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的辩证关系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1］这段话为我们研究国史、党史提供了科学的指导，要求我们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本质联系和重大区别。
一、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本质联系
（一）主线一脉相承
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历史，波澜壮阔，又曲折复杂，但主线是一条，即这60多年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
这里的关键词，一是“结合”，二是“探索”，三是“逐步形成”，其中最重要是“探索”二字。在探索过程中，我们犯过错误，但不是为个人私利；我们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但有时没有结合好，主要原因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的不完整理解，脱离了国情，导致错误发生。经过挫折，我们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总结经验教训，正确认识国情，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终于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找到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总之，我们一直在探索适合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总结正反经验，直至找到一条正确道路。这就是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历史的一条主线。
主线，作为贯穿一个时期的红线，在各阶段呈现的面貌和表现的特点会有不同，包括在有的阶段犯了错误、遭受挫折，但总方向、总目标一以贯之。
对主线做这一概括，有以下依据：
一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第6条对新中国成立后32年（1949～1981年）历史的基本评价，即这32年，“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2］。从中，我们体会到观察历史的眼光和方法：尽管这32年中，有曲折，有错误，甚至有“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但对这段历史的总体评价是这样。这就是站在高处对一段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所应具有的历史眼光和应把握的方法论原则。
二是邓小平说的：“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3］
三是2006年6月30日，胡锦涛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总体评价，即我们党在85年历程中干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经28年艰苦斗争，领导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第二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第三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了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前景。胡锦涛指出：“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世界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4］这三件大事，是对迄今90多年党史的一个总概括。
以上所述中央对这段历史的总体评价至今没有改变过。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经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5］
这说明，前后两个30年，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这条主线来讲，是一个整体，一脉相承。区别在于，前30年的探索出现失误，没能成功找到一条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但就“致力于探索”这点而言，两段历史一脉相承，而且前段探索为后段探索提供了有益借鉴——包括经验也包括教训。
（二）前30年奠定了基本政治制度和必要的物质基础
前30年的探索，特别是1957年以后，虽然发生了很多失误，但仍取得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建设的伟大成就，为中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说，“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6］这段话，既是对毛泽东和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艰辛探索及整个这段历史时期的客观、公正、全面的评价，也指明了这段时期的成就对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奠基作用。这样的奠基，也是两段历史重要的本质联系之一。
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在毛泽东时代奠定的。概括讲，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同时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基本政治制度延续至今，已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前30年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其中包括提出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经济战略思想，不但对当时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有些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如提出突破“苏联模式”，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提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提出“四化”宏伟目标；提出打破封锁，争取外援；提出过一些改革经济体制的思想；等等。
在经济方面确实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巨大成就。1956～1966年，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我们虽有许多失误，但总体看没有放松生产，特别是1961～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经济有较大发展。一个标志性的伟大成绩，就是中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具规模。从数量看，10年共建成530多个大中型项目，新建或扩建了大批重要企业，这意味着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从质量看，新兴工业部门迅速成长，新产品、新品种不断涌现，特别是电子、石化、原子能、导弹等新兴工业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修配到制造，从仿制到自行设计，逐步发展起来。从布局看，除原有沿海工业基地外，广大内地和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许多从来没有工业的地方，办起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建成一批新的工业基地。
总之，这短短10年中，取得的成就虽是初步的，却是宝贵的，为之后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正如《历史决议》对这10年的结论：“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2］(p22)
在1966～1976年间，尽管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巨大挫折，但在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2］(p36)
综上，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的不懈努力和艰辛探索，使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都有很大发展，为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和必要的物质基础，特别是“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打破了美、苏核垄断，提高了国防能力，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是中国大国地位的重要标志，是中国人民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重要保证。
（三）前30年提出过一些有重要意义的创新思想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毛泽东大胆提出一些富有创见的思想，有些虽未实行，但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1．提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概念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到三大改造完成后的一段时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有了一定认识，多次讲建成社会主义15年只能打个基础，真正建成要50～100年。在后来纠正“大跃进”错误时，毛泽东经过深入思考，提出中国正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并说从“不发达”到“比较发达”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2．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有突破性认识“社会主义消除商品经济”是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恩格斯曾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7］。这是以建立在高度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全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为前提的。而后继的社会主义者往往只注意到马恩的结论而忽略了他们说的前提，是一种不完整的理解。毛泽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已形成传统的“社会主义消除商品经济”观念提出异议。他的观点总的来说是，发展商品生产，限制商品生产的消极作用，并提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8］。毛泽东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可惜没能很好地贯彻到实践中，相反在晚年他又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只能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倒退。这是由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不可能太深入，不可能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樊篱。他在商品经济问题上的思考，达到了历史条件允许的高度，但也就止于历史规定的限度。所以，这些正确思想在以后非但没能坚持反而有所反复，也是不奇怪的，但他毕竟提出过这些有突破性的见解，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有一定开创意义。
3．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毛泽东的确是想建立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让资本主义绝种”，“让小生产绝种”。但在现实生活启示下，他改变了这种设想，在1956年底同工商界人士谈话中他提出，对于我国的自由市场，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工厂，可以开投资公司，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他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认为这应实行相当长一个时期。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这个认识没深入展开也没付诸实践，但毕竟已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设想。
4．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苏共肃反扩大化引发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引起我党高度重视。毛泽东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提出一个课题：社会主义社会是否真的没有矛盾？如有，怎样解决？他适应历史发展的需求，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形成系统的理论。主要观点是：第一，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正是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第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第三，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反映在政治上可以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第四，毛泽东阐明了两类矛盾的不同解决方法，由此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及一系列方针。此外，他还提出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应该创造主客观条件促使矛盾向好的方面转化。这些重要观点，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创造。遗憾的是，此后发生的“左”的错误，使这一正确理论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和原则没能很好贯彻：实际工作中大量混淆两类矛盾，即使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也有许多未能正确处理。这又从反面证明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极端重要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这一科学论断，对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问题的探索是一个很大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与此是一脉相承的。
总之，毛泽东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浸透着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思考，既包含着他的失误，更包含着他的贡献。这些正反两方面经验是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直接的思想理论准备。
（四）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奠基
新中国成立后头30年，除“文革”10年外，有些精神文明成果值得总结。在战胜经济困难的过程中，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号召，对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也激励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的革命热情，树立了社会主义新风。在这种良好社会风气影响下，大批先进英雄人物成长起来，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以及对其他先进英雄人物如焦裕禄、王进喜、欧阳海、王杰等人的事迹和南京路上好八连先进典型的宣传、学习，在群众中产生强烈反响。为人民服务、公而忘私、乐于助人、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等美德深入人心，成为全民崇尚的行为准则。此外，党在这个时期开展的一些学习、教育活动，虽然由于“左”的影响而带来不良后果，但不能否认这些思想政治工作对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密切联系群众，起了很好的作用。广大党员干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水平有所提高，组织观念增强，坚定了社会主义方向和共产主义信念，多数能够做到廉洁奉公，遵纪守法，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爱戴。好的党风又带动整个社会形成良好风尚。这个时期还出版了大批优秀文学作品，塑造了许多优秀的典型艺术形象，这也是整个社会精神状态的反映。
比如，邓小平曾多次指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总之，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3］(pp302,296)邓小平对这段时期政治局面、经济发展、社会风尚的基本评价，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回顾建国头30年这段历史，尽管有严重失误，但成绩巨大，我国从贫穷的农业国变成初步工业化的强国。胡锦涛在1999年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谈到这段历史说：“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和武力威胁，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创造性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和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变革。在积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过程中，我们遇到过不少困难，也发生过严重的失误。但是，党和人民同甘共苦，团结奋斗，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我国就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和文化基础，这在世界的发展史上是罕见的。”［9］
这段论述，客观而准确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艰难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为现代化建设做出的宝贵贡献，及其对于今天的重要奠基作用。
二、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重大区别
两个历史时期的重大区别，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认识的差异。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以往正反经验，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新的实践，创造性地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以往失误的纠正。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30年，我们失误的根本原因，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不太清楚，脱离了国情实际，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致使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遭到严重挫折。所犯错误主要有三：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对这些失误原因，要做正确分析，总结教训，避免重演，起到资政育人的作用。
经济建设急于求成（主要是“大跃进”）的原因一是从客观讲，我们当时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上的差距太大，造成压力太大，急于赶上，导致急于求成。二是从主观讲，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加上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过分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因而在速度问题上缺乏冷静头脑和正确指导。三是认为当时具备了高速度条件。一个条件是，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促使毛泽东认为，建设速度也应当适当加快。另一个条件是，可利用当时出现的“国际休战时间”加快建设。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和4～7月举行的日内瓦会议，是两个重要的国际会议，增强了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力量。党中央分析认为，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应当利用这10～12年的和平时期加快经济建设，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四是错误地把加快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与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这是“大跃进”能发动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有制急于求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搞“一大二公”、刮“共产风”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超越阶段，即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国情做出的基本判断，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极大飞跃。但在此前，我们没有这个认识，所以容易在理论和实践中超越阶段。超越阶段的具体原因：一是实践经验不足，思想准备也不足，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的认识还很不够。如前所述，毛泽东曾提出过“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应该重视商品经济等正确思想，但未能坚持，也未能付诸实践。二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认识不足。特别是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认识不是特别充分，这是造成许多失误，也是造成所有制问题上超越阶段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理论有些不完整的理解。比如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是全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这一结论，理解不完整有关，一度忽略了马恩当时概括的这一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联系，所以希望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建立起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就违反了规律，不能不对生产力发展造成消极影响。
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原因1957年以后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发生的失误，有理论上的失误，有国际环境的影响，有制度方面的问题。在理论认识上，一是把阶级斗争存在的范围扩大，二是把阶级斗争的作用夸大，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为此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国际环境方面，例如1956年，毛泽东从苏共二十大、国际反苏反共浪潮、匈牙利事件等总结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搞好，那么多反革命分子没肃清，现在自食其果，火烧到自己头上来了，所以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由此看出当时的国际环境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认识形成的影响。在制度方面，一些制度不健全（这也是一种时代、环境的客观因素），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化、法制化方面存在一定缺陷，也为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提供了一定条件。这也是许多失误发生且不能及时纠正的重要原因。
总之，对我们发生过的错误，要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即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观察和衡量，着重分析历史背景，而不应该着重个人责任，尤其不能着重从个人品格、个人恩怨找原因。这样分析犯错误的原因，才能比较客观、公允、准确、全面。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对错误的纠正
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大背景是，国内“文革”刚结束，百废待兴；国际上，社会主义实践出现严重曲折，世界资本主义发生许多变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也在众多领域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在这种国内外形势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带领全党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解决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同时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社会主义实践出现的严重曲折进行深入思考。思考就集中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这是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深刻历史背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包括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战略构想等方面。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讲了许多马恩列斯毛没有说过的“新话”，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实现突破，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第一次提出了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第二次革命，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一次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理论，第一次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理论，等等，从而逐步找到了一条“适合于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这是我党思想理论上的重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巨大飞跃。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认为最重大、最根本的突破有三个理论，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这三大理论，不仅是总结我党以往经验教训的结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当时，最大的实事求是，就是弄清国情；而国情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社会处在什么历史阶段。这成为确立合乎中国实际的发展战略的出发点。邓小平总结1957年后的失误时多次说：“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3］(p312)我们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见，邓小平认为，超越阶段，是我们以往犯错误的最主要教训。所以，他在1981年主持起草的《历史决议》中就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2］(p61)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概念在党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出。
之后，在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都对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加以重申，并对初级阶段的主要经济特征等问题作过阐述。1987年8月，邓小平在谈到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三大的历史地位时第一次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0］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并以此为依据明确概括和全面阐述了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了经济建设发展的战略和改革开放的原则等。此后，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决议着重强调了初级阶段的长期性。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为我们党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从而保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而这一认识，是在吸取前30年失误的教训中获得的。正如中共十五大报告深刻阐述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11］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
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带来一系列理论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市场经济的理论问题。初级阶段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有密切关系。
随着改革的深化，能否实行市场经济成为改革能否深入的核心问题。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恰恰为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解放思想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人们开始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在总结实践新经验和理论新成果的基础上，以极大的政治的、理论的勇气果断提出，改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同其他理论的创立一样，是个渐进过程。1979年11月，邓小平会见国际友人时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3］(p231)这是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的第一次，对传统观念是一个极大的突破。但这时的认识还局限在社会主义只可以搞一部分市场经济。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2］的原则和方针。同年12月，这条原则和方针载入了新宪法。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中共十三大又前进一步，提出，我们的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2］(p484)。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给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戴上的社会基本制度属性的帽子，指出，搞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解放，使大家的思想从长期困扰中解放出来，为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
根据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一系列论述，江泽民于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重要讲话中第一次确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并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新经济体制。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郑重确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深刻阐述了这一改革目标的理论原则。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一个立足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综合配套的改革方案。
可见，一个理论的形成是很不容易的。创新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要突破传统观念，要经历一定风险，然后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在实践中取得验证。在邓小平的带领下，我们党就是这样，逐步完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重大理论的开创。
（三）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的形成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就做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重大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倡导者和总设计师，他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12］(pp15，603)“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10］(p131)他不仅为改革开放提出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同时领导全党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丰富和完善改革开放的理论，制定了一系列推进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
首先，邓小平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是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基本手段和基本方式，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社会是在改革中前进的。邓小平在毛泽东逝世后写信给中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成果，同时认为，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就此作深入具体研究，探索用什么方式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思考的结论是，“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改革就没有出路”。［10］(pp237，370)
其次，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就其广度来说，改革在经济上主要是两条，一是所有制从单一公有制到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二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也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然经济体制改革也进行不下去。就其深度来说，改革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10］(p142)，但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不能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以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改革开放的保障。
再次，邓小平提出了改革的标准——三个“有利于”，即生产力标准改革没有固定模式，亦不能照搬别国经验，只能根据自身特点和实际确定改革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这就要求有个科学的标准来检验改革的成效。这个标准邓小平最后确定为三个“有利于”，即，“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0］(p142)这也就是十三大概括的“生产力标准”［12］(p502)。
此外，邓小平关于改革还提出过许多其他重要观点，例如，改革是一场伟大的试验。既然是一场试验，就不要把已有的认识固定化，不要墨守成规。他还反复讲，改革也是有风险的，但风险中孕育着成功，没有冒险就没有成功；另一方面也必须慎重，还要不断总结经验，不断纠正失误，等等。
总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作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体系中的重要理论，是深刻总结以往经验教训，在新的实践中的伟大创造。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10］(p234)
此后，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党所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先后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系统的科学理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又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表明我们党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指导思想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深化、日趋成熟，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60年多的历史是一个整体，要把握历史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头30年与改革开放新时期是紧密联系的。这60多年中，发展最快、最健康的是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但历史不能割断，这30多年的发展与前30年的发展分不开。前30年，虽历经挫折，但整个看来成绩是主要的，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制度的和物质的基础，提供了许多正反两方面经验。正因为有这些正面经验可以继承，有这些反面经验可供鉴戒，才能有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正是在深刻反思前30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才创造性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才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
［参引文献］
［1］《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第1版。
［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300页。
［4］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5］《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6］《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7页。
［8］《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9］胡锦涛：《发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奋斗——在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9年5月5日，第1版。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11］《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12］《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