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同党的其他事业一样，也是克服了种种困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地发展起来的。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今天我们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已经发展到具有相当规模并正在向着现代化的目标前进。可是对五十多年前创业的艰难情景，如今了解的同志已是不很多了。我曾参加过一些早期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为了使大家了解当时的情况，现在把我所记得的和张沈川等同志提供的一些史实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以后，革命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屠杀，党被迫转入地下进行斗争；党领导的各地武装起义在一些地方相继取得了胜利。在党的“六大”以后，工农红军不断扩大，建立了一批革命根据地；白区（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也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我们仍处于被敌人封锁、分割的状态。党中央为了加强对各地党组织与工农红军的领导，为了帮助各地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建立通讯联系，迫切需要把无线电台建立起来。早在“六大”结束时，周恩来同志开始抓了这项工作，恩来同志在莫斯科时，就鼓励毛齐华等同志学习无线电通讯业务。回到上海后，他又立即分别约李强、张沈川同志谈话，要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学会无线电通讯技术，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李强原是学土木工程的，没有学过无线电。他入党以后，先是做群众工作，后来做军委工作。组织上决定他去学电台机务时，一切需要从头做起，困难是很多的。李强接受任务之后，即以无线电业余爱好者的身份，同当时在上海经营美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公司”和“大华公司”的商人交了朋友，并从他们那里购买了所需的零件、发动机和其他材料，以及许多有关无线电方面的书刊。他躲在赫德路的一所房子里，按照刊物上介绍的线路图，同张沈川一道钻呀、锯呀、焊呀，先学着组装收报机，然后再装发报机。

张沈川原是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的学生，当时任上海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书记。组织上让他去学报务，他坚决服从。可是到哪里去学呢？当时只能自己想办法。有一次他在报上看到“上海无线电学校”的招生广告，就改名张燕铭跑去报了名，经考试后被录取了。入学后他才知道，这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六军用电台台长和几个报务员，为捞取“外快”利用机关的房屋开办的学校。张沈川在这里学习了六、七个月，学习期间他非常勤奋刻苦。那些“老师”们看他已能上机工作，便在他们夜间外出游逛时要他代班，他也乐于尽“义务”，因此他们的关系搞得还不错。学习期满后，学校允许他留在那里实习；实习期间他不仅不要薪水，而且还非常负责，所以既得到了“信任”，又学到了技术。

一九二九年五月间，张沈川利用几个深夜代班的机会，抄下了两本军用电台的密电码，把它交给了党组织。同年夏天的某晚，他在代班时，收到广西第四军用电台发来的一份明码电报，内容是李明瑞师长要财政部长宋子文拨给购运书籍款三千元，交给张沈川（张沈川和李明瑞师的政治部主任熟悉）。那时广西方面正在酝酿反蒋。张沈川取得现款后立即交给党中央宣传部，购买了大批进步社会科学书刊运往广西。不久，黄埔军校电训班毕业的三个学生被派到第六军用电台实习，他们是受过特务训练的。当他们在检查前两个月的收发报底稿时，发现了这份明码电报，当即向总司令部密告台长“利用军用电台，私通商报”，于是台长被撤职。张沈川事前离开了电台，没有惹到麻烦。

张沈川离开电台后隐蔽了起来，同李强在一起继续学习。他除抄收公开电报以提高收报技能外，还跟李强学着组装收发报机。一九二九年冬天，在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他们终于组装成功了第一部电台。他们利用这部电台同其他的业余电台试行通报，效能良好。同时，张沈川还收抄伯力和旧金山等电台的俄文、英文的政治新闻和经济消息，以此练习抄发报的技能。后来，党又派原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学过电台业务的黄尚英同志来和他们一起工作。同年十二月，中央派李强和黄尚英到香港九龙建立电台，一九三○年一月初首次同上海进行了成功的通报。这就是我党自己制造的第一对通报电台。可惜黄尚英于一九三○年八月病逝，年仅二十岁。

李强和张沈川是我党无线电通讯事业的“母机”，他们为党培训了很多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第一批培训是采取学生分散居住，分散教学的办法，我就是这个时候的学生。当时参加学习的还有王子纲、伍云甫（吴竞生）、曾华伦、刘光慧（女）、赵荫祥（女）、蒲秋潮（女）等同志。但是除王子纲、伍云甫外，其他同志我都没有见过面，是后来才知道的。就是王子纲，也只见过一次，以后就不来往了。当时在上海，党的组织纪律是很严格的。为了绝对保守地下通讯的秘密，电台的同志终年深居简出，几乎断绝了一切社会关系。

我原来在汉口，没有职业。一九三○年四月，汉口的党组织派我到上海学无线电，我非常高兴。组织上因为经济困难，只给了我十五元钱路费。当时我在一个小旅馆里已经住了很久，积欠了十几元房钱和饭钱，这十五元钱就是全部交了也不够，只好把蚊帐拿出去当了两元八角钱，又在两个穷同乡处挤出了十元钱。和旅馆结帐后，剩下的钱还不够买船票的。由于水手的帮助，用了“看黄鱼”的办法，我才坐上到上海的轮船离开了武昌。到上海时，我身边只有一角多钱了。下船后人生地不熟，一家饭店的接客的过来提起我的行李，要我去他们那里住下。到了饭店一看，每天房钱竟高达二元九角七分，我怎能住得起！只好拿出一件夹袍子去当了四元钱，第二天就搬到一个小旅馆去了。又过了一天，李强（化名张振声）找到我，给了我五元钱，让我安心住着休息，等他派人来接我。后来是王子纲来把我接到静安寺路西摩路口一处小阁楼中，同伍云甫住在一起。因为这间阁楼住两个人实在太挤，又搬到赫德路一个稍大的亭子间住下。从此我就安下心来开始学习。

教我们的老师就是张沈川（化名沈哲）。因为伍云甫比我先来，他也能帮助我。我们的学习用具只有一个电键、一个蜂鸣器和一块干电池，再加上几张纸和两支铅笔。我们俩轮流着一个发，一个收，“滴滴答”、“答答滴”，天天都是这样练，真是够单调的。两个月以后，买来了两付耳机和一个矿石收音机，可以收听徐家汇天文台的气象资料，才使我们有了更多的兴趣。学习了四五个月以后，我们的收抄能力已达到每分钟110—120字，这时就可以上机工作了。

在我们学习期间，二房东看到我们整天在家里“滴滴答”、“答滴滴”地忙个不停，感到有些奇怪或是不放心。有一次他问我们这是在干什么，我们说因为没有找到事做，想学学无线电这门技术，以后也好找个职业。他又问我们在哪个学校学习，我们说没上学校，只是请一个朋友来教我们，每月给他一些车钱。当时上海这类情况很多，所以二房东也就相信了。

学习期间，组织上给我们每人每月七、八元钱的生活费（房租不算在内），除了吃饭所剩不多，还要订一份报纸，买些生活必需品，因此生活过得比较艰苦。为了购买生活必需品，我们就挤伙食费，长期都是每天买一把小白菜，一块豆腐，或者一块“日本”咸鱼充当副食。如果买两角钱肉，就一定要放在菜篮子上面，好让二房东看到我们也能吃到肉。我还记得过端午节的那天，正好没有米了，八、九点钟还未举火。二房东来到我们屋里，问我们：“吴先生，今天过节，你们吃什么好的呀？”这一问把我们都问愣了。伍云甫很机灵，即很随便地回答说：“今天我们不做饭，有个朋友约我们到他家里过节。”我在一旁听了觉得好笑，又补了一句：“到时候了，我们该走了吧？”这样就把二房东催走了。我们出门到马路上转了一圈，中午回家时送钱的同志还没有来，只好找出一件衣服当了一元钱，跑到远一点的小面馆里每人吃了一碗阳春面和一个烧饼。剩下的钱买了一点米面回家做晚饭。那时生活虽然艰苦，但想到我们是在为革命学技术，就觉得这种生活非常有意义，也不觉得苦了。

在学习期间，我们一般不外出，也很少和别人通信，为了保密，对外写信总是利用高级饭店或医院做通信处。因为这些地方在厅门口都设有一个信袋，服务人员收到信以后，如果在各房间都找不到收信人，便把信插在厅门口的信袋内，让收信人自己来取。当时我们常用“东亚大饭店”或“宝隆医院”做通信地址。因为这种地方一般人住不起，特务们以为是有钱人的来往信件，就不去注意了。二房东对我们这些外地的年轻人没有信件来往，曾经发生过怀疑。因此，我们还常常自己写信从外面投邮寄回来。

一九三○年九、十月间，党中央决定从各地抽调一些同志来上海集中办一个无线电训练班，在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租了一幢楼房，挂出了一块“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招牌。训练班的实际负责人是李强，张沈川教报务，吴克坚管组织和财务。此时，在苏联学习无线电的一些同志已陆续回国，其中一部分同志在这个训练班中担任了教学和领导工作。方仲如教电学，兼管学员的政治学习和组织生活；陈保礼（沈侃夫）教机务；毛齐华等都是教员。当时各地派了十六个同志来学习。学生对外的名义是工人，教师对外的名义是经理或工程技术人员。但是这个“工厂”没有隆隆的机器声，也不进原料，不出产品，进进出出都是些中青年人，于是引起了侦探的注意，他们曾借故来查过两次。

同年十二月的某一天，这个训练班终于被敌人破坏，张沈川、方仲如、陈坦、石光、苏刚达等二十人被抓走了。那时我和另外几个人已先后分配工作，所以没有被捕。伍云甫走到弄堂门口，看到二楼窗帘已打开（暗号），就没有进屋。涂作潮当时提着一个油漆桶，走到“工厂”门口，法国巡捕以为他是油漆工人，要他“滚开”，所以也没有被捕。被捕的二十人虽经上海市公安局、南京军事法庭几次严刑拷打，但没有一人承认是共产党员，没有一人泄漏党的任何机密，可还是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根据《危害民国治罪法》第六条“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的规定判了刑。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十个月的十七人，六年六个月的三人。其中陈保礼、麦建屏、谢小康、张庆福四同志都因患恶性痢疾，得不到治疗，两年内先后在狱中病逝。陈保礼同志临终前不断地说：“要听‘妈妈’的话！”就是要大家听党的话。在五十年后的今天，这四位经受了严峻考验的好同志仍然使我们深深地怀念。

从两次办训练班的实践证明，在国民党统治区集中办训练班是很困难的，还是采取分散训练的办法比较好。

我是在一九三○年十月结束了学习生活，被分配到电台工作的。电台设在慕尔鸣路，由毛齐华夫妇兼作掩护人。房间布置得比较“阔气”，有大衣柜、梳妆台、烤火用的电炉，以及花瓶、古书、麻将牌等等。收发报机放在大衣柜内，电瓶藏在楼板底下，电炉是用来掩饰通讯用电的。为了避免发报时邻家的电灯闪跳，引起人们的惊慌和敌人的注意，我们总是等到深夜一点到三点才工作。

读者都看过《永不消逝的电波》这部电影吧，那是一部反映了真实情况的影片，我们看后感到很亲切。当时，我们每天晚上都是那样紧张地工作，非常仔细和准确地把每一个字发出去或收下来。记得在我调到电台以前，张沈川在这个电台工作。一九三○年八月间，他得了伤寒病，发高烧，医生让他休息。可是这部电台只有他一个报务员，怎能休息呢？因此每个深夜他都由别人扶着上机工作。结果病情日重，吃了药也不见效，以致引起了医生的怀疑。他的这种苦干精神，使我十分感动，并下决心向他学习。

我们的任务是负责与香港的电台联系。我们和香港电台的同志虽然相隔几千里，而且从未见过面，但通过工作建立了一种同生死共患难的同志感情。彼此都非常关切，非常熟悉，连彼此发报的手法都能辨认出来。后来香港电台的同志被捕了，我感到非常悲痛。直到最近才知道这个同志名叫邱德。

三十年代初，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党中央急需和各根据地直接联系。一九三一年一月，组织上决定要我筹建新的电台，准备直接同江西的红军通报。与此同时，党中央派涂作潮等同志进江西根据地。涂等原准备和敌军师长张辉瓒的家属一起进江西根据地，因为张辉瓒在国民党对我第一次“围剿”时，任前敌总指挥被我活捉，他的家属愿意为我们护送无线电器材和人员到江西根据地，以换取张辉瓒的生命。但行至南昌得知张辉瓒已被苏区人民处决，于是涂等便冒着极大的危险赶回上海。他们回到上海一星期以后，中央又决定派涂作潮、伍云甫和我三人到江西根据地去。在这之后不久，中央还派王子纲、蔡威、宋侃夫等同志到鄂豫皖根据地，派喻杰生等同志到湘鄂西根据地，去开展无线电通讯工作。

我和涂作潮、伍云甫三人是由党内交通护送，绕道香港、汕头、福建，到达江西中央苏区的。在我们之后，中央还先后派来了几批从事无线电通讯工作的同志，现在记得的有王逸群、岳夏和杨兰史等同志。

（二）

一九三一年三月，伍云甫、涂作潮和我到达江西宁都清塘。这时，红军已经建立了第一个无线电台和第一个无线电人员训练班。

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的龙岗一战，我军俘虏了张辉瓒师一万余人，缴获了这个师的无线电台。当时由于群众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和对无线电器材的用途不了解，把很多器材都砸毁了。毛泽东同志知道后马上下了命令：以后必须妥善地保护无线电技术人员和电讯器材。在打谭道源的战斗中，便完好地缴获了他们的电台。一九三一年一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就以这些器材和参加我军的国民党部队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建立了我军第一个无线电队。开始时只是抄收新闻，接着就办起了我军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无线电队的队长是王诤同志，政治委员是冯文彬同志，教员有刘寅同志和吴如生、韦文宫等人。王诤同志和从国民党部队被俘后参加我军的其他一些技术人员，成了我军训练无线电技术人员的主要老师。在以后的工作中，王诤同志为党的无线电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国民党十七路军宁都起义时，刘光甫、海风阁、荆振昌、闻述尧、陈士吾等一大批起义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带来了很多电讯器材。从此，我们的无线电通讯队伍，就由党中央从白区输送来的同志、在战争中参加我军的和国民党军队起义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以及我军自己培养训练的工农出身的青年战士三部分人组成。并且成立了一个由王诤为局长、伍云甫为政委的通讯联络局，统一领导这一工作。

训练我军无线电技术人员的训练班，很快就由一个发展成为几个，后来又发展成为一个通讯学校。一九三三年，在瑞金通讯学校的学员已扩大到一千多人；分设无线电通信、电话通信、旗语通信和司号通信等专业。还办了一个机务人员训练班，由涂作潮领导。此外，成立了一个专门保管、修理和购置器材并装配收发报机的材料厂。

历次调来训练的学员，不论是学报务的或机务的，大都是政治机关的青年干事、指导员、党或团的支部书记、宣传员和司令部的通信员、侦察员、司号员等，他们都是部队的优秀青年。虽然他们的文化程度最高的才有高小程度，有的只上过初级小学，有的只是在参军以后才学了一点文化，但是他们来到训练班以后，对学习都非常刻苦，因此进步很快。他们还发扬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对各种器材和文具都非常爱惜，一支铅笔用到只有二、三厘米长还舍不得扔掉，用两块竹片夹起来再用。什么勤务他们都抢着干。每当遇到敌情，他们总是以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精神，主动帮助教员和技术人员，勇敢地承担起最艰苦的任务。在行军中，他们发扬团结、互助精神，自觉地担负起保护机器安全的责任。他们就是这样一些纯朴、勇敢、既平凡而又伟大的战士，使我非常佩服和感动。这些小英雄通过勤奋学习，很快就掌握了无线电通讯这一专门技术，还学了英文、算术和政治常识等，成了无线电通讯这一行的内行和骨干。有的离开学校就担任了队长、政委或指导员。直到今天，他们中还有很多同志在电讯战线或其他战线上担任着重要的领导工作，发挥着老干部的传帮带作用！

（三）

我们刚到江西时，由于原来缴获的发报机功率太小，没能与上海党中央沟通联系。第二次反“围剿”的前夕，逼近我军的国民党二十八师有一部功率较大的电台，它的呼号是“XN5”，声音很响亮。我军司令部的同志和我们都在议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一定要把这部电台首先夺过来，好尽快和党中央沟通联系。五月间战斗开始后，我们在机上特别注意监听敌人这部电台的声音。果然，在战斗打响几个钟头之后，他们就呼叫“救命”，不久也就“哑”了。我们知道敌二十八师正在被消灭，这部电台一定会被我军缴获，便全都高兴地鼓起掌来。后来我们就是用这部电台同上海党中央联系上的。

在第三次反“围剿”的繁忙行军转移中，我们始终争取和坚持了每天的架线工作。一九三一年九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党中央的电台和我们第一次叫通了。首先听到上海信号的值班员是刘寅。他高兴地立即把这消息告诉我，我马上发了一个密码电报去。这是江西根据地同上海党中央的第一次无线电通报。这晚是我们全台同志最快活的一个夜晚，大家互相祝贺，忘记了一切疲劳。记得当时有同志问我，和我们通报的上海台的报务员是谁？为了保密，我自然只能以微笑作答。从此我们和党中央便用密码经常联系了。

不久，我们中央根据地又同鄂豫皖根据地和湘鄂西根据地的电台沟通了联系。一九三二年以后，我们就可以从瑞金派出电台到湘鄂赣和闽浙赣根据地去，并且把中央根据地培养的学生派到上海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其他城市去。自从党中央建立的第一部电台，于一九三○年一月同香港电台沟通起，到一九三二年同全国各大根据地沟通，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从此，我党我军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新的面目出现，而且随着革命的不断胜利，逐渐发展和壮大起来了。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