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工作

重庆时期的周恩来

1941年至1942年，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是处于十分艰难的时期。

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周恩来为书记，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为常委。南方局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派驻重庆，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的机构，直接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党组织。由于国民党不允许共产党组织在其统治区内公开活动，因而南方局处于秘密状态，其领导人对外以中共代表或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出面活动。

南方局成立后，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极其复杂的情况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贯彻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各项工作。南方局通过各种公开的和秘密的渠道，争取抗日进步力量，用各种方式向广大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不断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队伍。

南方局为维系国共合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王若飞等代表中共中央多次同国民党谈判，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事宜。他们始终遵循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活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复杂的谈判斗争，既表明共产党对国共合作抗战的诚意，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进攻进行坚决斗争，从而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维系了国共合作的局面。南方局重视同国民党内民主人士的联系，团结和推动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南方局领导人把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谭平山等国民党左派视为知己，经常征询他们的意见，和他们一起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周恩来等还同冯玉祥、于右任、孙科、邵力子等人保持接触，共商抗日民主大计。1941年夏，周恩来提议由一部分国民党民主派以及国民党政府中担任幕僚的进步人士，组织一个秘密政治团体。经过王昆仑、王炳南等人的筹划，在重庆秘密成立中国民族大众同盟（后改名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又称小民革），参加者后来发展到200余人。小民革的成立及其活动，对争取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分化国民党顽固派，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南方局还用很大力量团结和争取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重庆的中共参政员，同国民参政会中的各界知名人士广泛联络，加强相互了解，并同他们一起为促进全民族抗战和国内民主提出许多提案。南方局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积极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著名知识分子交朋友，经常就国际国内形势、坚持团结抗战的大局交换意见。章伯钧、左舜生等人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周恩来对此完全赞同，表示在挽救民族危亡中与他们风雨同舟，共同奋斗。1941年3月19日，以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基础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参加这个同盟的先后有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因国民党当局的压制，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无法在重庆公开活动，于是派人到香港开展工作。周恩来等指示中共驻香港办事处，对民主政团同盟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经过多方努力，1941年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创刊。10月10日，《光明报》公开发表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和成立宣言，提出坚决抗日、加强团结、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实践民主、保障自由等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对大后方的民族工商界人士，南方局也从多方面对他们开展工作。四川的卢作孚、胡子昂，重庆的康如心，云南的缪云台，上海的刘鸿生、胡厥文，天津的李烛尘等，都成了共产党的朋友。周恩来等人通过参观他们开办的企业、同他们座谈等活动，鼓励他们发展生产，支持抗战。后来，许多民族工商业人士积极参加大后方民主运动，以个人、联名或团体名义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当局真正实行民主。

南方局还积极争取受国民党统治集团排挤的地方实力派。1942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会见川康地区地方实力派刘文辉，向他介绍国内政治形势和共产党的主张，表示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内一切愿意抗战的人士合作，尤其希望同西南地区的民主力量建立密切的联系。四个月后，中共中央派人从延安到雅安，同刘文辉建立联系，并设立同延安直接联系的秘密电台。同年9月，南方局派人赴云南同龙云联系，商谈合作抗日的问题，并建立秘密电台。

南方局十分重视对华侨的统一战线工作，同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建立联系，促进华侨支持祖国团结抗战，并赞助华侨参加当地的抗日活动。

南方局对宗教界人士也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为南岳祝圣寺和尚暮笳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叶剑英出席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会等活动。这些活动，对团结宗教界人士共同抗日，起了积极的作用。

南方局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经常同外国驻华使节、援华机构人员和新闻记者会晤，广交外国朋友，以大量确凿的事实及文字资料说明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贡献，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内战的阴谋，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中国团结抗战，努力扩大和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加强抗日民主宣传，支持进步文化运动的发展，也是南方局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在重庆继续公开出版发行，并同国民党的报刊检查制度和其他压迫手段进行坚决的斗争。周恩来、董必武等为报刊写了大量评论文章，并对如何做好报刊工作给予指导。这些报刊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根据地军民抗日斗争的战绩和各项建设的成就，切实反映群众要求抗日和民主的呼声，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活动。南方局还在其他城市通过进步报刊和中间性报刊，鼓励不同阶层的群众为坚持抗战、民主、进步，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努力。茅盾、张友渔、胡绳等一批进步文化人士转移到香港后，南方局决定成立以廖承志为首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加强党对进步文化工作的领导。在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领导下，香港的党组织和党外进步人士合作，大力宣传共产党坚持抗战的主张。1941年4月8日，香港《华商报》出版。5月17日，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也在香港复刊。这些报刊在海外华侨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中，发挥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

在国民党当局严格的禁锢和封锁下，进步报刊的时事政治宣传遇到重重困难。周恩来号召文化界人士坐下来研究社会科学，并用研究的成果宣传、教育群众，占领文化阵地。那时出版的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等论著，用唯物史观阐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对于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有很大的启迪作用。南方局还支持文化界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举办各种讲座、讲演会和报告会等，推动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的发展。1941年3月，重庆大学商学院师生隆重庆祝因公开抨击蒋介石的战时经济政策遭逮捕监禁的该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60寿辰。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赠寿联以作声援，表示了对国民党当局迫害进步人士的愤慨。5月29日，茅盾等九人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国是的态度和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对日妥协倾向和对文化事业的残酷迫害。

南方局十分重视团结文艺界人士开展进步文艺活动。南方局大力支持老舍主持、有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参加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活动。1941年，为了冲破国民党对进步文艺的高压政策，周恩来指导南方局文委在重庆发动一个戏剧演出运动。不少话剧团体相继在重庆演出进步话剧，使沉寂的文化生活顿时活跃起来。郭沫若创作的《屈原》在重庆上演，更是轰动一时。在以后的几年中，都举行大规模的戏剧演出，上演剧目达200余个。南方局团结了一大批著名的作家、导演和演员，培育了许多文艺新秀。演出活动还推广到桂林、昆明、贵阳等地，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南方局还十分注意开展以工人、农民、青年、妇女为主要对象的群众工作，对人民群众广泛地进行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的教育。同时，关心群众，服务群众，开展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和民主权利的具体斗争，并在工、农、青、妇中培养大批积极分子，为后来许多党的外围组织的建立和党组织的发展，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南方局根据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的具体斗争环境，积极加强党的地方组织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面对皖南事变后的险恶环境，南方局坚决贯彻隐蔽精干的方针。1941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要坚决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把所有已暴露的干部撤退到偏僻的、特务不注意的地方找职业，或是到抗日根据地，代之以新的未暴露的干部；各级领导机关切实把握短小精干的原则；在特务严密监视的部门中，不建立支部，党员独立活动；把党和群众工作的中心，尽可能地放在利用社会习惯、政府法令与合法组织方面，以密切同群众的联系。根据中央的指示，南方局和所属地方组织及时展开撤退和疏散工作，各地党组织迅速从半公开状态转到秘密状态。10月24日，周恩来在南方局会议上强调：大后方党的任务是建立秘密党，保存力量，不能搞武装斗争。10月27日，他又致电中共中央：“在大后方的党，只能全力去执行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路线，而不能同时取得武装斗争路线。对此问题应有所取舍，即采取隐蔽组织而暂时舍弃武装斗争。”

1941年底，南方局在重庆红岩召开会议。会上，周恩来提出要把西南的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能战斗的党。他指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作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要使党员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众有联系的、善于影响和推动群众的干部。（二）要在主要的群众集聚的单位建立起巩固的一个乃至数个平行的支部；在主要的工作部门和机关保证有党的组织或个人的联系。（三）要使党的领导机关有独立领导的能力和自信。（四）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五）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况。（六）要做到凡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七）要善于使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党外的联系与党内的联系相结合。会后，南方局提出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要实行“三勤”（勤业、勤学、勤交朋友）和“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要求党员努力学习文化和科学知识，做好本职工作，广泛地联系群众，取得广大群众的信任和尊重，使党的工作在群众中扎下根。南方局从所处的秘密环境出发，注意加强党组织的政治思想建设，采取多种形式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强调愈是环境恶劣愈要严守党的纪律，保持共产党员的气节，坚持共产主义的信念不动摇。

为了进一步巩固党的组织，避免国民党的突然袭击，代表中共中央负责管理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陈云，于1941年12月写了《大后方党组织的彻底改组和扩大党外的活动》一文。文章指出：大后方的党应尽量缩小，真正成为既短小又精干能适应环境的组织。为此，必须让不够质量和只有退出才能保存的党员大部分暂时退到党外。同时，为增强党在中上层社会中的力量，必须加强中上层分子的工作，适当吸收具备条件的少数人人党。他还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员成分基本上必须是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但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不仅可能而且应该吸收中上层社会出身或社会地位与中上层有联系的分子入党，只要他们不是投机分子，而是抛弃原有阶级利益，决心为共产主义牺牲一切者。”吸收中上层人士入党，既不能降低入党条件，也不可将一切可能入党者全数收入党内。依据“党内小党外大”的原则，大多数进步的中上层人士应该暂时只作党外共产主义者而不必入党。这些方针同样适用于敌占区城市的秘密党组织。

经过南方局的艰苦工作，西南地区的党员不仅绝大多数隐蔽下来，而且党组织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更加坚强。

南方局长期战斗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重庆，是党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红色堡垒。周恩来是南方局工作的主要领导者。1943年6月，他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七大筹备工作后，改由董必武主持南方局工作。南方局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团结和领导人民群众同顽固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通过将近八年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民族抗战，推动抗战时期民主运动的发展，提高共产党在全国的威望及世界的影响，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南方局工作是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全部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南方局在抗战时期的出色工作，不仅保存和发展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力量，在党的周围团结了更多的进步力量，而且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