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过程中的审干工作

整风运动中，1942年春毛泽东在军事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

审查干部，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保持组织的巩固和队伍的纯洁而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早在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即提出：为巩固党，必须详细审查党员成分，清刷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首先是审查各级干部，保证干部的忠实可靠。1940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又在《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中强调指出，干部的品质是否纯洁和干部的工作是否分配恰当，对于保障党的路线的执行具有决定意义。特别是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对于干部的审查、考察与教育，更成为巩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全党普遍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开展了审查干部工作。一般说来，这在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国民党顽固派加紧特务活动的情况下，是必要的。但是，在审查干部中对敌情作出过分的估计，把审干工作主要视为锄奸、反特斗争，并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或历史上尚未弄清楚的问题，轻易地怀疑为政治问题以致反革命问题，并采取“逼、供、信”的错误方法，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以“抢救运动”为代表的反特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1942年11月，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康生提出在共产党内有国民党特务活动。同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宣布：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半条心)，而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要注意反特斗争。从12月开始，审干工作主要是进行反特斗争。不过，这时的反特斗争还是秘密进行的，并且局限在少数机关和少数人中。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对敌情作了夸大的估计。决定指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的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决定要求在审查干部和反特斗争中，“应开始着手选择确有证据的内奸分子，开展群众斗争”。这个决定发布后，中共中央直属单位和中央军委直属单位在延安召开有两万多人参加的工作人员大会，由已经“悔过自新”的“特务”在大会上坦白交代。这表明，延安的审查干部和反特斗争由秘密转到公开进行，由少数机关、少数人转变成群众性的运动。

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肃清内奸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以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刘少奇为主任。7月15日，专门负责审干工作的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深入审干的动员报告，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此后，混淆敌我界限，严重逼、供、信的错误进一步扩大，造成大批冤、假、错案，使不少同志无端地受到怀疑、伤害或关押审讯。“在延安，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一千四百多人，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

在这之前，中共中央曾发现审干工作中有“左”的错误发生，已通过制定工作条例和讲明正确路线，试图予以纠正。在发现错误仍在扩大后，7月30日，毛泽东强调防奸工作的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并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8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审查干部必须坚持“首长负责”等九条方针。10月9日，毛泽东又指示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经过许多努力，审干工作中的错误得到制止。

12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反特务斗争问题，认为“抢救运动”应予否定。此后，开始甄别工作。1944年春，中共中央领导有关部门开始对错案进行甄别平反，并对受到冤屈的人员赔礼道歉。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多次在公开场合赔礼道歉。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抢救运动’那时候，空气紧张得很，‘抢救’了好些人，许多是搞错了的，非则非，今天要行脱帽礼，脱去给人戴错的帽子。”同月，毛泽东在对即将赴前线的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的讲话中，又向在“抢救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同志敬礼赔不是。

“抢救运动”的教训是深刻的。它证明：审干肃反工作，必须实事求是地从具体情况出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准确地判断敌情，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严禁逼、供、信，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而这一切，又必须在严格的法制基础上，按法律程序加以审慎的处理，并且，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绝不能搞突击式的群众运动。1944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报告中指出：“‘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和缺乏分别对待这两点。”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