的）。
新疆航空队来的同志，经过一段恢复健康和地面学习后，也于一九四七年八月正式编队，开始了恢复飞行的训练。
为了将来机组配套的需要，一九四七年三月，航校还从机械队学生中挑选了一部分同志组成第一期领航班。经过四、五个月的理论学习后，于一九四七年八月正式进行飞行领航训练。
一九四七年秋，我军已由战略防御逐步转入战略反攻，前方战争形势开始根本好转，后方局势比较稳定。航校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实践，终于逐步摸索出一些头绪和路子。人员逐步增多，组织也逐步健全。特别是通过思想整顿，全校同志增强了办好航校的信心，航校各项工作，逐步走上轨道。当然困难和问题仍然很多，尚需在实践中逐步解决。
一九四七年十月，军大政委吴溉之同志奉令到航校兼任政委，马文同志和我调出航校。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清楚地看到，老航校正是在当时那些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一九四八年冬，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蒋管区进军。老航校大批同志奉调随军进关、南下，到各新解放区接收国民党的机场、装备和工厂，为建设和发展人民的航空事业，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九四九年九月，党中央决定同时在全国新建六所航校。老航校为六所新建航校抽调了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留下的底子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编为第七航校。
一九五○年党中央决定在华东地区正式组建我军第一支空军作战部队——“混成旅”，下辖三个团：一个喷气战斗机团；一个螺旋桨战斗机团；一个轰炸机团。老航校为这支部队抽调配备了部分旅团领导干部和大部分战斗员。
在抗美援朝大规模空战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首战部队的团队指挥员和战斗员，大部分是老航校的学生。正是这些文化水平不高，飞行时间不长的年轻的空中勇士，击落了飞过几千小时的所谓美国“王牌飞行员”，打击了美帝的“空中优势”。当时最著名的志愿军空军英雄，绝大多数是经老航校培养出来的飞行员。
试航拉萨，飞越西藏天险，突破“空中禁区”的，也有老航校的学生。
今天，我们已经初步建成了比较完整的航空体系。喜看今日人民航空事业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我们不能不怀念那些早年曾为党的航空事业、为创办老航校、为抗美援朝空战胜利、为发展人民航空事业作出贡献而光荣牺牲了的同志们。
老航校的历史贡献，不仅在于她为人民航空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更重要的是她继承发扬了我党我军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现代化的航空事业，同样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只要我们象当年筹建老航校那样，继承党的光荣传统，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发扬革命的坚定性、创造性、科学性；坚定不移地依靠党；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众；团结各方面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千方百计地培养人才，我国航空事业的现代化，一定能够更快地实现！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