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运动的准备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党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党内还存在着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党的历史上，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共产国际的指示，党内一直存在着思想分歧。分歧的焦点，是要不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要不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两次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党还处于缺乏经验的幼年时期。就全党来说，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规律了解还很肤浅，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因而发生右的和“左”的错误。在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探索。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从组织上保证了党能够在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正确道路上顺利前进。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制定了正确的抗战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以及一系列方针政策，从而保证了党的各项工作能够顺利发展。自遵义会议以来，党从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然而，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系统地彻底清算这种错误，党的干部对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还缺乏深刻的认识。

1938年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会后，在全党主要是高级干部中掀起了学习运动。在这前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大力从事理论工作，研究中国国情，把党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使党的理论建设和思想政治建设都出现了新的面貌。但是，这时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还在经常作怪。1940年3月19日，王明在延安再版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并在再版序言中写道：“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他还指出：“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这表明，王明还在为过去的“左”倾错误作辩护。事实上，不仅王明“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而且他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在党内也还有一定影响。这种影响，使部分地区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时未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因而使党的事业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党在全国抗战初期的大发展中增加了70余万新党员。这些新党员革命积极性很高，但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使党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由于他们的阶级出身和认识水平的局限，很容易受到一些错误思想和作风的影响。

上述情况表明，加强党的建设，解决党内的思想矛盾，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已经势在必行。

怎样解决党内矛盾，加强党的建设，以往有过严重的教训。党内曾进行过反对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发生的右倾错误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的斗争。这些斗争虽然是必要的，但斗争的方式过于简单。犯“左”倾错误的领导者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更是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错误的党内斗争方法，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历史上犯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错误的觌法，以致后来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看重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一道工作。遵义会议以后，在反对党内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改变了过去的错误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总结历史经验，深切地认识到党内的思想矛盾是会经常发生的，解决这些矛盾绝不能单纯依靠组织处分和采取压服的方法，而必须使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辨别是非，观察问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党内进行一次普遍的、生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这就是整风运动。

开展整风运动需要一定的主观和客观条件。这些条件在1941年前后已经具备。这时，已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已经有一批比较了解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骨干；党在思想上、理论上已经有了最基本的准备；敌后斗争虽然处于困难阶段，但总的斗争形势变化较小，特别是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局势比较稳定。因此，有可能集中精力进行一次全党性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分为两个层次进行：一个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一个是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的整风。重点是党的高中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整风。高级干部整风的内容和重点是以讨论党的政治路线为主，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整风是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消除王明错误的影响，通过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尖锐批判了主观主义作风，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7月和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遵守党的纪律，加强党的团结，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克服各种不良倾向和作风。

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先后参加会议的共23人。毛泽东在会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主题报告，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等不正之风的办法。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绝大多数与会者发言，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认为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对于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大家列举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种种表现和危害，认真地、尖锐地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王明不仅没有作自我批评，还声称全国抗战以来中央的路线错了，要到共产国际去告状。此后，他一直称病，不再参加中央会议。

1941年的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尽管遇到了王明的干扰，但是通过检讨历史上和延安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初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下一步的整风奠定了认识上的前提。会议决定在高级干部中开展整风，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方法，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党的历史，以克服错误思想，提高党的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

还在会议进行当中，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同时决定成立各地高级学习组，颁发高级学习组的组织条例。按照中央的决定，延安和各根据地积极筹备成立高级学习组。学习的内容主要是阅读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文件，研究六大以来的历史，学习、研究马克思列产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此，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了《马恩列斯思量方法论》和《六大以来》等学习文件。这样，就为全党普遍整风做了重要的准备。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