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整党建党“五十字纲领”考析

在“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时期，整党建党“五十字纲领”曾十分流行和有名（具体可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以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相关内容），这个“纲领”对我们党的建设产生了消极作用和影响。那么，这个“纲领”是谁提出的？是什么时候提出的？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与“文革”条件下党的组织的恢复和建设有什么关系？本文拟对这些问题做一简要梳理。

“文革”时期整党建党“五十字纲领”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是毛泽东在《对青海省关于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和中央复电稿的修改》中提出和强调的。正如人们所知，“文革”是1966年5月发动的，到1967年10月已经一年多。在这一年中，经过1967年上半年群众组织的大联合和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的“三结合”，许多地方和单位按照中央的要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但是，各级党组织都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更是无从谈起。然而，革命委员会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与党的组织是一个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亟须明确。1967年10月19日，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去《关于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问题请示报告》的电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给予了答复，毛泽东在请示报告的批语和中共中央复电稿的修改中提出和回答了这个问题。［1］青海省核心小组在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中说：“我省基层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已陆续建立，但党的组织均未恢复。工作中经常遇到需要党组织处理的一些问题，如过去作了组织处理的党团员，有的要求重新复查处理；造反派中不少人要求入党入团等。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1](p.427)毛泽东10月24日在这个电报上批示：“中央文革各同志：此件应讨论一下，给以答复，同时转发各地照办。”［1］在电报“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下面画了横线，并写了“应当这样做”的批语。10月27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联合署名给毛泽东并林彪报送了一个报告，报告是由陈伯达起草的。报告说：“主席批示小组应该讨论青海核心小组关于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小组在二十六日讨论了，但没有很好理解主席的批示，不是直接清楚地按照主席思想，拟出通报，而竟节外生枝，搞烦琐主义，向青海通一个电话，又不先向主席请示，完全擅作主张。这个错误，完全是由我们负责的。类似这种错误，已有好几次。谨此请主席严厉批评或处分。”“附电话原稿。这个电话已经按照主席指示通知撤销。”这个电话是由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张春桥于10月26日3时打给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组长刘贤权的。张春桥在电话中说：“中央认为，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以照你们来电，过党的组织生活。但是，这是件大事，涉及许多问题，如怎样‘恢复’？是否原有党员都过组织生活？是先整顿领导机关的党组织再整顿下级组织，还是同时进行？支部同革命委员会的关系怎样？还有很重要的，是如何吸收新党员，输进新的血液，等等。请你们讨论一下，根据不同意见，整理出一个简要的材料，送给中央，并由你或派负责同志到北京同我们一起讨论，报中央决定后再正式答复你们。”[1](pp.427～428)毛泽东当天在这个报告上批示：“林彪、恩来、中央文革各同志：电报改了一下，请你们再开一次会，如能通过，即可发出。”[1](p.426)同时，毛泽东还对陈伯达10月27日送审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复电稿进行了修改。毛泽东在复电稿的“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十月十九日来电请示，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这句话之后，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1](p.426)从毛泽东的批示中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在中国共产党“文革”这段历史上所讲的整党建党“五十字纲领”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整党建党“五十字纲领”的最早来源和出处。

但是，细心人会发现，毛泽东在这里对整党建党讲的不是50个字，而是46个字。查找历史文献我们发现，后来的4个字是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68年元旦社论上加上的。“两报一刊”1968年元旦社论的标题是《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社论中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在这个指示中增加了4个字，即在阶级之前增加了“无产”两字，在群众之前增加了“革命”两字，这样整党建党纲领的表述就从46个字增加到了50个字。［2］那么，这个社论发表前毛泽东看没看过呢？档案材料显示，发表前毛泽东审阅和批准了这个社论。当时负责起草社论的是姚文元，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1967年12月28日，他将社论送审稿呈毛泽东审阅，并在呈送件上写道：“元旦社论，已经碰头会讨论通过（谈了两次），现送上，是否妥当，请审阅批示！”毛泽东于29日上午4时审阅完后作了批示：“姚文元同志：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去掉了几个浮夸的形容词，请你们酌定。”[1](p.426)这篇社论在1968年1月1日的“两报一刊”上同时发表。从此，整党建党“五十字纲领”就被正式提出和广泛使用。

1968年8月25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2期发表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讲到了这50个字，将这50个字作为毛泽东指出的伟大建党目标来阐述。毛泽东审改了这篇文章，对这个表述给予了肯定。[1](pp.526～534)到1969年4月1日，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使用了这段话，并将这50个字写入报告。报告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为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进行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毛泽东这50个字的指示，“确定了我们整党建党的政治方向”。［3］而4月14日在中共九大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也将这段话的内容和思想写入了《党章》的总纲。写入《党章》总纲的这段话是这样表述的：“中国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由于行文的需要，《党章》总纲对原来的50字进行了个别改动，但主要精神和思想则是完全一致的。这里虽然也是50个字，而“文革”期间在实际工作中所说的整党建党“五十字纲领”所指的还是“两报一刊”社论讲的那50字。

整党建党“五十字纲领”的提出，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产生了十分消极的作用和影响。首先，这个“纲领”搞错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所要完成的任务。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建立、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条件下，把“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而对领导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只字不提，这就搞错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搞错了我们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其次，这个“纲领”搞错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对象。“纲领”当时所说的“阶级敌人”，主要指所谓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这就搞错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对象，把党内的矛盾和斗争搞成了阶级斗争，人为制造了矛盾和混乱。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由于这一整党建党“纲领”的错误，“文革”期间，一部分符合条件的党员不能恢复组织生活，或者被错误地开除党籍；而接纳的新党员则有一部分不符合党员条件，许多人是一些参与过打砸抢的帮派分子。在“文革”中严重发展起来的个人崇拜、无政府主义、破坏党的组织纪律、争权夺利、大闹派性等恶劣的思想作风，对党的肌体产生了严重的侵蚀和损害。

［参引文献］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25页。

［2］《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元旦社论》，《人民日报》1968年1月1日，第2版。

［3］《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第1版。

［4］《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通过）》，《人民日报》1969年4月29日，第2版。

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