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亲历记
我出生于山东，在东北长大，童年经历了抗日战争那段艰难的岁月。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大学学日语的时候，遭到父老乡亲的一致反对。他们说日本鬼子那么坏，你还要学他们的语言？！我说，这是工作的需要，再者从事中日友好交流也是我的志愿。正是组织上的这一安排和我的选择，使我毕业后到外交部工作，有机会得以从事对日工作。但是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中日关系尚处于无邦交的僵冷时期。当时我很羡慕别的司处的同事，可以出国到主管国家地区办业务、学习和深造，而近在咫尺的中日两国，却遥远而冷漠，仅有非官方的民间交往，还要绕道经香港去。
不过，到了20世纪70年代，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随着我国的发展壮大，国际声望、地位日益提高。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一些同我国无邦交的国家里要求同我国建交、同我国人民友好合作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长期敌视、遏制我国的美国也派基辛格秘密访华，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当时的日本佐藤内阁却依然无视现实，在“两个中国”的死胡同里挣扎，作着“螳臂当车”的幻梦。然而，日本国内要求中日友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呼声席卷日本，我国长期以来推行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政策和大量友好工作显现出明显的效果。双方交往日趋频繁，关系也更为密切。我们这些从事外交工作的人，也以民间的身分，参与多起访日代表团和接待日本访华团，亲历了两国推进邦交正常化的全过程。有趣和巧合的是，我所经历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几个重要片断，几乎都与“土”字沾边。
“土密码”办大事
1971年3月，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世乒赛组委会委员长、日本乒协主席后藤钾二向我国发来正式邀请。由于“文化大革命”与世界体坛隔绝多年的我国体育界，就派队参加与否的问题，请示中央。报告最后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作了重要批示：“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准备死几个，不死更好。”大家得知，竞相传告，欣喜非常。鉴于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我国首次派团出国比赛，又值我国调整改善与加强对外关系的关键时刻，国家体委与外交部协商会签并报中央批准，组成由运动员、教练员、外事人员共60多人的大型代表团，由国家体委的赵正洪任团长，多年负责对日外事工作的王晓云担任副团长，宋中任秘书长。我们几个外交部和中日友协的干部，也分别以秘书、翻译等身分随团前往。
我代表团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和推进中日友好的方针指引下积极进取，努力工作，获得优异成绩。运动员在比赛中敢打敢拼，技术和精神面貌都有很好的表现，取得了女团、女单、男双三项冠军，男团、女单、女双和混双四项亚军，并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选手广交朋友，切磋技艺，增进了了解和友谊。副团长王晓云等外事工作人员则利用这次参赛的大舞台，积极开展工作，同日本各党派、团体、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而频繁的接触，为中日友好助威加油，为改善两国关系奔走，拉开了“乒乓外交”的帷幕。日本媒界一致称在日本刮起了一场强劲的“王旋风”，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日中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届世乒赛期间，我代表团正式向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发出了访华邀请。毛主席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以“小球转动大球”，不仅开启了长期处于敌对、隔绝状态的中美两国交往的大门，也赢得了世界。
本来我代表团所带的经过中央批准的邀请方案是不包括美国的，“如美国队要求访华，可予婉拒。”但是4月6日晚，国内通过密码电话传来指示：“为增进中美两国运动员和人民之间的友谊，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于31届世乒赛之后访华。”我从带来的“土密码”——一本《中日大辞典》中译出，赶忙报告代表团领导。
4月7日下午，比赛仍在爱知县体育馆大厅紧张进行。观众为选手们精湛球艺欢呼、喝彩，掌声雷动。就在此刻，体育馆地下一层会客厅也是“于无声处听惊雷”。我代表团秘书长宋中紧急约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哈里森，向他转达了对美国乒乓球队的访华邀请。哈里森很是激动，感谢中方的邀请并答应立即报告国内，他表示相信，全美上下都会为之高兴。结果，以美国乒协主席格雷厄姆·斯廷霍文为团长的代表团4月10日即飞抵北京开始了正式访问，美国代表团包括哈里森和蒂姆博根等乒协官员和在名古屋曾同中国运动员有过接触的乒乓球选手格伦·科恩等人。他们的访问获得成功并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会见。周总理说，你们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
这件事情对我个人来说尤其难忘。可能不会有人想到，在当时访日参赛的条件下，包括邀请美国代表团访华这样机密非凡的信息都是通过“土密码”电话传送的。那时中日两国关系尚未正常化，我国驻日机构——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也未设立密码通讯。前后方联系靠托带信件，紧急时只有打国际电话，而不宜公开的机密，就只能靠自己设定“土密码”。此次赴日前，我们商定，前后方电话窗口的名字为“陈东新”，以20世纪70年代日本最新版的《中日大辞典》作为临时密码册，我带上一本随代表团赴日，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留一本。属于绝密、机密的指示和请示报告一律通过“土密码”，机要内容的字词以大辞典页码、左右边以及行、序再加上固定数字，在电话上传达。因此，我打给“陈东新”的电话和“东新来电”常常夹杂着不少阿拉伯数字，需要“译”出才能明白，这恐怕是最为原始又最难破译的密码通讯了。
佐藤面如土色
1971年8月，88岁高龄的日本自民党众议员、反主流派元老松村谦三先生与世长辞。松村先生为日中友好和恢复邦交奔波劳碌，贡献极大。他曾四次访华，与周恩来总理会晤交谈，达成以“渐进积累的方式”改善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的共识，他是中日双方当时联系渠道内日本方面的最高负责人。周总理一得知松村病逝的消息，直接在当日的大本《参考消息》上批示，要即刻发唁电和派身分较高的人前往日本吊唁，接着又具体交代和指派对外友协会长、中日友协负责人王国权（前驻波兰大使）偕随行人员王效贤以及我专程去东京参加葬礼和吊唁活动。这一举动充分体现了我国领导人和人民对松村为改善日中关系献身精神的赞赏，也是对顽固推行错误对华路线的日本佐藤政府的一大打击。
8月25日，我们一行在经香港到达东京的时候受到了热烈欢迎。不仅日本各党派、团体、朝野的新老朋友、华侨、华人与朝侨总联代表都到机场欢迎，日本内阁也开会决定派官房长官竹下登和官房副长官三原朝雄前往机场迎接。
松村的追悼会和葬礼在东京筑地本愿寺举行。葬仪朴素而庄重，大厅布满花圈、挽联。有名气的政治家、经贸界头面人物、文化艺术、体育卫生各界人士、党派团体的负责人以及松村先生家属、亲朋和生前友好共4000多人到场。由于专程从国外前来吊唁的只有我国的王国权会长一行，所以我们成了全场为人瞩目的贵宾。
追悼大会首先特别宣读了周恩来总理发来的唁电，电文赞扬这位卓有远见的政治家把晚年献给日中友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深为中国人民所钦佩。王会长单独向松村先生遗像鞠躬致哀，并按日本习俗进香。他代表周总理、代表中国各界向松村先生家属表示了慰问。
作为主祭人的自民党总裁佐藤荣作一进场便主动前来与王国权会长握手并低下头说：“蒙长途跋涉前来，辛苦了，我深表谢意。”而王会长只是点了点头，作为礼仪性应对，几乎未予理睬。佐藤犹如吃了一记闷棍，似乎还想表白什么，又觉得无趣，不得不悻悻而去。后来他在追悼会结束离场前又专门到王会长面前握别说：“长时间的葬礼辛苦了，回国后请代为问候周恩来总理。”王国权仍未作应答，佐藤再次碰了一鼻子灰。我想“此时无声胜有声”，不语更有千钧力。我站在旁边看到佐藤当时的表情是：面如土色，难堪至极。其实早在佐藤得知王国权会长要来参加葬礼的时候，就曾多方设法通过自民党内同中方关系密切的藤山爱一郎、古井喜实、田川诚一等人安排与王国权的会晤，均遭拒绝，今日佐藤之下场，已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王国权会长利用松村葬礼前后的各种机会、场合与日本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老朋友自不待言，还结识了不少新朋友。一些顺应形势、转变想法，试图在中日关系上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尤其希望同王国权会面交谈。王会长便因势利导，做了不少争取工作，收到很好的效果。包括自民党实力派人物三木武夫、大平正芳和中曾根康弘、保利茂等人，王会长都和他们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接触。这和后来在酝酿自民党总裁选举时，他们以中日关系正常化作为外交政策协议，形成党内倒佐藤荣作的派系联合不无关系。
“土沙盘”传达指示
1972年7月，内外交困的佐藤荣作内阁为田中角荣内阁所取代，给中日关系带来了新的转机。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国上海芭蕾舞剧团按计划启程访日进行公演。演员和舞美班底都来自上海，而团长是我前驻东京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一把手的“日本通”孙平化。我们一些来自外交部和对外友协的工作人员也参与其中，全团共208人。我的工作是团长秘书兼外联，还负责与国内的联系。
当我们从北京出发，乘车经广州到香港时，还是佐藤内阁执政，而飞抵日本东京的时候田中内阁已经产生。真是时隔三日，两届内阁，变化神速。田中首相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就明确表示，“要以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为急务”。对此周总理也立即回应发表讲话说，田中新内阁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两国政府首脑的呼应表态，预示着中日关系的黎明曙光的到来。孙平化率团抵日本后，立即与我驻东京联络处的新首席代表肖向前和代表团以及联络处的有关同志，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不久随我农业代表团来访问日本的外交部日本处陈抗处长带来了周总理的重要指示。他把我们都叫到了驻东京联络处。为保密起见，他在“土沙盘”上连写带说，一字一句如实作了传达。“土沙盘”就是小孩在幼儿园和学校用的那种简易文具复写板，写过后一拉，字就消失了。周总理指示说，田中要加紧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我们表示欢迎，这是毛主席的思想和战略部署。毛主席讲我们要采取积极态度，对方能来谈就好，谈得成谈不成都行，总之现在已经到了火候。这回不能只“刮旋风”了，要落地。周总理针对孙平化、肖向前的名字，生动地指出：孙平化就是要“万丈高楼平地起”；肖向前要“继续向前”。“平地起高楼”和“继续向前”，就是要在已有民间外交日积月累的基础上，通过广泛细致的工作，推动田中下决心采取行动实现访华，以最终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我们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把要做的事情、工作和要见的人一一排队，制定了详细的活动日程表。
上海芭蕾舞剧团的节目《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内容情节动人，演员技术高超，演出获得好评，广大观众从中增进了对我国的了解和感情。与此同时，孙平化、肖向前等人则利用观看演出、外出拜访、宴请会见等机会，广泛接触各界新老朋友，分别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做了大量工作。在与日本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舆论媒体各界以及友好团体交流的基础上，他们先后四次会见了大平正芳外相，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充分的交谈。随后，8月15日，田中首相在东京帝国饭店会见了孙平化和肖向前，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首相秘书官木内昭胤、小曾启一、中国课课长桥本恕等陪同会见。在当时日本和台湾当局还保持着所谓的“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现任首相正式会见我国访日代表团负责人和驻日机构代表尚属首次。孙平化、肖向前向田中正式转达了周恩来总理对他的访华邀请。田中首相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感谢周总理的深情厚意。田中认为，一海之隔的日中两国解决关系正常化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表示将在进一步协调党内意见，做到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前往中国以求“有终之美”。
在这次会见后，中日双方都向记者发布了有关消息。这实际上等于预发了田中近期将访华的新闻公报。这就意味着推动田中访华的工作收到实效，两国人民期盼已久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即将成为现实。
1972年金秋，组阁刚刚两个多月的日本内阁田中角荣首相，接受我国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偕大平正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等52名高官成员，乘道格拉斯DC-8型日航专机于9月25日11时30分直达北京，开始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随行的还有80多名媒体记者和近百名先期抵京的电视转播和卫星地面站的技术人员。
早在中日民间来往频繁的20世纪50年代，毛主席、周总理就说过，两国恢复邦交这样的大事还得靠当政的领导人，但日本只有下了台的首相才来中国，不过我们可以等待，北京的机场随时准备为之开放。实际上，我国政府也一直准备采取行动，实现中日关系的正常化。50年代中期，周总理向当时的鸠山一郎首相发出了正式的邀请，两国驻日内瓦的总领事还就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过直接接触。但囿于美国压力，日本无法实施独立自主外交而作出响应，致使我国的中日两国官方关系正常化设想与计划未果而搁浅。
转眼近20年过去，以“决断和行动力”著称的田中首相终于来到了北京。周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以及外交部姬鹏飞部长、外交部顾问廖承志（时任中日友协会长）等都亲临机场迎接。当周总理与田中首相握手的那一历史瞬间，作为为中日友好事业献身的普通一员，我的内心深深为祖国的强大昌盛、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而充满感慨。我相信田中首相也是感触满怀，他对于日本曾经加害过的中国人民所给予的热情欢迎和款待不会无动于衷。田中在钓鱼台写下的诗句“邻人目暖吾人迎”，他表示要在日本离宫改造为迎宾馆的时候请周总理作为第一位客人访问日本，如此等等均可资证明。
欢迎仪式结束后，周总理从机场亲自陪同田中首相等日本贵宾，驱车到钓鱼台国宾馆，国宾馆18号楼迎来了第一位访华的日本首相。
稍事休息后，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会见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以及代表团随行的主要成员。宾主在围成蹄形沙发上就座，呈现出亲近的家庭气氛。记者们抢着拍下这珍贵的镜头并从中领略到了热情又亲切的浓厚氛围。
田中首相对周总理说：“刚刚喝了一点茅台，略有醉意，感觉很好，但是酒兴未尽，会谈完了还要喝点。”周总理会意，马上说：“愿意喝，可以再送些给你，把你的‘威士忌’换成茅台。”田中点头致谢并说：“确实是好酒，比‘伏特加’更好，‘威士忌’也比不上。”周总理指着在座的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说：“茅台酒产在他的家乡贵州省，是红军长征时候发现的。‘威士忌’喝多了会上头，而‘伏特加’不如茅台柔和。”田中连连点头称是。后来记者对此曾多有报道和引申评论。
“添了麻烦”掀起波澜
田中首相一行抵京当日下午，中日双方就邦交正常化的谈判立即正式展开。谈判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中日两国总理与首相的小范围限制性会谈；二是两国外长的会谈；三是双方主管官员级别的工作会谈。两位总理和首相主要就重大的原则问题进行陈述并交换意见，外长根据首脑会谈的精神和指示，商讨起草联合声明，由主管负责官员具体落实文字。日方参加上述后两个层面会谈的成员分别有大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吉田健三、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中国课课长桥本恕等。中方参加会谈的有外交部姬鹏飞部长，韩念龙副部长，外交部顾问廖承志、张香山，亚洲司司长陆维剑、副司长王晓云，日本处处长陈抗等。
在整个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过程中，中日两国总理和首相先后举行了四次会谈，两国外长举行了三次正式会谈，一次非正式会谈。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姬外长与大平外相的会谈以及修改确定《中日联合声明》文字的一些具体工作。
我方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基本立场与见解以及《中日联合声明（草案）》，是1972年7月由周总理全面阐述，通过访华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带回日本转告田中首相、大平外相的。日方关于谈判的议题是由小坂善太郎率自民党各派议员团访华时带来的。就在田中首相访华前夕，日方托资深议员、大平外相的亲信古井喜实带来了日方在研究我《中日联合声明（草案）》后拟出的《联合声明大纲》。中日双方对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想法以及有关问题处理意见大体一致，但在对我方所提复交三原则、台湾问题以及对第三国关系的认定与文字表述上还存在分歧，有待商榷。因而整个谈判的过程，历经艰辛，充满了斗争。可以说《中日联合声明》的每一段文字，乃至每个用词的敲定都费尽了心思，凝结着血汗。
在双方谈判中最先遇到的难题是日方对侵华战争的道歉的表态。这个问题是由田中首相在周总理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讲话引起的。本来在互换草案中，中日双方同意在前言中简述一段历史的回顾和日方表示道歉，但是未落实文字。田中首相在周总理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辞中，轻描淡写地提到日本在战争中给中国“添了麻烦”，出席宴会的中方人士听了都感到吃惊、很别扭，当场就议论开来，表示不满。田中的这一表态公开报道后更是引起了广大公众的强烈反感与愤慨。
周总理在第二天与田中首相会谈一开始就坦率而严肃地指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蒙受深重灾难，其结果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日本政府应当牢牢记住。而“添了麻烦”意思太轻，许多人想不通，接受不了，更不要说那些有杀父伤亲之仇的人了。田中首相向周总理作了些表白和解释，说他首先是要反省、道歉，向中国人民谢罪，承认讲得不够，要设法改。
我方谈判和接待班子中有不少是山东和东北人，对日本侵华都有亲身经历和体会，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出日本军国主义罄竹难书的种种罪行。无论是抚顺的“万人坑”，还是哈尔滨的“731”细菌杀人工厂，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日寇屠杀中国人民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血证。千百万人生命财产的巨大伤亡与损害岂能用一句“添了麻烦”了结？！我私下对桥本恕说，连我上大学学日文，家乡父老都反对。他们痛恨“日本鬼子”，正因为他们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呀！日方不考虑中国人民的感情，怎么能行得通呢？
针对日方对“添了麻烦”词义的解释，我方还搬出了日本出版的辞书、辞典，一一查出“添了麻烦”、“反省”、“道歉”、“谢罪”等字词的含义以及程度，表明用“添了麻烦”来道歉的不足、不当。桥本等人连连称“厉害”、“折服”！
后来在两国外长会谈中，日方表示愿意照中方的意见修改，准备拿出一个方案来商量。9月27日晚，毛主席会见田中首相时一上来就问起“那个‘添了麻烦’的问题吵得怎么样了？”田中称，已经基本解决，可以按中方的习惯改。毛主席高瞻远瞩地说：“吵出结果就好，天下总没有不吵架的，不打不相识啊！”在当天夜间，姬外长与大平外相第三次会谈中，大平提出并亲自口述对战争加害反省的措辞，为中方所接受。最后写进《中日联合声明》的就是大平口述的文字：“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我方的严正立场和日方的反省、谢罪之意，写进了庄严的历史性文件，为我们经常所说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留下了依据。
“心似巨岩碎大涛”
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同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日台之间还签定过所谓“和平条约”，而日本要实现同中国邦交正常化，它自然就要与台湾“断交、废约”。中方早就提出了恢复邦交三原则，即日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
田中上台后，他甘冒政治与生命的危险，优先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他派自民党老资格议员小坂善太郎率各派议员访华，以最终协调统一党内意见；同时派执政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去台湾安抚、摸底。然后自己来华谈判，最后解决问题。田中首相承认，谋求复交，就只能取消同台湾的官方关系，可是不愿造成混乱，不愿视与台湾“建交、缔约”并宣布双方“战争状态的结束”从一开始即为非法。田中还要求中方体谅他面临的现实困难，并予以照顾。大平外相也表明对复交三原则并无任何异议，但日本政府是“日台条约”的当事国，负有责任，如果完全接受中方见解，等于多年来一直欺骗国会和国民。日方希望找到符合其立场的表达以维护日本在台利益与人身安全（当时日台年度贸易额有12亿多美元，日赴台每年18万人次，台赴日每年5万人次，在台日本公民共3800人）。随后，在两国外长谈判时，代表日方作主旨发言的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还从法律的角度讲述了所谓“日台条约”以及“战争状态结束”、“赔款已经处理完毕”的“合法性”。
有鉴于此，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在《中日联合声明》中的表达方式、内容，就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最大难点，谈判的气氛也一度趋于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密切关注谈判进程的周总理，把握大局，有刚有柔，表现出了原则的无比的坚定和具体方式上的灵活性，推动着谈判朝达成协议的方向前进。针对谈判面临的最大问题和困难，周总理在与田中首相会谈中首先肯定、称赞田中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决心与勇气，对田中表示理解我复交三原则以及一旦和中国建交即与台湾“断交”，“日台条约”也随之失效的说法表示赞赏，认为“这是对我们的友好态度”，也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可能对日方面临的困难予以照顾，而不是相反。周总理并且指出，一定要从政治的高度而不是拘泥于法律条文来处理问题才是正确的。
接着周总理极为严肃地批驳了日方外务省条约局局长在发言中死抠条文不放，把旧金山条约、“日台条约”都拿出来作为依据的错误说法，“显然是无视事实的，本末倒置，也不符合田中、大平对复交的意愿和精神。”
联系到日本对华赔偿问题，周总理说，遭受日本侵略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大陆。我们是从友好大局出发，也不想使日本人民负担赔偿之苦才主动放弃赔款要求，而已经被中国人民推翻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当时就已无任何资格代表全中国，他所谓的“放弃”只是慷他人之慨。日方如今还死抱着“蒋介石已经处理完毕”，因而认为不必再提、也不领情的态度，“实在是令人惊诧和愤慨，完全不可容忍”。
周总理的发言，义正词严，有据有利，日方无言以对，也让我们这些参与谈判工作的人深受教育。
听了周总理的话，田中首相当场表示，中国把恩怨置之度外，从大处着眼，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处理问题，日方坦率地评价中国的立场，并再次表示深深的谢意。田中表示愿意继续考虑中方的意见并同意由外长继续开动脑筋，磋商写入《中日联合声明》的合适措辞。
针对周总理的严肃批评，在双方会谈结束后，一回到钓鱼台宾馆，田中便把外务省官员叫到自己的房间，对他们严肃地讲道：你们受过高等教育，都是很有学问的，不要钻牛角尖，靠你们提出解决问题的见解和办法，责任由我来负。
众所周知，田中首相曾经多次对人讲过对周总理的深刻印象和钦佩之情。此次来华，在与周总理直接对话、接触以后，他曾在宾馆白纸上写出了如下评价周总理的诗句：“躯如杨柳摇微风，心似巨岩碎大涛。”对周总理发自内心的由衷敬佩跃然纸上。
在中日最后一轮首脑会谈时，田中告诉周总理，他已经明确指示大平：《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后立即对外宣布中止同台湾的“外交关系”，“日台条约”也随之废弃。他还向周总理保证：日本不支持“台独”，对台湾无领土野心，日后如对台有什么举动，愿向中方打招呼。双方还同意暂时搁置钓鱼岛的争议。
周总理称赞田中为实现中日复交所作的贡献。他说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此次田中首相来华已经体现了中国古语“言必信，行必果”的精神。周总理特地把《论语》的这六个大字题赠田中，以示中日新关系从“言必信”开始，日方要汲取过去半个世纪的教训，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开拓两国关系。田中深为感动，也以东方人特有的方式作了回赠，挥笔题写了“信为万事之本”六个大字。这是出自日本飞鸟时代当政者圣德太子之口、曾经载入日本旧宪法的一句话，田中以此表达他恪守信义、履行承诺的心愿。
绞尽脑汁“苦汗泉”
9月27日上午，田中首相在姬外长陪同下游览长城，大平外相随行。两位外长在往返长城的路上也没有停下手上的工作，一直在就《中日联合声明》的内容表述等进行商谈。大平谈了在前言中加入理解复交三原则和关于“结束战争状态”以及两国“尽快”交换大使等问题，并表示当晚提交日方最后对案。此次长城途中两国外长的对话成为日程之外追加的外长非正式会谈。
大平外相一览长城的雄伟壮观，感慨无限。为了寄托满腔的情怀，也为了纪念此次访华，他写下了一首七言诗：“长城蜿蜒六千里，汲进苍生苦汗泉。始皇坚信城内泰，不知抵抗在居心。山容城壁默不语，荣枯盛衰几如梦。”诗中写出了对中国老百姓修建长城付出艰辛劳动甚至流血、流汗的感触。我想，作为辅佐田中的外相，作为日方复交谈判的主将，为达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协议，写就《中日联合声明》，大平也是绞尽脑汁、苦汗如泉涌！想到周总理对人讲过的“大平内秀而博学，辅佐田中很得力，有大平才有田中，才有日中复交”的话，深感果然如是。
9月27日夜，中日两国外长举行第三次正式会议，在两国首脑会谈达成基本一致的基础上，敲定符合双方立场的联合声明。双方谈判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两位外长就“结束战争状态”、复交三原则和台湾问题的表述进行最后的商定。
对于几个关键问题，经过对双方所提方案、对案的讨论和比较，中日双方基本达成协议：“我方同意在日方表述理解与接受复交三原则的前提下，联合声明中可不提及‘日台条约’、避开‘确认战争状态结束’字样。”
鉴于此，关于“结束战争状态”问题，双方同意在正文中以“声明公布之日起，两国之间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取代“确认战争状态结束”的表述。而在前言里写明“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原来我方方案正文里“不正常状态”前还有一个“极”字，大平认为“极不正常状态结束，容易造成尚有某种程度上不正常的误解，莫如换成‘迄今为止’”。我方接受了这一提议。
关于台湾问题，日方认为：日本是《波茨坦公告》的当事国，在台湾问题上接受和签署的是这一公告。对于中、美、英三国发表的《开罗宣言》，日方认为自己并不是当事国。最后经过协商，双方在台湾问题的表述上达成妥协：首先在《中日联合声明》的前言中写明：“日方在充分理解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邦交正常化。”然后在正文里写道：“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日本充分理解与尊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该公告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款，必须完全实施”，而开罗宣言宣布，“台湾应归属中国”。日方就这样以间接的方式，接受了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立场。
关于我方原来所提的有关台湾问题的三项默契（即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中日联合声明》公布后，日本自台湾撤销使馆并采取有效措施使台湾自日本撤馆；解放台湾时，对战后在台日本团体和个人投资与企业予以适当照顾）。日方认为，实质性内容已写入《中日联合声明》，因此双方没必要再搞默契与口头谅解，也免得日本国会审查，怀疑其中有什么秘密协议，反而造成日本内阁被动。
两国外长午夜会谈还在紧张地继续，而周总理也一直等在办公室，随时听取进展情况和最后信息。所以会谈中间，姬外长两次要我出去打电话报告。周总理同意会谈最后商定的内容和文字，并指示立即把它打印成文件呈毛主席。至此，经过两国外长和有关官员的彻夜奋战，双方已经就所有的重大问题取得一致，并字斟句酌地敲定了《中日联合声明》的措辞。
我为周总理把签
《中日联合声明》全部达成协议后，姬外长又当面向周总理作了扼要的汇报，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接着报告了签字仪式的安排。当时我们谈判班子也在场，当谈到何人出任我方把签人时，周总理环视大家说：找一个年轻人嘛！而在谈判和接待班子里，我算是最年轻的了，于是这无比荣幸的重任就落在我的肩上。
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中日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举行仪式的三楼大厅红毡铺地，绿绒罩桌。四周布满了五彩缤纷的鲜花，透出沁人肺腑的芬芳。周总理和田中首相在插着两国国旗的签字长桌前并排而坐，姬外长和大平外相分别坐在周总理左侧和田中首相的右侧。身后站立着的有叶剑英、李先念、郭沫若、廖承志等中方领导人以及有关人士和二阶堂进等日方高官和随行人员。
在庄严、神圣的历史性时刻，我荣幸地站在周总理身旁，身着赴日访问时候新做的深蓝色中山装，履行光荣的使命。当我看到周总理在茶色烫金文本上写下周恩来三个大字后就拿给姬外长签字，随后交换给日方把签人，再把田中、大平签过字的文本送给姬外长签名后摆在周总理面前。周总理写毕，起立与田中首相有力地握手交换文本，并共饮香槟互致祝贺。此时场内掌声、笑声、碰杯声、欢呼声响成一片，全场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大家一起目睹、见证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的历史性瞬间，共同庆贺两国关系新时代的开始。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