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论文论点摘编（2）

抗战时期苏联援助中共武器问题初探

孙艳玲

抗战时期苏联对中共的武器援助问题是苏联与中共关系史上的一个悬案，一般认为中共没有从苏联直接得到武器援助。但根据现有档案和有关史料，抗战时期苏联确曾根据中共要求，秘密援助过机关枪、步枪、炮弹、手榴弹、子弹等武器和军事装备。援助主要集中在1940年以前，苏德战争爆发后这一问题更多地与苏联请求中共采取军事行动配合作战纠结在一起。与苏联给国民党的大量军援相比，苏联向中共提供的武器援助在数量上很少。同时，与抗战期间苏联向中共提供的上百万美元的资金援助相比，武器援助所发挥的作用也很有限。之所以如此，除苏联和共产国际自身存在一定困难等客观因素外，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苏联的对华基本战略及其对国共两党的不同认识，导致中共不是苏联援助的主要对象；二是国民党坚决反对苏联向中共提供援助，致使交通运输极其困难。对于苏联在武器援助问题上的态度和表现，许多中共同志都感到失望、不解甚至不满，对苏联与中共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由于档案文献的缺失和模糊，目前还无法对援助数量和种类等做准确统计，也不清楚中共如何分配和使用这些武器。因此，这一问题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吴志军摘自《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4期，全文约17000字）

从“人物”到“问题”：

深化毛泽东研究的新视点

张明

现阶段可以接触到的大部分毛泽东研究著述都基于一种“人物研究”范式。所谓“人物研究”是指以毛泽东这一主体性人物为所有叙事逻辑的切入点与主线，依据人物的思想、生平活动的发展逻辑与历史性次序加以揭示和解读，以叙述性话语和描述性层面为主要叙事策略，以展现人物客观历史性活动轨迹（包括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为最终目的的研究范式。它构成毛泽东研究的基础性内容，是深化与拓展毛泽东研究的前提工作。但这一研究范式在理解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阐释人物思想的当代意义以及拓展和接受更广阔的理论视阈等方面存在着一定局限性。而“问题研究”不仅关注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各种问题或思考，而且更注重时代和社会向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因而具有广阔的理论思考和阐释空间以及鲜明的问题意识；“问题研究”着眼于“问题”而非单纯的“人物”，而“问题”本身就具有特定的开放性特征，这使得研究者可以更多地关注和思考与毛泽东相关的历史问题的关联性内容与多元性要素；“问题研究”还特别关注与现实具有紧密联系的“毛泽东问题”，这些问题往往超越单纯的时间性限制，而对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具有持久性影响。因此，从“人物研究”向“问题研究”的视阈转换成为当前深化毛泽东研究的一个新视点。当然，要推进这一学术转换，必须要确立“问题研究”的基本规范，加强这一研究范式的科学方法的建构。“问题研究”需要以“人物研究”为前提，以“认知性研究”为依托，否则有可能陷入“扩张式”阅读或“象征性”解读的理论误区；科学鉴别毛泽东研究的“真问题”与“伪问题”则是推进“问题研究”范式深入发展的重要环节。（吴志军摘自《湘潭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全文约11000字）

苏联专家与中国人民大学学科地位的形成

吴惠凡 刘向兵

新中国成立后，借鉴苏联经验被视为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从1950年到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先后聘请了98名苏联专家，是全国聘请苏联专家人数最多的高校。从学科分布看，这98名苏联专家除4名校长顾问，其他人根据专业被分配到各个系科，其中哲学5人、政治经济学7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10人、计划统计5人、工业经济5人、农业经济3人、财政贸易15人、法律10人、外交5人、新闻2人、档案1人、俄语26人。在苏联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中国人民大学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师资培训、教材编写到科学研究等诸多方面，探索出一套苏联模式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型学科体系和办学模式。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系科，成为中国人民大学乃至整个中国高等院校学科建设的最初模型，许多专业逐步成长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学术强项，成为国内其他高校建立相应学科的范本。因此，苏联专家有效地推动了中国人民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诸多领域学科地位的形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1954年召开的“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上，高等教育部肯定了中国人民大学在学习苏联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经验，明确了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高校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中的示范与引领作用，号召全国其他高校向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中国人民大学在财经、政法、马列主义哲学等领域的学科地位由此确立。（吴志军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全文约17000字）

“文革”时期知青运动中的安置经费问题研究

林升宝

安置经费作为国家提供给知青解决下乡所遇到的生产和生活困难的一条措施，目的是希望知青尽快在农村稳定下来，减少其思想波动，不失为一项权宜之策。但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持续和深入，知青在住房和吃饭等方面的困难逐渐加重。以1973年毛泽东给李庆霖回信为契机，中央相应提高了知青安置经费的标准。如上海将原来南方每人230元、北方每人250元提高到南方每人480元、北方每人500元；把到内蒙古和新疆等牧区插队的青年安置经费单独定为700元；还给予在边远地区上山下乡的知青一年两次的探亲路费补助。知青安置经费作为政治运动的一项经济手段，相较于思想宣传，其效果更为直接和有效，对于稳定知青队伍、改善知青生活状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国家对安置经费的调整是一种被动性反映，仅在表面上缓解了知青运动中存在的部分问题。一些地区对安置经费的管理和使用还存在着挪用、克扣、贪污和私分等情况，削弱了经费的使用效率。这都反映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为政治运动的不合理性和不可持续性。（吴志军摘自《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全文约8000字）

关于三农概念与三农问题提法的考察

贾俊民 葛文光

长期以来，农业、农村和农民被人们普遍地作为一维性的分列概念和局部问题加以看待和处理。而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则将其转变为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三维性合成概念，其形成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萌芽阶段。1985年至1991年10月，国家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在调查和讨论中开始初步区别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并将其置于国家体制的宏观背景下加以思考。第二阶段是将三农并列相提和提出三农概念内涵的阶段。1991年11月至1994年，有关部门在对农村的大规模调查中，将农业、农民、农村三方面问题联系并列，并将其置于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背景下综合分析和研究，其成果为中共中央接受；1993年10月，江泽民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特定提法正式使用。第三阶段则进行凝练概括，明确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提法。1995年至1996年，温铁军等人发表的文章和报告明确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并在学术研究、政府文件和社会生活中得到广泛使用。第四阶段是中央正式公开使用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阶段。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的《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中公开使用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重要理论成果，是中共和学术界的独特理论创造。（吴志军摘自《中国农村观察》2013年第5期，全文约15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