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论文论点摘编（1）

中国革命的思想史意义

孙歌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斯大林批判与中国的“双百”思想运动，形成具有内在关联的结构性事件。这一事件推动了对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探讨，打开了由于冷战而在意识形态上被绝对化的思想对立格局，为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深度理解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条件。在这一讨论中，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对斯大林的错误和斯大林批判的性质作出了独特思考，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将问题归结为个人品质容易阻止制度的内部调整，反对从斯大林批判直接跳跃到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否定。与此同时，日本的进步知识分子也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陶里亚蒂思想作出思考，积极反思马克思主义国家论所忽略的制度层面问题，尤其关注到中国革命和苏维埃革命的区别。他们认为，中国革命的思想并不能简单视为马列主义的发展，它是以自己固有的方式实行革命，最终到达某种马克思主义或人道主义的普遍性理念，但并非体现了某种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模式；这也不能视为中国传统文化某些要素的自然传承，因为这一传承显然是断裂式的，作为一个现代事件，它不仅融入了更多的国际政治要素，并通过这些要素使传统发生了变形；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并不体现为它可以还原或类推为既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它在否定不平等的剥削制度、解放人民大众的意义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念，而不是按照马克思或列宁的思路安排政治实践，尤其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后摆脱苏联控制的复杂课题，都使中国革命带有鲜明的“亚洲特性”。（吴志军摘自《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全文约23000字）

毛泽东研究中的文本学分类方法与意义

张明

文本是作者思想得以呈现的客观载体，也是后世解释者言说历史的现实依据，任何思想研究的基始性工作就是大量占有事实——文本。因此，重视文本研究是深化毛泽东研究的基础，从文本学的意义上对毛泽东研究的“文本资源群”进行必要的细化分类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毛泽东研究中的文本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直入性文本”，即可直接入手加以研究的毛泽东本人“一手文献”，根据其文本结构，又可细分为“正式文本”（指具有完整理论形态与话语结构的文本，主要包括毛泽东在各个时期的完整性论著）、“生成性文本”（指初步具备文本逻辑结构框架与基本话语系统的信函、讲话、报告、电报和政策文告等）和“拟文本”（指缺乏一般文本所具有的基本逻辑结构和完整话语系统的资料，如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所做的读书批注等）；二是“旁引性文本”，即可以间接利用的旁征博引性文本，包括毛泽东传记、年谱以及以中共党史和同时期党内重要领导人物回忆录等为代表的党史类文献，它为毛泽东研究的深入推进提供重要参考和线索。在毛泽东研究领域，文本具有的多元化与复杂化特征，决定了必须有选择、有区别地对待毛泽东研究中的“文本资源群”并实现两类文本的综合利用，这样才能完整、准确地揭示毛泽东真实而丰满的思想情境和思想实质。（吴志军摘自《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全文约12000字）

试析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反封建斗争

叶剑锋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表明制度形态的封建主义在中国大陆走向终结。前七年的新中国继续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推翻了封建地主和军阀的统治，建立起人民民主的政权和政治制度，取得了政治学意义上反封建的胜利；完成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取得了经济学意义上反封建的胜利；在公民的私有财产问题上，给予了过渡性、程序性的法律保护；在社会生活领域则废除了压迫人民的各种封建旧制度、旧习俗，扫除了各种封建的社会丑恶现象，树立起社会主义新风尚，完成了社会学意义上反封建的胜利。但是，由于新中国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异常深厚，农民又是革命主力军，这种胜利只是初步的、大体的，还不是完全、彻底、最后的胜利。这一时期的反封建斗争实践在取得辉煌战果的同时，也多少留下了反封建不彻底、让封建主义以残余形态潜伏下来的缺失，如将社会形态意义上反封建任务的完成等同于思想政治领域反封建任务的彻底终结，等同于反封建主义的任务已“毕其功于一役”；在反对封建主义与反对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主次失调，将批判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忽视了清除封建残余影响的战略任务；侧重于政治、经济层面的反封建主义斗争，而对文化、思想和政治问题的关注不足；在民主革命的内容上，认为打倒了封建军阀和封建地主的统治就铲除了封建统治的根源，将民主革命的内容简单化；等等。这些认识和实践上的偏差与失误，与后来党内的“左”倾错误交织在一起，成为我们未能认识到肃清封建残余战略任务艰巨性的重要原因。（吴志军摘自《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5期，全文约11000字）

建国初期“党支部下乡”与农村政治整合

吕连仁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中共开展了大规模的党支部下乡运动，不仅基本实现了在乡镇一级的全覆盖，而且在绝大多数行政村（高级社）普遍建立起党支部，从组织化和制度化方面打通了党与农民的直接联系，党对农村的领导由此直接而高效，实现了对乡村的实质性政治渗透。乡村基层党组织普遍建立和党员数量大发展，为乡村整合提供了组织条件；党支部与基层政权建设相结合，使乡镇实现了实质性的行政化；党支部发动乡村经济改造运动，使农民成为单位制的集体一分子；以党组织为核心重建乡村社会组织，农村居民被纳入各类群众组织。因此，党支部下乡这一组织建设举措及形成的组织体系，不仅构成中共执政的重要基础，而且作为社会动员和政治整合的基本组织资源，对农村政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改变了乡村政治秩序，基层党组织及其党员成为乡村政治权威的中心；乡村社会组织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出现政治空间扩大和社会空间压缩的趋势；形成了高度集中的乡村治理模式，为党和国家在农村推行各种政治运动以及向农村社会抽取工业化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创造了条件；原有的乡村价值体系也受到严重冲击，逐步形成以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导向的新观念。当然，这种政治整合对中国农村的发展造成一些消极影响，这也是改革开放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吴志军摘自《山东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全文约12000字）

社会主义乌托邦戏剧评析

申燕

社会主义乌托邦戏剧是“大跃进”运动催生的特殊戏剧形态，它以大胆的想象和亢奋的乐观主义精神，在戏剧场域构建出物质生产的狂欢盛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蓝图，涌现出《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烈火红心》《红大院》《敢想敢做的人》等一大批作品。社会主义乌托邦戏剧所表现的内容、主题和创作方法与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相关，传达了发展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培养了人民强烈的献身精神和实现目标的信念，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以科学态度捍卫人的创造力和高昂的信心，极大地忽视了人自身的真实愿望和情感需求。乌托邦戏剧还放大了女性作为“建设主体”的地位，鼓动女性放弃家庭劳动和感情羁绊，克服自身的“女性”和“母性”特征，成为没有性别特征的劳动者，并将女性的家庭角色和社会（政治）角色对立起来，不断暗示女性应以社会角色和政治荣誉为本。这种戏剧创作具有很强的乌托邦性，它所描绘的国家前景显然缺乏强大的文化根基。真正的国家进步和社会转型必须以文化进步为核心，戏剧更应当关注人的发展，传达以人为中心的理性价值观念。（吴志军摘自《文艺研究》2013年第8期，全文约13000字）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