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的回忆

47年前，我有幸发掘、采写了大革命时期战斗在海南岛上的琼崖工农红军独立师娘子军连的事迹，写成了《红色娘子军》报告文学，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征文，发表在1957年8月号的《解放军文艺》上。由于这篇报告文学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宣传了娘子军的事迹，记载和描述了娘子军的战斗、工作、学习、生活和她们的思想感情，成了难得的珍贵的史料，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发表后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出现了表现红色娘子军的电影、歌剧、戏曲、舞蹈等文艺作品。

最近，我在整理资料时翻出了当年发表这篇作品的《解放军文艺》，还找到了当年和娘子军连长冯增敏合拍的照片。翻阅那发黄的书页，重读这篇报告文学，不由地引起对当年往事的一些回忆。凝视我和冯增敏的照片，当年英姿勃勃、开朗健谈的娘子军连长已经故世，我这个小伙子也变成老年人，但是采写娘子军的往事却依然历历在目。

一

1950年我参加解放海南岛渡海作战后就留在海南，并在那里工作、生活了整整10年。1956年我在海南军区政治部做宣传工作，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决定在全军开展建军30周年征文活动，广州军区政治部专门发了通知，军区政治部领导让我负责做好这项工作。我想除了做好发动和组织工作之外，自己也动手写一篇有分量的东西。当时我考虑海南岛是老革命根据地，琼崖工农红军建立比较早，在战火中不断发展壮大，在其悠久的历史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过去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并没有很好宣传，所以我想在建军30周年这个时机，能够深入地挖掘一下，加以宣扬。由于我在军区机关工作，找材料比较方便，我就从各有关方面到处寻找搜集琼崖部队的材料。我从一本油印的关于琼崖纵队战史的小册子中，发现有这样一段记载：“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一百二十人。”仅有这一句话，其他再没什么内容。当时我想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女指挥员女英雄是很多的，可是作为成建制的完整的女兵战斗连队过去还很少听说过，琼崖红军中有这样一个连队是很可贵的，这是一个重大题材，应该下功夫挖掘。我把这个想法向军区政治部和宣传处领导作了汇报。他们非常支持，并交待我可以把别的工作先放下，集中时间把这件事情搞好。领导的支持使我增加了信心，可是当时只是有一个线索，其他什么文字材料都没有。我询问了不少在琼崖纵队工作过的同志，因年代太久他们都不了解情况，于是我决定去找我们军区的副司令员马白山将军，他是琼崖纵队的老领导，可能会知道有关的情况。马副司令听了我讲的意图之后，非常赞成，他肯定当时确有一个女兵连，活动了两三年时间，影响很大。他说：你到乐万老根据地会找到当年女兵连的人，并让我到区党委去了解一下。我到海南区党委见到萧焕辉书记，他同样肯定了女兵连的存在，支持军区首长的安排，并交代有关部门对我的采访给予帮助。于是在区党委开了下到县里的介绍信，又在军区开了介绍信，经过简单的准备，我就出发了。因我不懂海南话，军区政治部摄影记者王学海和我同行，给我当翻译。

我们乘长途公共汽车，先到了乐会县委，县委办公室主任热情接待了我们，并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县妇联主任冯增敏就是一位老红军，可先找她谈一谈。我们在县委招待所安顿下之后就去妇联，妇联秘书说冯主任下乡去了，明天回来，于是我们约好明天下午再来。第二天我们应约去妇联，第一次见到了冯增敏。她高个子，大眼睛，年纪大约40来岁，留着短发，皮肤黝黑，一副风尘朴朴的样子。经过交谈，得知她就是当年女兵连的连长，我真是喜出望外，就这样开始了在乐会县长达一个多月的采访。

冯增敏的记忆力很好，也很健谈，可能是由于过去从来没有人采访过她，几十年前红军女兵连的往事长期埋在心底，现在有区党委和军区派人来采访，使她非常激动，那些往事像泉涌般迸发出来。她讲得滔滔不绝，非常兴奋地讲了女兵连怎样成立，怎样学习，怎样生活，怎样工作，怎样战斗，直到由于革命低潮的到来，女兵连不得不分散隐蔽。在成立女兵连时，她怎样去报名，参加的条件是什么；女兵连的第一次战斗，保卫特委、保卫苏维埃的战斗，打敌人炮楼的战斗，以及和主力军失掉联络后一些女兵在森林里艰苦跋涉的情景，等等，她都讲得很具体。当讲到娘子军的英勇战斗时，她手舞足蹈，慷慨激昂；讲到女兵连姐妹壮烈牺牲时，她沉痛地流下了热泪。我深深地被女兵连的英雄事迹所感动所鼓舞。由于语言不通和事隔年代太久，采访相当困难，因为要弄清当时的情况，特别是重要的情节、细节、人物的语言、行动，以及人名、地名、物名，都相当吃力，有时只好让她写出来，或一起画一个图。翻译王学海的普通话水准也不怎么高，有时为了把一件事情、一个地点、人物的一句原话搞得清楚准确，要花好长时间来琢磨研究。比如海南妇女的“定命’就是包办婚姻的意思，这两个字该怎么用。再比如女兵连打白匪炮楼时，挖地道用火烧，叫做“蒸团猪”，这几个字怎么用，都要反复的问，反复的研究。由于冯增敏担任的职务比较多，工作很忙，采访很难集中大块的时间，只能根据她的工作安排，挤出时间来谈，多半是在晚上；同时常常又是根据她讲过的情况，把需要深入了解的问题向她提出来，请她慢慢回忆，加以准备再来谈，所以采访要非常耐心和细心。经过几个星期的采访，基本上把女兵连从成立、发展到解散的历程和其中的主要事件弄清楚了，这样我心里就有了底。在县里谈的差不多了，我决定到冯增敏的老家去看一看。她的老家在和坳乡母党村，我们骑单车经过一段跋涉，到了她的家。那是一座很破旧的房子，房间里陈设非常简单，因为她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她的哥哥在红军时期是县委干部，她12岁就和哥哥一起参加革命活动，后来哥哥牺牲了，她的丈夫也被日军杀害了，现在只有一个母亲，80多岁了，她有一个16岁的女儿在中学读书，和她一起住在城里。在她家里我们了解到一个重要细节，就是在敌人大规模“围剿”、娘子军解散时，曾在她家的墙壁里藏了三条枪。

经过和冯增敏长时间的交谈，掌握了基本情况之后，我便到处去找当年女兵连的其他人。这个工作相当艰苦，我们从县委借了两辆单车，到乡下去找。骑单车走乡间小路，有时是走稻田埂，我的骑车技术不高常常下来推车走，有时是扛着车走。花了十几天时间，总共找到了十来个人，在我的记录本上有谈话记录的有指导员王时香、排长庞学莲和营部的劳务陈菊，班长蔡亲民、战士冯锦英，另几个人没有谈话记录，其他人实在是找不到了。当时想如果将来编女兵连史志，应该发动当地干部群众广泛去找。采访时作记录非常困难，因为当时没有电灯，农村都点煤油灯，为了节约，夜里没重要事是不点灯的，我也不好意思让老乡长时间点灯，有时只好借着灶火和抽烟的光来记一记。从对这几个人的采访中又了解到不少材料。王时香指导员具体讲了连队党团活动、政治教育和进行宣传工作的情况。当时连队多数战士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员，都是秘密活动的，上级的指示首先经过支部讨论，然后再传达贯彻。她还具体讲了吸收旗兵庞华国入团的情况。当时讲政治课是在晚上或早晨，讲的是怎样做个红军战士，怎样为共产主义奋斗，怎样为人民服务，团政委也来讲课。上级发来有政治课本，还组织学文化，在晚上学。女兵连还经常到群众中去做宣传工作。陈菊讲了女兵连打炮楼的情况，还讲了女兵和男兵比赛打球做操，女兵怎样得胜，讲得很生动。大家还回忆起当时参加娘子军的条件一共有7条：（1）15岁至25岁；（2）身体健康；（3）贫农中农成分；（4）本人自愿；（5）家庭同意；（6）有革命的思想觉悟；（7）在斗争中有好的表现。

二

一个多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军区打来电话让我回去，要向上级报告建军30周年征文的题目。我们很快便返回军区，我把各个单位报来的征文题目汇总整理，上报广州军区。不久，广州就打来电话告诉我娘子军连的题目军区已列为重点征文题目，并已上报总政，要我务必把这篇东西写好。我把工作料理妥当之后便开始了第二轮的采访，主要是采访当年的老领导，关键是要找到冯白驹将军。我找了在军区工作的当年琼崖队的老同志，找了军区的老首长庄田和陈青山，然后便专程去拜访冯白驹将军。冯白驹将军在1930年时是琼崖党的负责人，以后一直长期领导海南的革命斗争，为琼崖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为坚持海南的革命直至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为海南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当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经过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委联系，他同意我去见他。那天广州军区专门派车送我去农林下路他的住所，可是不巧，他上午刚刚去了从化。我在他家里坐了片刻便返回军区招待所，第二天赶赴从化，在从化温泉见到了这位仰慕已久的领导人。他正在这里疗养，我在他的住处同他谈了两个多小时。他身躯高大，面色红润，讲话声音宏亮，普通话讲得很好。我说明来意，要了解琼崖红军女兵连的情况，撰写建军30周年征文时，他非常高兴，表示这样做很好，应该好好把女兵连的事迹加以宣扬，这对发扬革命传统，教育今天的年轻人和妇女非常重要。他先是讲了1930年当时琼崖革命的形势，讲了他参加广东党的代表大会和召开琼崖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琼崖党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决定实行土地革命，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当时把琼崖各地红军正式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下辖3个团。因为海南的妇女非常勤劳，很能吃苦，在部队中已有女兵，为了打破封建统治，唤起妇女的觉醒，增加革命的力量，琼崖特委决定吸收更多的妇女到红军中来，先成立一个女子特务连，以后人多了还可以成立第二连、第三连。这件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各县都推选人送来，妇女主动报名参加的人很多，连的干部是特委审批的。女兵连成立以后，表现很好，作战很英勇，在海南人民特别是妇女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推动了妇女参加革命斗争。1931年冬和1932年蒋介石派陈汉光旅和空军一部来“围剿”琼崖红军，琼崖红军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女兵连表现得很英勇。

冯白驹将军还讲了一个非常感人的女兵的事。这位女兵叫吴伯兰，出生在贫苦农家，长得很漂亮，被国民党一个团长强迫去做小老婆，在夜里趁团长睡觉时，用小刀把他刺死，逃了出来。后来参加了娘子军，在连里做传令兵，战斗中非常勇敢。陈汉光部队进攻琼崖特委时，就是她把特委的命令传达到女兵连的。在特委和娘子军决定转移时，她在传令的路上被敌人的子弹打中，英勇牺牲了。经过几十年之后，冯白驹将军还记着这位女英雄，并能讲出她的名字，可见她的事迹感人之深。

冯白驹将军告诉我，由于革命进入了低潮，红军受到了挫折，女兵们不得不分散隐蔽。他激动地说：女兵连为琼崖革命斗争立下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她们的革命精神会永远激励后人。他还说，事实证明海南党组织重视妇女的力量是正确的。他还嘱咐我，一定要把这篇东西写好，并要我到当年的老革命根据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听听他们的反映。由于谈的时间已经比较长，医生来看他，我不便再打扰，便向他道谢告辞。

通过采访冯白驹将军，我对当年琼崖革命斗争的形势、斗争的基本状况、琼崖党和红军的斗争战略策略，以及女兵连成立的意义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征文的主题思想更明确了。

三

由于受到冯白驹将军谈话的鼓励，考虑到广州军区和总政已经把女兵连的题材定为建军30周年征文的重点，为了进一步挖掘和充实材料，把征文写好，我决定再次去乐万根据地进行采访。下去之前，我尽可能地搜集、阅读有关琼崖革命斗争史料，阅读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东和全国的有关史料，加深对当时斗争历史的了解，以便搞好采访和写作。

经过一番准备工作之后，我第二次前往乐万老革命根据地，这次和我同行的是军区文工团演员林秀琼，他的海南话和普通话都很好，给我当翻译。我们到乐会县以后，又找到冯增敏，向她进一步了解核实有关情况，并再次找了上次来谈过的几位同志，作了补充采访。之后，我又找了当年女兵连活动地区的干部和群众，去了解情况。因为白天他们都要参加劳动，所以都是在晚上才能找得到，有时是请几个人一起谈。我的记录本上有这样一页记载：5月4日深夜12时与益良乡提榜社老革命谈娘子军。她们说，自己的丈夫在红军里，去会丈夫时常见到娘子军，那时想，这么多男男女女出来干革命，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她们讲了很多关于娘子军连打仗的情况，特别是打敌人炮楼和团总陈贵苑的事迹，胜利后群众去慰劳，赞扬女兵跟男的一样能打仗。她们还讲了娘子军跟男红军一起训练和进行体育比赛的事，娘子军胜了以后，她们买毛巾做米饭团送给娘子军。经过一段艰苦的采访之后，我们回到县里又找县委领导谈了娘子军的情况，并了解了冯增敏的现实表现。

在老区活动了半个多月之后，我又到了海口找区党委萧焕辉书记、林树兰书记，请他们谈了对娘子军的看法和海南妇女参加革命斗争的情况。然后又找了海南区妇联主任何佩玲和海口市妇联主任苏觉醒作了采访，他们都讲了很有价值的海南妇女深受苦难和在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斗争的情况。苏觉醒原名叫莫若兰，参加革命后改了名。她讲了很多海南妇女受压迫的情况。妇女是在最底层受压迫最深的，在这方面海南妇女的苦难尤其深重，她们八九岁时就要同人家养牛，再大一点就要参加劳动，就要“定命”或做童养媳，待到嫁人就等于被卖出去，经常挨打受骂，所以妇女反抗封建压迫的要求很强烈，在她的家乡那里，曾经有过7个妇女用一条绳子捆起来愤然投江的事。这些事情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海南妇女为什么能够接受革命，为什么能在海南产生红色娘子军这样的英雄妇女集体，娘子军的产生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娘子军连的成立反映了广大妇女的革命要求，她们是妇女的革命先锋和代表。

四

经过这几次采访，前后历时大半年，我对琼崖红军女兵连的情况基本上都掌握了，材料比较丰富了，在采访过程中也大体上酝酿和构思了征文的写作提纲，为了争取能按照上级的要求把稿子交上去，可以结束采访开始写作了。

这篇东西怎么写？我想，基本的要求是要真实，因为是作为建军30周年征文来写的，是反映解放军发展的历史事实的，所以文章写的事件、人物、地点、基本情节都应该是真实的，只能作为报告文学、回忆录来写。当然，可以用第一人称，也可以用第三人称。我考虑为了写得真实、亲切、朴实、生动，还是用第一人称好。由于冯增敏是连长，她亲历了从女兵连成立到最后解散的整个过程，女兵连的几次战斗她都参加了，是女兵连一个代表性人物，以她回忆的形式来写比较合适。全文的结构，根据采访了解到的材料，我考虑基本上可以按女兵连建立成长的历史顺序来写，把主要事件都写进去，这样文字可能长一些，但很有必要，有好材料不写进去，那就太可惜了。经过对女兵连全部材料的整理分析排列，我把全篇分成7个部分来写，并拟好了小标题，即：（1）走进红军的行列；（2）初战的声威；（3）火烧“团猪窝”；（4）一支活跃的宣传队；（5）保卫特委保卫苏维埃；（6）森林长征七昼夜；（7）永不熄灭的火花。

当时，征文写作最难的一个问题是女兵连的名称和大标题怎么定，战史小册子上写的是女兵连，冯白驹说是“女子特务连”，我想应该从更大的主题和背景来考虑，把这个女兵连作为解放军的一个代表，作为中国妇女的一个代表来定位，拟定标题应该充分考虑中国妇女参加武装斗争的意义，标题应该显示中国妇女的觉醒，应该显示中国工农红军中女兵的威力，应该显示这个女兵战斗连队的革命性质和革命精神。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曾经把女兵称之为娘子军，海南这支女兵连队，正是娘子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的娘子军，是在中国工农红军里参加革命战争的娘子军，红色是用来表示革命的，苦思良久，我确定把这支英勇的女兵部队称为红色娘子军，这样能够表明和显示这个女兵连队的革命性质和女兵特色，更能显示她们的威武，叫起来也比较响亮。为了全文的统一，我在文中也采用了“娘子军连”、“娘子军”的提法，从大方面来说这并不违反历史的真实性，这样就把标题和文字统一起来。

我按照这样的结构和设想，把所有采访材料加以挑选，摘录出来或注明用法，我充满了写作的冲动，集中时间和精力，埋头写作，写得非常激动，我深深地被女兵们的英雄事迹所感染和教育，文章很快就写好了。送给军区和区党委有关的领导审阅，他们都认为写得很好。我又带着文章去找冯增敏，请她过目，她没提出什么意见。她只是对我说，想不到你把女兵连的事迹写得这么好，我们女兵连牺牲的和在世的同志都非常感谢你。随后又经县委有关领导审阅、同意。

五

我写的征文——《红色娘子军》上报广州军区后，由军区报送总政，经过逐级审阅后，很快就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令人兴奋的是，编辑部把这篇文章发表在1957年8月号的刊物上，因正值建军30周年，这一期发表的有陈毅元帅的文章《人民解放军如何教育了我》、朱绍清的《秋收暴动前后》、萧华的《红旗漫卷西风》、孙继先的《大渡河上》、乔信明的《回忆方志敏同志》、杨玉仁的回忆贺龙同志的文章《杨家溪》等。把《红色娘子军》的文章与这些文章一起发表在8月号上，可见编辑部的重视。《红色娘子军》发表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来函要我改编成电影剧本，上海文艺出版社把这篇文章出版了单行本，收入工农兵创作丛书，《中国青年》杂志转载了这篇文章，《星火燎原》也收入进去。参加过长征的解放军女将军李贞专门写了书评，题目是《艰苦奋战的女英雄——<红色娘子军>读后》，发表在《解放军报》上。文章说：“《红色娘子军》是一本富有教育意义的好书，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娘子军连英雄们的形象将永远活在后辈人的心里，它将鼓舞我们青年一代，为党为人民的伟大事业英勇斗争。”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1958年12月第一版印了3000册，1959年3月第二次印刷印了32000册。我1959年1月在广州写了再版后记，其中说：“这本小册子是根据当年的娘子军连长冯增敏同志、排长庞学莲同志及当年的妇女干部陈恒如、张玉香和娘子军活动地区的革命老人等口述的材料，加以整理写成的。其中以冯增敏同志口述的最多、最系统、完整（我曾先后与她谈过4次）。为了结构的集中和叙述的方便，为了读起来感到亲切，便以连长这个有代表性的人物的经历为中心，将娘子军的活动串连起来，并且采用了自叙的形式。”这段话记载了我写这篇东西的材料来源和写作思考，列举的几个人是指写作时采用她们讲的材料最多，不可能把采访过的提供过材料的人名都列出来。后记中还说：“最近，我又访问了好几位当年海南地区的领导干部，如有时间，准备将他们提供的新材料再补写进去。”可惜这个想法一直未能如愿。《中国青年》在1961年13-14期转载时加了编者按语，按语中说：“31年前，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里，有一支妇女组成的战斗连队——‘娘子军连’。在艰苦的革命战争中，她们站在斗争的前列，英勇地和敌人战斗。最近在全国各大城市上映的新片‘红色娘子军’就是根据‘娘子军连’的事迹拍摄的”，对娘子军连作了充分的肯定，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也是为全国青年树立了一个榜样。《红色娘子军》一文受到这样的重视，是我没有料到的。后来我曾想过，写这篇东西也许是我在海南工作10年间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这篇报告文学作为红色娘子军的史料实在是太珍贵了。尤其是关于红色娘子军这个冠名和定位，这是我发掘采写女兵连的一个重要的、创造性的成果。由于发表这篇东西有了认识，后来《解放军文艺》杂志还邀请我参加了他们主办的全军短篇小说创作会议，并让我在会上发了言。

六

写完《红色娘子军》不久，我就被调到团里去当宣传股长，工作很忙，可是部队领导还是支持和鼓励我应天马电影制片厂之约写好电影剧本。于是，我在团里开始撰写电影剧本。由于我受娘子军的史实影响比较深，接触连长比较多，所以剧本的主人公写的是娘子军连长。剧本是断断续续写成的，片名就叫《红色娘子军》。写好后送到广州军区文化部，因为当时正在组织建国10周年的文艺创作，军区把红色娘子军作为一个重大题材。在这同时，听说郭梁信也写出了取材于红色娘子军的电影剧本《琼岛英雄花》。因为我是业余作者，广州军区文化部很关心和注意培养业余作者，很重视我的创作，专门要我到广州参加对这个剧本的讨论，并给我时间进行修改。当时军区确定我的本子片名叫《红色娘子军》，郭梁信的本子片名叫《琼岛英雄花》，由于我当时在部队基层工作，特别忙，剧本短时期在广州难以改好，我便带回部队一边工作一边修改。天马电影制片厂曾来函和打电话要我去上海改写电影剧本，我因为部队工作太紧张，当时军区正在我们团搞连队政治教育试点，军区政治部领导要来检查，我又是试点组的负责人，实在脱不开身。也考虑到采写红色娘子军前后花的时间太长，领导上已给过我一次时间写电影剧本，不好意思再要时间去上海了，所以我没有向领导提出要求，继续在部队业余修改，并已基本完成改稿。正在这时，听说八一制片厂已确定要拍郭梁信的本子，并将片名由《琼岛英雄花》改为《红色娘子军》。我想不可能同时拍两个同一片名同一题材的本子，便没有把我的本子拿出来。我没有完成天马电影制片厂的委托，是很惭愧的，现在对他们的歉意只能埋在心底。不久，广州军区文化部和军区歌剧团确定要创作红色娘子军的歌剧，他们要我参加，我便和军区的几位专业作家一起完成了这个剧本，广州军区歌剧团排练后参加了全军文艺会演并获奖，广州军区政治部也授予我文艺创作奖。1960年我调到北京工作后，总政歌舞团的同志来找我，打算一起创作红色娘子军舞剧，我应允愿意合作，并商议了初步构思，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我采写《红色娘子军》到现在快50年了，离开海南也有40多年了。岁月流逝没有冲谈我对娘子军的崇敬，而是更强烈地感到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继续发扬娘子军那种英雄无畏、艰苦奋斗的精神。我写这篇回忆文章，就是为了表达我对红色娘子军深深的敬仰和怀念之情。海南人民对红色娘子军非常敬重，在当年娘子军活动的地区建立了纪念馆和塑像，现在那里已成为海南的一个旅游胜地。的确，红色娘子军的历史，是海南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中国妇女的光荣和骄傲，是中国军队的光荣和骄傲。红色娘子军的英名永存。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