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国共第二次合作。到一九四七年三月，由于国民党关闭了谈判大门，我党代表和办事机构被迫撤回延安。在此期间，我党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南京局及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根据中央的指示分别在西安、南京、武汉、桂林、重庆等地，同国民党打了长达十年之久的交道。虽然环境复杂，斗争尖锐，但由于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邓颖超等领导同志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定，并根据当时当地情况，发挥主观能动性，采取灵活的策略，领导全体工作人员和地下党组织，克服重重困难，扩大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了进步力量，争取了中间力量，孤立、打击了顽固势力；恢复、发展、巩固了地下党的组织；团结了一大批朋友和爱国人士；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斗志；开展了广泛的外事活动等，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和全国人民所托付的任务。我党在南京、上海和重庆的代表及其办事机构，后来虽然被迫撤回延安，可我们是满载着胜利的果实，赢得了国统区的人心和国际的友谊，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的。

在这十年的时间里，一方面我们党领导了解放区和游击区军民在战场上同敌人进行了公开的武装斗争（在日本占领区内也有隐蔽的斗争）；另一方面，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我们在同国民党合作的同时，也存在着复杂的斗争。在国统区内，我们同国民党顽固派之间，进行了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各条战线的斗争；斗争方式有公开的与秘密的，合法的与非法的等等。我党代表团和长江局、南方局、南京局是我们党在国统区的司令部，我们搞机要电台工作的同志，就是这个司令部的通讯兵。我们的工作，有时是公开的，但主要是秘密的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在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飞机的轰炸和国民党特务的限制、破坏，维护了党的核心机密，保证了通信联络的畅通，及时地传送了党中央给各地的指示和各级组织向党中央的报告、请示，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于一九三五年十月长征到陕北以后，十二月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批判了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不久便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张学良的东北军和其他一些地方建立了统战关系。除了开辟对国统区的秘密交通外，还先后在天津（胡服台）、上海（冯雪峰台）和西安（刘鼎领导）建立了三个秘密电台。“七七”事变后，又在南京（由阎锡山驻京办事处电台代为联络）、太原、武汉、广州、长沙、桂林、重庆、洛阳、兰州、迪化（现乌鲁木齐）等地相继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同时建立了无线电台。这样，我党就开辟了与国统区公开与秘密的空中通信渠道。

现在把我所经历的机要通信工作的情况，回忆记述如下。

（一）在西安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以后，党中央应张学良电邀，派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为我党代表到西安。我作为随员也到了西安，搞译电工作，当时仍使用刘鼎领导的电台。刘鼎是西安事变前党派到张学良处做联络工作的。因为工作很多，逐渐增加了电台和译电力量。电台工作人员有曾三、涂作潮、彭绍坤、申铭鸿、梁茂成等，译电员有李金德、朱志良等，由我负责。

一九三七年二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我们从张学良公馆搬到七贤庄，成立“红军联络处”，公开挂的是“十七路军通讯训练班”的牌子。我们公开架起天线，和延安及云阳红军总部联络。当时搞机要电台工作的同志都是“红小鬼”，大家都穿黑色学生装，可以自由地买半票去看电影。周围群众都叫我们这里是“娃娃店”。联络处的党代表是林伯渠，处长是李涛。电台台长是林青，报务员有林英才、吴希圣等。这时成立了机要科，科长是我，译电员有李金德、刘澄清、朱志良、黄文炳、范希贤等。

我们的电台，是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正式批准的，又值国共合作刚开始，国民党对我办事处和电台还没有什么限制和破坏。我们除了保证通讯联络通畅外，还给军委三局买了很多通讯器材并设法送回延安，这对加强党和红军的通信联络工作起了一些作用。这里的机要通信工作，一直坚持到西安办事处撤退。

（二）在南京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军相继占领了北平、天津。七月十五日，我党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了国民党中央。这个宣言以团结抗日、实行民主政治为主旨，提出了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等具体建议。十七日，我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在庐山举行会谈。八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国防会议，邀请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参加。八月九日我作为随员一同搭龙云的专机到南京。八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同时轰炸南京，蒋介石才被迫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于八月二十五日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的正副总指挥（九月改为十八集团军），下辖三个师。九月二十二日公布《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同意我党在南京设八路军办事处。不久，周恩来同志又到太原与阎锡山谈判，博古、叶剑英同志留在南京。当时，阎与我党关系较好，经周恩来同志同阎商量好，由阎驻南京办事处的电台为我们发报，所以我们就未设电台，译电员是我和康一民两人。报务员李白在南京住了几天，就到上海建立秘密电台去了。李克农是办事处处长。为了对外联络需要，李克农买了块少将牌子，是少将处长。我买了块少校牌子，当了少校科长，穿上军衣常到阎锡山的办事处去联系工作。当时通报的地点是延安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太原办事处。

蒋介石实行的是一条由政府和军队包办，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片面抗战路线，他的军队在战场上总打败仗，遇敌即慌忙逃窜。而我们八路军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出师晋北平型关，首战告捷，歼灭日军一千多人。平型关大捷，威震中外，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日本侵略者的威风，激励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赢得了全国人民对八路军的同情、支持。当时虽然国共合作了，但国民党内的一些反动分子，总搞小动作，破坏合作。有一次，南京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个攻击我八路军的消息，说什么“八路军游而不击。”李克农同志看到后，非常气愤，立即打电话把该报的总编辑找来。总编辑来到之后，李克农同志指着报纸责问他：“你说我们‘游而不击’，有什么根据？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消灭了多少日军，全世界都知道，你难道不知道！你这样做想干什么？对其后果你负得起责任吗？”几句话把那位总编辑问得头上直冒汗，连忙点头哈腰，赔礼道歉，并表示明天一定登报更正。

当时，共产党和八路军在上海、南京一带是有威信的。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日机轰炸很厉害，用火车抢运军需物资是很困难的，但是拿着八路军的护照就能得到了优先照顾。管运输的王超北就从上海用火车抢运了一大批物资到西安。十一月底，我们从南京经安徽向南昌、长沙撤退，叶剑英、李克农、廖承志、袁超俊、吴志坚和我，还有汽车司机王应絮，分乘两辆小汽车离开南京。在过一条河时，要用船将汽车摆渡过去，码头前排队等船的汽车很多。我们的车子开到以后，一看排这么长的队，好长时间不见车子挪动，真急死人！我们走到前面，见一辆汽车卡在码头上，别的车无法上船，所以压了很多车。这时袁超俊、吴志坚同志（他们挂着斜皮带，戴上八路军的臂章）就问：“谁的车卡在这里？”有人回答是何部长（即何应钦）的。因为何自己已经过了河，留下空车就不管了。他是国民党的军政部长，谁都不敢说话。袁超俊同志不管那一套，就大声说：“不管谁的，卡在这里，阻碍交通，压这么多车，日本飞机来轰炸怎么办！”说着，和一些司机一起动手，把它推到河里去了。交通顿时畅通起来，周围的司机都感到痛快。

（三）在武汉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失守，国民党政府事先已迁往重庆，国民党中央及军事委员会迁到武汉。九月，中央已派董必武同志先去武汉开展统战工作，建立办事处，后来处长钱之光也从南京到了武汉，住在安仁里。这里对外叫“董公馆”，电台就架设在此。十二月，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到武汉后，成立了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越来越多，安仁里住不下，经国民党同意于一九三八年一月迁到原日租界大石洋行。李克农为长江局秘书长，吴克坚和我为秘书，我兼机要科长。二月，周恩来同志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政治部三厅厅长。不久，凯丰、邓颖超、罗炳辉、李涛、聂鹤亭、张爱萍、张经武、边章伍等都到了武汉。这期间，虽然有王明的投降路线的干扰，但由于周恩来、董老、叶剑英和其他同志的抵制，使党中央关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抗战的方针得以贯彻，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反动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统战工作和国际的宣传工作都有很大开展；南方各省党组织也相继恢复和发展。办事处为延安和前方运送干部和物资的工作也特别忙。

由于形势的发展，电台通报量越来越多，除了设在大石洋行的电台外，在湖北省委机关又设一部半公开电台，以后又在二耀小路设一电台。联络地点有延安、重庆、长沙、南昌新四军、竹沟彭雪枫办事处，鄂东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处，前方总部等。这时机要电台人员也增多了，电台方面有申光、肖贤法、柳仁甫、刘澄清、王清生（王老五）、刘成义等，由申光负责，主要搞机务。由于工作开展得快，人员培养一时跟不上，有的报务员水平比较低。有一次派一报务员经徐州到山东建电台，出发前申光教给他如何使用波长表，但他到了徐州就忘了，只好又回到武汉重新学习。机要科有李金德、彭健、朱轩、张海清等。

当时来往的电报很多，我是长江局的秘书兼机要科长，所以整天在四层楼内上下跑送电报，大家叫我“机要科长”，有些同志听成“鸡鸭科长”，慢慢就叫开了。后来就把“鸡”当成机要，“鸭”当成电台的代名词。所谓“鸡鸭行”，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当时正值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力量英勇地抵抗着敌人。在国内外都有很好的影响。国民党这时期还不敢公开对我们进行破坏，因此我们的活动比较自由，有时可以看看电影，饭后无事就租自行车沿江跑跑。遇到日本飞机轰炸时，除值班员外，可以坐卡车到法租界躲避。

长江局时期，机要工作是在周恩来、李克农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们特别重视保密工作和对机要人员进行保密教育。李克农的主要工作，一是抓情报，由张唯一、陈家康专搞此事；二是抓机要。机要工作都在四楼，一头是机要科，一头是电台，不准别人随便上去。情报、电报看完就烧掉，不存档。遇到日本飞机轰炸时，值班的机要员只能提着密码箱在底层的楼梯下躲避，不准出大门。有一次朱轩值班，警报响了，他违反规定提着密码箱也随大家躲到法租界去了，回来后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以后就再未出现此类事情。

李克农同志的警惕性是很高的。我们架了一个电台在湖北省委的住处，李有时到那里去检查工作。陶铸当时在湖北省委工作，也常到那里去，但他两人不认识。一天晚上，李克农正在电台那里，陶铸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李一见有生人进来，立即警惕起来，不让陶进去。陶铸看到一个戴眼镜的生人挡着他，也很惊奇，他偏要进去，李就偏不让他进。结果两人互相怀疑，就在走廊上打起架来，把李克农的眼镜也打掉了。后来别的同志赶到，对他们作了介绍，才消除了误会。大家都说，克农和陶铸演了一场“三叉口”。还有一次，黄埔军校的一些同事和同学如张治中、康泽等，请原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吃饭，李克农亲自去做保卫工作。吃饭时，他们轮流向周恩来同志敬酒，有些人企图把他灌醉。李克农同志为保护周恩来同志的健康，便起身抢过酒杯代饮。饭后，还有人请来摄影师，给大家照相。第二天，李克农同志到照相馆去，装着看看底片的情况，他拿到底版后（当时底版都是玻璃的），看了一下，“哗啦”一声掉在地上摔碎了。嘴里说真可惜，实际上是他假装失手摔碎的，是防止特务利用这张照片去宣传。以上这两件事，都说明李克农同志过去在敌人内部进行斗智斗勇，养成了良好的保密习惯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他的言传身教，给我们机要人员进行了很好的教育。

由于形势的变化，周恩来同志未开完六中全会就赶回武汉，进行了各项工作。在武汉危急时，他亲自同肖贤法、张元谈话，布置他们留在武汉搞地下电台。后来因条件困难，肖、张于一九三九年撤到重庆。

在武汉期间，做机要通信工作的同志们，都忠诚可靠地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保住了机密，完成了任务，受到了锻炼。

（四）在桂林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前，机要人员分两路撤出：一路到重庆；一路经长沙、衡阳到桂林。到重庆的一些同志是乘“新升隆”轮船去的，船开到嘉鱼附近被敌人飞机轰炸，译电员张海清和新华日报的二十多位同志英勇牺牲了，其他同志因上岸躲避，幸免于难。我是八月下旬随王明、周恩来、博古、徐老去延安的，十月中旬带了一批机要人员到西安时，平汉路已不通，不得不从西安坐自己卡车经过陕南、豫西到湖北的襄樊、沙市。过长江到长沙时碰到长沙大火，便经衡阳到桂林。长沙办事处原来有电台，长沙大火后即撤退到衡阳，最后到桂林。

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在大火中走出长沙，后赶到南岳，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国民党的军队老打败仗，蒋介石想学习我们的游击战争，便决定在南岳办一个游击干部训练班，要求中共派人去教课。经中央批准，叶剑英当了训练班的副主任，李涛、边章伍、薛子正、吴奚如等当教官。因此在南岳训练班也设了一个电台。

桂林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联络粤、黔、湘、赣的交通枢纽。由于事先周恩来已同李济深、白崇禧打了招呼，经他们同意，李克农到桂林设立了桂林办事处，工作也开展得比较顺利。但是经常受到日本飞机轰炸，城里晚上电灯不亮，电台只能搬到郊区乡下；乡下没有电，只得用手摇马达（15瓦），因此要专门派人摇马达。

桂林电台是我们设在华南的中心台，负责人是申光，台长刘建辉，报务员刘成义、刘澄清、王立生、马锦帆，机务员王清生等，人很多。联络地点也很多，有延安、重庆、新四军、南委、广东、江西、南岳、海南岛等。机要科有李金德、朱轩、彭健、张德碧、张健虹等。桂林是当时由延安到华南各地及香港、越南的必经之地，来往人员要经过这里，海外华侨集资支援抗战，大批物资也由香港先送到这里，再转运延安及抗日前方。胡志明同志从延安回国时就路过桂林。他住桂林时，当过办事处的党支部书记和俱乐部主任。后来他回越南搞游击战争，我们还帮助他们建立了电台，编制了密码。可以说他们的机要通信工作是我们帮助搞起来的。

一九四○年底到一九四一年初，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退，工作人员都回到了重庆和延安。

（五）在重庆

武汉撤退前，长江局即派周怡到重庆建立了十八集团军通讯处，以后改为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十月二十五日在武汉出最后一张，十月二十六日就在重庆出第一张，由于准备工作做得好，出报的时间衔接得很好，一天也没有中断。

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错误，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南方局。一九三九年一月，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南方局成立之前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并建立了电台。从此开始一直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四川省委撤退为止，前后近十年的时间内，重庆都有我们公开的或秘密的电台。当时环境复杂，条件困难，任务繁重，斗争尖锐。我们不仅完成了南方局本身的机要通信任务，而且在西南和华南国统区以及香港都布置了机要通讯网，在政治、军事、情报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初期，办事处设在城内机房街，电台也架设在那里，机要科在棉花街。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日机大轰炸，当晚办事处即迁到了红岩。第二天，机房街被炸毁。当时红岩办事处还未修好，我们就在一间破房子里继续工作。房子修好后搬到三楼。南方局设秘书处，由我负责，下设第一科（机要），第二科（电台），第三科（抄写），后来就分散了。

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三年，我们经历了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南方局领导全体同志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在我们这条战线上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主要是国民党顽固派千方百计限制以至取消我们的电台，其中最根本的是想破译我党的密码，截取我党的核心机密。我们在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的直接领导下，针锋相对，用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胜利的斗争，保证了机要通信联络的畅通，保证了党的核心机密的安全。

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中全会，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以后先后制造了湖南“平江惨案”、河南“竹沟惨案”和在华北搞军事磨擦，于十二月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与此同时，国民党对我们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活动也加强了限制，工作人员和家属都要搞“身份证”，对我通信联络工作也多方限制，要登记报务员及译电员和电台的波长、呼号、联络对象等。重庆卫戍司令部大约一个月来检查一次。每次检查，我都以办事处机要科长的公开身份，在传达室与他们应付。当时我们报了电台台长和一、二名报务员、译电员，其余都报家属。每人都准备好一套假口供，预先安排好相互间的“家属关系”，如董必武的外甥，林伯渠的侄女等等，以应付国民党的突袭、检查。后来他们提出要到电台上看看，我们就把电台从三楼搬到一楼，让他们看。另外，我们在三楼还架设了一个小秘台，以大掩小，以公盖秘，准备在大电台被他们破坏后，我们仍能同延安等地联络。从这时起，我们的保密教育和保密制度更加严格了，译电员各管各台，不准通气；无必要不外出，外出时实行二人同行等。

国民党特务为了破译我党的密码电报，在办事处附近参政会楼内架设了侦收台，抄收我密电码，并成立了专门的破译机构。为此，我们采取了真假结合，以假报（乱密）掩护真报，以外围（战报）掩护核心的办法。遇到长报，就由几名译电员同时分译。总之，大家千方百计力保核心机密的安全。

为加紧对我们的封锁和限制，国民党对市场上的无线电器材实行严格控制，不经卫戍司令部通讯部门的批准，任何人不准购买此类器材。我们就通过地下党员或进步朋友，进行秘密购买，不仅够自用（自己装电台），还能不断供应延安三局。如真空管、漆包线、矽钢片、变压器等，只要有去延安的汽车或飞机，必定带一些去。为防不测，我们在办事处外面逐渐设立了几个秘台，钱松甫和江红，刘澄清和康瑛，都在外面建立了秘台。另外，周恩来同志派王少春同志到刘文辉处进行统战工作并建立电台，译电员是王的爱人秦惠芳，报务员是杨作爱、石励。这个台从一九四二年起直到一九四九年四川解放，都同中央保持联络。

在抗战两周年时，我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打退国民党的投降活动和反共逆流。为了欺骗国内外舆论，国民党表面上又搞什么国共谈判，对我们的公开破坏活动，有时紧有时松，但是对我们的机要通信工作，却一直没有丝毫放松，而是日益加紧破坏的。

一九四○年十月，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皖南事变，使反共高潮达到了最高峰。在一月十一日晚上，周恩来同志正在参加《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纪念会，机要科收到关于皖南事变的特急电报，立即送到他的手里。当晚，南方局马上开会，布置了各种应急措施。面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领导全体同志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揭露了敌人的阴谋，赢得了国内外人民和朋友的支持、同情。同时，我们也作好了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准备。国民党特务对我们整个机关进行封锁包围，并制定了袭击我们，包括监禁、逮捕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领导同志的计划，形势很紧张，斗争特别激烈。为了减少敌人突然袭击时的损失，许多同志都向延安或外地疏散。留下坚持工作的同志都作好了坐牢、牺牲的准备。我们机要部门也有计划地实行了隐蔽精干、疏散人员、支援外地的办法。少数坚持工作的同志，更加提高警惕，从传达室到三楼，层层设防，保密措施更加严格，人人都有分工，遇有紧急警报（传达室电铃），各负其责，各守岗位。平时准备了火炉、火盆和盐酸，遇紧急情况，可迅速销毁密码。本来周恩来同志已批准我回延安进党校学习，由刘三源同志接替我的工作。因发生了皖南事变，形势急剧恶化，我就不能去学习了，留下来坚持斗争；刘三源转到香港工作。不久，我又得了副伤寒，住院治疗。只留下译电员邱松、紫非、郭庆标和电台的肖贤法等两三位同志，工作任务繁重，来往电报增多，但他们不怕困难，夜以继日地工作，保证了通讯联络的畅通。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发动对苏联的进攻。南方局事先得到这个情报，立即报告党中央，中央又立即转给斯大林。开始苏联还将信将疑，但还是根据这个情报作了准备，避免了不少损失。事实证明了我们的情报是准确的。后来斯大林对我们的同志说，中共的情报工作称得上是第一。最先得到这个情报的是被“四人帮”迫害死的阎宝航同志。他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广交朋友，是在同一个国民党的官员谈话中，得知这一消息，马上向南方局报告的。

一九四三年，南方局对干部进行了审查，并用密码将审干结论及时发往延安。这就使曾在国统区工作的许多同志到延安后免遭“抢救”，否则，将有更多的同志被康生等人残酷斗争。

同年，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由于我党及时揭穿了他们的阴谋，并准备坚决回击，这次反共高潮被迫停止了。在一九四三年九月（周恩来同志已回延安），何应钦的军政部以各军办事处都不设电台为借口，把我们的电台封闭了，只让我们通过军政部的总台同延安和前总联络。这是对我们明目张胆的封锁、限制。虽经周恩来同志致电蒋介石，要求将电台转交董必武作为党台使用，但遭到蒋的拒绝。一九四四年四月，军政部又要来检查我们的密码本，对此，我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董必武同志与何应钦交涉，何答应暂缓检查。不过，我们还是准备他们随时来突袭的，在保险柜里放着假密码本，以应付突然检查，我们使用和备用的密码本则另外妥善保存。在通过他们军政部电台发报时，我们仍采用真假结合，以假乱真的办法。给他们发的主要是事务性的和报纸摘要；延安和前总来的主要是战报，用较简单的密码，这是准备让他们破译的。有时胡乱写许多“电报”让他们发去，这是真正的“无字天书”，事先约了记号，我们自己明白，收到后扔到一边就完了。可国民党的破译机关则大费脑筋，猜来破去，只能是一无所获。与此同时，我们还另外设有两部机密小台，一部使用，一部备用，这是绝对保密的，只有极机密的电报，才经它收发。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同志应蒋介石电邀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我们趁此机会要求国民党启封电台，但它仍不同意。在整个谈判期间的机密电报，全靠我们的机密小台收发。为了掩护，我们往军政部电台送更多的“无字天书”让他们发，有时也让他们发一些内容属半公开或公开的电报。蒋介石在重庆谈判的同时，命令阎锡山向我上党解放区大举进攻。毛主席就是通过我们的这部5瓦小电台，指挥刘邓部队进行英勇反击的。毛主席在发给他们的电报中说：有敢来犯者，你们狠狠地打，你们打得越好，消灭敌人越多，我们就越安全。刘邓指挥部队取得了上党战役歼敌三万五千多人的伟大胜利，保证了毛主席安全地回到延安。毛主席还用这个小台发报给中央，督促用一切办法向东北派干部和部队，建立东北根据地。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周恩来同志率我党代表团到达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根据上次的经验，我们这次不向国民党交涉恢复电台，而是直接向马歇尔交涉。美军司令部派人给我们架设了一部400瓦电台。长期封闭我们电台的国民党当局无话可讲，也不敢来检查了。周恩来同志述亲自请来架台的美军技术人员吃饭和照相留念。这是我们斗争的胜利。一九四六年五月，我们从重庆迁往南京时，这部电台也一起搬迁，一直用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回延安，才交还给美军。

在重庆期间，由于南方局的正确领导，我们做机要通讯工作的全体同志对党忠诚、埋头苦干、严守机密，较好地完成了机要通信工作。国民党的破译机关，虽然把我们的电码都抄收下来，并且请了许多“破译专家”、“数学专家”进行破译，但根据各方面的可靠消息，这期间我们的密码除了准备让他们破译的战报密码外，核心密码没有被破开过。

我们机要通信队伍总的来说是可靠的，但也出现了少数败类。一九四一年河南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叛变投敌，有两名译电员带了密码跟他跑了。袁到重庆，当了特务，为特务机关出谋划策，起草了一个报告，要向王梓木、龚澎和我突击策反。这些情况，我们当时虽不知道，但大家都作好了一切准备，即使遇到了这种情况，宁可牺牲，决不叛党！

除了对付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捣乱之外，在工作上、生活上也碰到许多困难。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四两日，日本飞机大轰炸，我们连夜搬家，红岩村的房子还未盖好，就在一间破瓦房里打地铺，男女各一边。在“露天饭堂”吃饭。敌机来了，就钻到防空洞里译电报。由于大巴山、秦岭的阻隔和经常下雨，空中联络干扰很大，我们又缺少大功率电台，遇到不好的天气，联络很困难。为了使联络畅通，电台的同志们，积极想办法，利用下半夜干扰少的有利条件突击工作。电灯不明、电压不稳，我们自买器材安装变压器升高电压，还准备了手摇马达，以应急需。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重庆是有名的大“火炉”。原来建房的设计是二层楼，盖到二楼时发现不够住，又加上一层，所以三楼的房间很矮、又小，临时在屋顶上开了个天窗，活象个“鸡鸭笼”。我们在三楼办公，夏天一到，炎热得很，男同志打着赤膊工作也常常汗流浃背。一九四三年以前，经费很困难，大家动手种牛皮菜吃，还买些榨菜、臭豆腐乳。一九四三年以后开始规定伙食标准，生活有些改善。结婚生孩子后，爸爸妈妈就更加辛苦。

由于来往电报多，同志们经常夜间工作。尽管工作繁重，生活艰苦，但同志们情绪饱满，积极负责。秘书处党的生活、政治学习和文化娱乐等方面，都是比较活跃的。大家不仅没有被困难吓倒，反而在完成任务过程中锻炼了革命精神，增长了工作才干。

（六）又回到南京

一九四六年五月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五月份我党代表团也迁到南京，驻在梅园新邨。在此期间，代表团通过机要通信传送了许多重要情报。如郝鹏举的预谋叛变，代表团得到情报后及时用电报通知了陈毅同志，争取时间，采取有效对策，减少了损失；在莱芜战役中，韩练成将军率国民党四十六军起义，事先他在南京和周恩来、董必武同志联系好了，我们用密报通知山东我军和他联系，后来起义成功，对战役起了重大作用。陈毅同志说，由于这支部队的起义，使我军减少许多损失。

代表团在南京一直坚持到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被迫撤回延安。这时，美帝国主义积极支持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我党代表团为维护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同蒋介石和马歇尔进行了紧张的谈判斗争。斗争中团结和争取了广大的中间势力和国际的同情。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公开使用的电台，仍是马歇尔在重庆时支援的，国民党不敢干涉和检查。但是斗争更加尖锐，形势也更加复杂了。国民党特务对我们的监视、封锁更严了。我们除了公开的电台以外，还有秘密小台。另外有新华分社的新闻台，专门收抄新华社的电讯稿并向中外记者发稿。为防备特务突然袭击，以及公开机关撤退后保持同地下党组织的秘密通讯联络，我们除支援上海地下党组织一些机要人员外，在南京还布置了三个秘密电台，撤退前都交给了地下情报系统的何以端同志（吴克坚系统）。这些电台，在解放战争传递情报中起了作用。

由于国民党向解放区全面进攻，关闭了谈判的大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同志撤离南京回延安。一九四七年三月，董老和我们全部撤回延安。从此，结束了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架设电台十年的历史。

抗战时期，我党在国民党统治的南方、西南广大地区（包括香港）和东南亚华侨党组织中（解放后已取消）和日本占领下的上海等地，布置了一整套无线电秘密通信网。据初步统计，在武汉、湖南、桂林、昆明、重庆、雅安、江西、广东（包括韶关、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上海、南京、香港等地区先后建立了近六十个电台，其中公开设在办事处的十四个，半公开的六个，其余都是秘密电台（由于主客观条件不成熟，有四个台未沟通使用）。这些电台除保持经常联络外，还准备了应付各种突然事变，和公开机构撤退后隐蔽下来继续工作的力量。

在此期间，锻炼、培养了一批对党忠诚可靠，又有业务专长的机要通信战士。在蒋管区搞机要电台工作的人员，是不断增加又常有调动的，前后参加电台工作的人员约一百二十人，译电人员约八十人。这些人员主要是延安三局和中央机要处派来的，在思想上，纪律观念上和业务上都有很好的基础。但要适应蒋管区斗争的需要，还必须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此外，我们还就地培养了一些同志。

周恩来同志对机要通信人员是非常关心和认真培养的，他和董老、剑英、若飞、颖超等领导同志，经常对机要电台人员进行政治教育，革命气节教育，组织纪律和钻研技术的教育。同志们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受到了锻炼，政治、文化、业务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全国解放后，这些同志大都担负了重要工作，这和那时候的锻炼、培养是分不开的。在我们这个队伍中，绝大多数同志是表现好的，为党的机要通信事业做出了贡献。

（七）斗争没有停止

我们的公开机关和电台从国统区撤退了，但我们的地下工作者，依然在“第二条战线”为党的事业艰苦地战斗着。

在解放战争中，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城工部，周恩来同志为部长，李维汉同志为副部长。通过一个个秘密电台，继续领导国统区党的工作，统战工作，学生、工人运动及武装斗争。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中央撤出延安前，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城工部成立秘书处，我任处长，罗青长为副处长。中央机要处拨出了一个科共十余人，军委三局专门联系蒋管区的密台，它们都由秘书处统一管理。在撤出延安迁移到山西的行动中，通过这些机要电台，及时将中央指示发到国统区去，并收译上海、香港及其他密台发来的报告，在解放战争中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一九四八年中央机关迁到河北平山西柏坡后，城工部仍保留机要科。城工部后改为统战部，于一九四九年三月进北京，住在中南海，还有机要科和专用电台，直到全国解放。原来的地下的机要人员大部分归社会部，少数留统战部。一九五一年底，统战部分出去一部分成立了中联部，机要人员也一分为二。后来统战部机要科除留下少数人外，其他人员或回中央机要局或到国务院机要处。电台就回通信兵部了。

至此，我的机要工作任务就结束了。我前后一共做了约十五年的机要工作，其中在国统区先后工作了十年零八个月。

一九四七年七月，周恩来同志在陕北召集的机要会议上，总结我们的机要通信工作时曾经说过：我们在技术上是落后于美蒋的，但我们可以学习、可以进步，总有一天能赶上他们；但在政治上我们是先进的，我们的人员有高度的政治觉悟，这是他们永远赶不上的。他们虽然有技术，但漏洞很多，我们可以利用。只要我们不断加强政治，又注意技术进步，就一定能战胜他们。这是对我们机要通信工作经验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几十年来，我们在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的斗争实践，完全证明了周恩来同志上述论点的正确，它必将指引我党的机要通信事业，在新形势下取得新的胜利！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