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十天大会”
○作者于1927年至1930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亲身经历了斗争异常惨烈的“十天大会”。
○王明原是一个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学生，到了中山大学后，由于紧跟副校长米夫（后升为校长），成为“中大”的秘书，深得米夫的信任。
○大会的争论焦点是：支部局执行的路线是否正确。
○“十天大会”以后，究竟逮捕了多少同志，无法准确统计。
○这次会议结果导致“中大”停办，几百名学生遭受冤屈，不少人被逮捕，牺牲在苏联，一部分同志被送回国。为米夫所支持的极少数人，则飞黄腾达。
○在中山大学的学习生活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继而汪精卫也叛变了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党中央为保存和培养干部，把一部分党团的优秀干部派往莫斯科学习。我和我二哥张崇德都是在上海大学学习期间参加革命工作的，这次也被派往苏联学习。这年8月的一个晚上，我们在上海住处接到上级党组织的通知，立即赶到吴淞口外的苏联货船上集合。为防敌人的袭击和拘捕，我们化装成运货工人乘小驳轮上了货船，坐在货船底层中，直到子夜时分，轮船驶离祖国很远了，大家才走上船舷活动活动手脚，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到海参崴后住了20多天。10月28日，又乘上没有卧铺、没有暖气的列车，于11月9日到达莫斯科进了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的校舍是一座四层楼房的方形建筑，座落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沃尔洪卡街16号，里面有100多个房间。楼上有教室、办公室、图书馆、教研室，楼下没有餐厅。校园环境静谧幽雅。中山大学成立于1925年的国共合作时期。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后，国共破裂，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专门培养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学校分别设有联共党史、列宁主义、党的建设、社会发展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苏维埃法制与国家建设、军事、中文等课程。此外，还有翻译局、印刷厂和中国问题科学研究所等三个为教学工作服务的附属机构。中国问题科学研究所研究的内容分为中国的基本问题和现实问题两大部分。中国基本问题研究的内容有中国文字改革（汉语拉丁化）、中国不同时期的土地问题、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等。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研究的内容包括土地问题和农民运动、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中国革命道路、外国对中国的侵略等。
我们的宿舍原来设在中国城，后来搬到附近的卡卡林斯基的家宅，那里原本是资本家或贵族的房产，修饰得整洁而舒适。我们都在学校餐厅就餐。那时苏联还处在艰苦的时期，但对我们都给予特殊的照顾，按照每人每月120卢布的标准开销，每天供应白面包、牛奶、黄油，还经常吃到鸡、鱼和牛肉。穿着和日常生活用品全部供给。每人发给服装、外套、皮鞋、衬衫、雨鞋等，甚至连手帕、梳子、牙膏、牙刷也发给。此外每月还发给12卢布津贴费作零花钱。
学校的文娱活动很活跃，设有俱乐部。俱乐部组织照像、无线电收发报、活报剧、唱歌、音乐、跳舞、绘画、打球、滑冰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我二哥崇德喜欢打篮球，每次比赛都有他。我也在冬季滑冰场学了溜冰。活报剧组很活跃，记得我们演出过打倒蒋介石的话剧，吴福海同志饰演蒋介石，演得很象。以后大家见到他，就开玩笑地喊他“蒋介石”。
从1925年中山大学成立，到1928年初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仍简称“中大”或简称“劳大”），共有四期学生：1925年第一期共有学生三四百人；1926年第二期也有300来人；1927年第三期共有100余人；1928年第四期，从“东大”转到“中大”100余人。前后共有1000来名学生，我是第三期的学生。由于学生的来源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分为以下四种班：
一是正规班。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其中又分为俄文班、英文班、德文班、法文班。
二是特别班。也称“老头班”。他们是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到校的一些较高的党政领导干部，如叶剑英、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夏曦、方维夏、杨之华、帅孟奇、李国暄、李哲时等。
三是工人预备班。主要是从欧洲去的华工，从国内去的工人。共编两个班。约有八九十人。他们主要是学文化。课程有中文、历史、地理、算术、政治常识、自然科学常识、军事课等，还有少量俄文课。
四是速成班。这个班的时间较短，参加这个班学习的同志是准备早些回国参加革命工作的。
此外，还有个翻译班。凡是俄语较为熟练或其他外语较好的都编入翻译班。他们自学有关课程或当助教，参加各教研室工作。
中山大学学制为两年，改组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后，学制为三年。我去莫斯科整三年，所学过的功课，以学社会发展史收获最大。教我们的苏联教员满脸胡须，是个著名教授。他课讲得好，从浅入深，从具体到抽象。“中大”校楼的第四层，就是社会发展史的教室，里面装置着从猿到人的模型实物。每讲一课后，还到莫斯科历史博物馆参观学习。每次参加学习，我们这位老教授总是跟着边指点边讲解。社会发展史确实是奠定革命人生观的理论基础，这门课程使我获益匪浅，回中国后对我从事教学工作和领导工作帮助很大。
此外，还学了西方革命史，讲课的是王稼祥同志；讲经济学课的是傅胜蓝同志；联共党史是由苏联同志讲的，主要是讲斯大林的联共党史教程；讲课最差的是中国革命问题课，没有专职的主讲人。
在苏联三年的学习中，课堂教学、参观学习、工厂劳动三者密切结合。我们曾经去各个大工厂参观，也去过农场，进行过军事野营，去列宁格勒、明斯克、白俄罗斯、基辅等地参观学习。1930年3月，还曾到莫斯科的第七印刷厂劳动过。通过学习马列主义，使我们对于奠定革命人生观，坚定革命意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所在的“中大”第四班，大学分同学是和我一起从上海乘船到海参崴以后到莫斯科的。有冯定、张祖俭、恽雨裳、徐以新、何子述、曾宗圣、孟庆树、丁云波、朱自牧、朱自纯、杨莲卿、杨安卿、彭莲清、秋妹子、王云程等。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附近召开时，孟庆树、朱自纯二位女同志被抽调去参加工作。
在这里谈一点王明在莫斯科的情况。王明原是一个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学生，到了中山大学后，由于紧跟副校长米夫（后升为校长），成为“中大”的秘书，深得米夫的信任。他经常以“领导人”自居。来参加“中大”的大会，一讲话就长篇大论，引经据典，摆出一副未来“中国列宁”的样子。
王明等人控制了“中大”的支部局之后，他们利用反托派的机会，企图斗垮原支部局的领导人、中共老一辈党员俞秀松（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董亦湘、周达明等同志。他们在中国同志中间威信很高。王明一伙造谣说他们组织了个“江浙同乡会”，是反革命组织，还请到莫斯科开会的向忠发前去讲话。向忠发不做调查，就声称他们如不坦白，要逮捕、枪毙。“枪毙”二字说得特别响亮，使在“中大”的江浙学生人心惶惶。大概在1928年七八月间，周恩来同志来到“中大”，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中大”并没有江浙同乡会的反革命组织，只是某些学生爱吃中国菜，星期天在一起烧中国菜吃而已。才给这些同志平了反。
○“十天大会”
在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人，都参加过有名的“十天大会”。这次会议斗争激烈，惊心动魄，结果导致“中大”停办，几百名学生遭受冤屈，不少人被逮捕，牺牲在苏联；一部分同志被送回国。为米夫所支持的极少数人，则飞黄腾达。
“十天大会”距今已有60余年了，对于这次会议的时间其说不一。吴玉章同志说这次会议的时间是1929年6月。李一凡同志说是1929年9月，他从阿鲁什塔休养所回来后开的。我回忆与李一凡同志说的基本相同。我记得这次会议是1929年9月我与二哥张崇德从克里米亚休养所回校后才召开的。会后，我二哥张崇德被捕。这次会议不可能在1929年暑假之前召开。
王明没有参加“十天大会”。从王明档案上看，1929年4月到10月，他在上海作红旗报通讯员，中共沪东区委兼宣传干事。从1929年4月至12月，王明在《布尔塞维克》、《红旗》报上连续发表文章。这说明他当时正在国内，没有参加“十天大会”。他虽然没有参加“十天大会”，但他在“中大”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十天大会”开始，在提主席团7人名单时就引起了争论。名单里有余笃三、李剑如、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张国焘、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还有共产国际监委主席索里茨。
大会的争论焦点是：支部局执行的路线是否正确。支部局的领导人认为支部局执行了一条“百分之百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广大党团员群众则说，支部局执行了“实践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
大会由支部局领导人主持。报告一开始就指责广大学生群众，毫无自我批评。当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说支部局是如何正确，是真正的布尔塞维克时，会场乱哄哄的，呼喊着要这位区委书记下台，甚至有人要上去把他拖下来。这时，张国焘在台上连连喊着“静下！静下！”会场才静下来。
在大会上发言的，有秦邦宪、盛忠亮、余笃三、李剑如、吴福海、张崇德、李一凡、柳溥庆、唐有章、吴玉章、王稼祥、郭妙根、张祖俭、张崇文等。当时斗争很激烈，张崇德、李剑如的发言同支持支部局的人的发言针锋相对。余笃三、李剑如等也在发言中批评了以王明为首的宗派主义小集团的错误。当时有的还批评学校的中国革命问题教材不切实际；有的批评学校党组织把中国共产党员降为苏共后补党员很不合理；有的批评王明等人老虎屁股摸不得；有的批评了翻译工作中的问题，等等。
据王观澜同志回忆，当时董必武立场是正确的、坚定的。他反对王明一伙操纵、控制支部局，搞宗派，搞教条，搞唯成份论，打击人、整人。把凡是反对他们的都说成是反党分子、托派阶级异己分子，帽子满天飞。
张崇德在发言中，批评了王明一伙捏造“江浙同乡会”的错误，指出周恩来同志已经宣布没有所谓江浙同乡会，而王明一伙至今还说江浙同乡会如何如何，这是完全错误的。
李一凡发言说了三个问题：一、“中大”的任务应是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中、下层干部。上层干部只能通过阶级斗争的实际锻炼和考验，从群众斗争中产生，仅有一知半解的书本知识的人是不能胜任的。二、派往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必须从党的利益出发，实事求是地从较有实际经验的同志中选拔，不能仅凭俄语程度，尤其不能以爱憎取舍。三、批评阿卜、朗姆松是个民族沙文主义者，因为他曾污蔑说中国人坐轮船不配坐头等舱，坐火车不配坐头等车厢。
吴玉章在会前就看到右派彭泽湘等活动得很厉害，同何叔衡两人在大会上把彭对他们所说的反党的话都讲了。
大会上的发言，最受欢迎的是共产国际监委主席索里茨。他作过调查，又听了大家的意见，严厉地批评王明一伙说：“你们在这里，在莫斯科，无论说得多好听，都不能完全说明你们是好样的。你们必须在中国，在流血斗争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才能证明你们是真正好样的。不是这里，而是那里！不是这里，而是那里！”语气一句比一句慷慨激昂。索里茨的讲话，使绝大多数同志受到鼓舞，王明一伙则垂头丧气。
在“十天大会”的第十天，也就是索里茨发言之后两天，支部局把一个《解散团支部局的决议案》提交上午的大会表决。原来，整个团支部局除陈昌浩之外，所有成员都一直与广大党、团员群众站在一起，坚决反对王明一伙。因此，支部局作出了解散团支部局的决定。但是表决的结果，由于许多原来追随王明的人已受了索里茨发言的影响，举手赞成的仅有29人。米夫、王明一伙见大势不好，便把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搬到下午的大会上，用区委的名义命令大会结束。
大会虽然结束了，斗争并没有停止。大概在年底的时候，支部局忽然召开了一次全体党员大会。支部局组织委员王云程手拿两页信纸，向大会宣布一个十分骇人听闻的消息：有个河南人，俄文名字叫马马也夫（过后很久才知道他叫赵言清）自杀了。他留下了一封遗书，揭发校内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秘密托派组织，在这次斗争中操纵广大党团员群众向党支部局进攻，反对党的领导。他本人就是该组织的头儿，深感对不起党，所以负疚“自杀”云云。并且还提供了一个有百十来人的托派名单。这时王云程晃了晃手中的两页信纸说，这就是他的遗书和名单。此后，就陆陆续续有许多同志从学校失踪了。说这些人是被派送回国或去共产国际谈话去了。实际上是把他们逮捕了，这其中就有唐有章、李一凡、张崇德等同志。
1929年11月，学校党组织宣布全校清党。在清党过程中，实行“人人过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方法简单粗暴。几位清党委员并坐在一张桌子后面，被审查的人站在桌前，就象是在法庭受审一样。由清党委员向被审查者提出问题，旁听者也提出问题，然后由清党委员会做结论。他们既不核对事实，也不进行调查，便根据揭发出的所谓问题，作出结论，开除党籍或予以别的处分。我在被审查当中，当时就有人说我是张崇德的弟弟，应开除党籍。幸得清党委员会主席基尔三诺娃说我在中国参加实际斗争，不能开除，但有错误，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吴福海在“十天大会”上发言反对支部局，以后与博古争论，失手打了他一拳，因此，清党开始之后被开除党籍。他在中共代表团的支持下，向共产国际申诉。由于他家庭出身贫苦，本人成分是工人，参加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所以，校清党委员会又把对他开除党籍的处分改为警告处分。
孙冶方敢于同王明教条宗派进行斗争，先是被诬为“江浙同乡会”分子，后又被当作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
张崇德在“中大”期间，王明一伙曾多次拉拢他，都遭到严词拒绝。因此，他以莫须有的“江浙同乡会”的罪名被逮捕。未经任何法庭程序，由格别乌的特殊会议判处5年劳改。释放后又抓回，终于被迫害死在苏联。
李一凡同志因反对王明，被送进大牢。捕前，王明曾以共产国际名义找他谈话，把他拉到王明的住所，用俄语对他说：东方部想派你回国接办党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李说：“我不会做买卖”。王明很尴尬，被顶得满脸通红。因此1929年清党后，李一凡同志便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等地，遭受迫害达22年之久，直到1958年才回国。
“十天大会”以后，究竟逮捕了多少同志，无法准确统计。按李一凡同志估计，至少有五六十人。
我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以后，于1930年3月被送到莫斯科第七印刷厂劳动，约有5个月左右。后被送回国，回到上海，被分配到杭州工作。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开办对中国革命究竟产生过什么影响，我认为应该从两方面来看。莫斯科中仙大学的开办，为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列主义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我们这些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学习奠定了革命人生观的基础，因此是有成绩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办期间，在米夫的支持培植下，形成了王明教条宗派集团，在“十天大会”后的清党中，对中国革命事业犯有不可饶恕的大罪。其后，又是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等人通过六届四中全会，掌握了党中央的领导权，长期推行了一条错误路线，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这是问题的又一个方面。
“十天大会”后进行的清党，使我党许多好同志，有的受到警告处分或被开除出党，有的被捕，有的被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工，有的被迫害致死。张崇德同志在苏联被迫害致死，至今下落不明。李国暄同志出于同情俞秀松、周达明、董亦湘，为他们送了毛毯而被隔离5年之久，到1937年上半年后，就再也听不到他的任何消息了。
余笃三、李剑如两位同志都是坚决反对王明一伙的，在“十天大会”上是主席团成员，后都被送回中国，到苏区工作。据成仿吾写的《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罪行》（《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4辑）讲到，余笃三反对王明“左”倾路线被撤掉了红四军政委的职务。徐以新同志最近告诉我，余笃三在四方面军被张国焘杀害。王嘉翔同志著的《大将许光达》一书中，有三处提到李剑如同志，说王明路线的中央把湘鄂西当时不同意见的争论笼统说成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他们组织肃反委员会杀了许多人，“许光达当十七师师长时的师政委李剑如也被杀害”。王孚美在苏联学习期间，因反对王明被关进监狱，1937年与家中断绝通信，1953年病死狱中。据其在苏联的女儿友兰说：赫鲁晓夫时期已为王孚美恢复名誉（这是他弟弟王愧秋同志告诉我的）。我认为，对上述这场冤案错案进行一次有组织的清查，并作出应有的结论是完全必要的。
江苏革命史料1983年第8期上有材料说，董亦湘被王明诬为托派，于1938年被捕。经他的苏联妻子和董亦湘的弟弟董涤臣请国际红十字会帮助寻找，苏联中央军事检察院1959年通知：“他没有罪行，应恢复其名誉”。这样做是符合实际的，是很得人心的。
柳溥庆同志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曾被当作“国民党残渣余孽”开除党籍。回国后，他并不灰心，继续努力，于1950年重新入党，1974年病故。1989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承认柳溥庆同志1930年至1950年的党籍，党龄从1926年算起。党组织对这些同志的平反、关怀，使活着的人们及其家属深感安慰。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