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区工作的方针与部署

中国共产党在沦陷区的抗日斗争，是党领导的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实施全面抗战路线，在把工作重心放在广大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十分重视被日军占领的城市和交通要道地区的工作，制定了相应的工作方针。193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党在被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的主要任务，是长期积蓄力量，保存力量，隐蔽力量，准备将来的决战。留在城市坚持斗争的同志，不必有什么特殊举动，应埋头苦干，而不要虚张声势。决不要为城市中的一时的便利所迷惑，为群众中一时的抗敌情绪的高涨所影响，而走向冒险的斗争，削弱自己的力量。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强调：党的工作重心首先应放在敌后方战区。党在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与据点(点线区域)的任务，是坚决地实行退却，转入秘密状态，利用公开合法的形式，埋头苦干，在大企业中建立工人的短小精干的党的堡垒，输送大批知识分子和工人干部到农村中去领导游击战争；耐心地教育与培养干部，保存实力，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准备将来的反攻。按照中央制定的方针，党在沦陷区的工作迅速完成工作重心和战略策略的转变。北平、天津、济南、保定、石家庄、张家口、太原、南京、杭州、广州、武汉等城市的党组织，把大部分力量撤往农村。留在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党员干部，利用各种关系和公开的职业隐蔽下来，扎根群众之中，坚持长期斗争。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将其主要力量放在占领区特别是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巩固方面，大力强化殖民统治。党在沦陷区的工作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为此，中共中央多次强调，党在沦陷区的工作，要坚决贯彻隐蔽精干的方针。毛泽东及时提醒全党：“在敌人长期占领的反动的黑暗的城市和反动的黑暗的农村中进行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必须采取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

1940年以后，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已控制了华北敌后的大部分地区和华中、华南的部分地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为开展沦陷区的城市工作提供了可靠的基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党在敌后大城市中的工作。1940年7月底至8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加强敌后城市工作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过去中央工作偏重军事和战区，对南方和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这方面工作。9月18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对沦陷区城市工作进行全面部署。通知指出：抗日战争没有长期艰苦的城市工作的配合，最后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全党同志应把开展敌后大城市的工作，视为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中央要求全党提高对敌后城市工作的认识，确定以上海、香港、平津、平西、晋冀察、晋东南、晋西北、大青山、胶东、鲁西、鲁南、皖东、鄂中、豫东等14个地区为工作的重点，责成当地党组织和军队负责分头进行，并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康生、王稼祥、任弼时、陈云等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领导沦陷区党的工作。同时确定以重庆为推进整个南方敌后城市工作的中心，以延安为推进整个北方工作的中心。各地也成立相应的工作部门，并配备专门人员。此后，各地党组织先后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或城工部，加强对沦陷区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领导，使这些地区党的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为了加强对东北沦陷区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东北工作委员会，以后又指示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分别成立专门机构。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先后向沈阳、哈尔滨、长春、吉林、齐齐哈尔、抚顺、鞍山、阜新等地派出干部。中共胶东区委也多次向东北派遣干部，在大连、沈阳等城市发展党员，建立起多个支部。

根据党的隐蔽精干方针，沦陷区的党组织采取各种措施，加强自身的建设。为适应秘密工作的环境，各地党组织要求党员通过学习，在政治上不断提高，坚定革命意志；要求党员要社会化、群众化，严格遵守秘密工作要求，取得社会上可靠的掩护，获得一定的社会职业，并力求持久。各地党组织要求严密党的组织，严格党的纪律，党员之间实行单线联系，发展党员必须遵循质量重于数量的原则，每一个新党员都必须忠实可靠，防止奸细混入。党的组织规模要短小精干，以克服规模过大容易暴露的缺点。在领导关系方面，党在沦陷区的组织要打破呆板一律、集中统一的形式，采取多头派出、建立平行组织的方式。此外，还实行异地领导，即把沦陷区党的领导机关设在敌后根据地或城市边缘邻近根据地的地方。这些措施，对防止敌人的破坏，巩固和发展党在沦陷区的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