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改组前后和大革命的失败

○吴玉章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而成为跨世纪的革命老人，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

○对“以俄为师”一系列政策，当时国民党内许多人都反对，中山先生愤然地说：“你们都反对，我就一个人去加入共产党。”

○ 汪精卫于4月初到上海，向右派哭诉道：“我也是反共的。不过方法不同，我此次到武汉去必有所表现，我们是殊途同归。”

○汪召集国民党要人在他的寓所开讨论分共会议。孙夫人宋庆龄闻此消息，痛哭得不堪。

一、国民党改组以前

国民党是在辛亥革命后，于一九一二年八月，由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会所组成，目的是为争国会选举的多数。其成分非常复杂，许多官僚、军阀、买办都拉来入党，甚至袁世凯最下流的走狗赵秉钧也加入国民党，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垃圾堆。因为主张政党内阁，竟至把袁世凯派的阁员都加入国民党以作国民党的内阁，岂不滑稽！其政纲不仅把同盟会的平均地权取消，而且也把男女平权取消，以至唐群英殴打宋教仁。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固然占了三分之二的大多数，但因袁世凯操纵收买，连国民党想选一个议长都选不出来，不待二次革命、袁世凯解散，而国民党早已破产了。

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山先生愤恨党员不服从他的命令，坚决要改垃圾堆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以继承同盟会的精神来继续革命。这自然是他比黄兴、宋教仁等高明，但他只知道革命的党要有统一的意志，严格的纪律，而不知道只有思想的一致、目的的明确、行动的统一，党员对党任务的自觉态度作基础，才能实行铁的纪律。而且要有革命的理论，才能有革命的组织。革命的党、战斗的党，必须有坚强的核心作领导，必须是民主集中制，可是中山先生只要集中而不要民主，而且要党员绝对服从他个人，并要举行落后的会党式的打手模，这就引起了许多新旧党员的反对。至于革命理论方面，中华革命党只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目的在反对袁氏的专制，更无多的阐述，没有说明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前途，至多也不过〔是〕欧洲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旧理论，对于二十世纪帝国主义时代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的革命是不适合的。

中山先生在他数十年的革命斗争中，是一个很坚决的革命实行家。我自他创立同盟会以来就和他共同奋斗，我是很佩服他的。但我们要“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不歪曲事实，不阿其所好，才不至违背客观的真理。中山先生固然意志很坚强，他是代表革命的左派，但他所反对的几件事情，结果还是向黄兴等右派让步，甚至和他们合作。如右派妥协的行动，第一件是黄兴在南京政府即开始与旧官僚及大绅士合作；第二件是包围孙中山让权袁世凯并政府北迁；第三件是孙、黄到北京和袁世凯筹商国是，协定什么内阁大纲八条；第四件是解散同盟会与几个非革命的政团合组国民党；第五件是向袁世凯要求组织袁派阁员都临时加入国民党的国民党内阁。这些妥协的责任，大部分固应归之右派，而左派的领袖中山先生为什么也尽量容纳右派的主张与之合作呢？直到民国二年，国民党完全失败，中山先生才公开指责党员不服从他的主张，才断然与黄兴派分裂，另组中华革命党。到了一九一九年又改名中国国民党，以别于从前的国民党，以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

自民国成立以来，大家都认为革命没有成功，还须进行革命，但革命的目标是随时变换的。袁世凯专横称帝，则用“讨袁”或“护国”的口号；段祺瑞专横，国会解散，则用“护法”的口号，还有“讨徐”、“讨曹”、“讨吴”、“反直”等口号。最奇怪的是段祺瑞一手造成的张勋复辟，而他又在马厂誓师讨伐张勋；官僚徐世昌等称这一幕儿戏战为“再造共和”，为“革命战争”，革命的意义混乱了。这一时期，始而是北洋军阀为消灭南方革命势力，以维持国家统一为名而战，继而是北洋军阀与南方新兴军阀战；随后北与北战，南与南战，或以为统一法纪而战，或以为省自治逐客军而战，演成军阀混战局面。而一般官僚政客、卖身议员，法统之战、制宪之争，闹得一塌胡涂，一般民众真不知何所为，不知如何才能找得一条中国的生路。

无论中华革命党或中国国民党，中山先生在改组以前的政策，都是以军事行动为主，轻视民众的力量，因为注重军事，故不惜与失意的军阀、官僚、政客联盟，不仅南方的陆荣廷、唐继尧、岑春煊等，就是北洋军阀段祺瑞、卢永祥、张作霖等也都曾合作过。而结果不但受他们侮弄欺骗，甚至自己培植起来的陈炯明都直接叛变；就是他最亲信的陈英士，也不过是军阀而兼有流氓政客的才能罢了。因为轻视民众力量，不仅不作民众宣传，不援助罢工工人，甚至他的敌人吴佩孚屠杀京汉铁路工人，也未曾发过宣言来声罪致讨o〔对〕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未曾表示拥护的意见，尽管这是打击他的敌人段祺瑞。相反的，对于当时的北京学生会派来的代表，初拒绝接见，及见后反大加批评，这就模糊了革命的面目，失掉了革命阶级的立场，即不为人痛恨（因为未得过地盘和政权），也已为人轻视。尤其是对于新文化运动及白话文的反对，违反了新时代的潮流，失掉了青年的信仰，国民党已为人所鄙弃厌恶。因此，当时的内政外交如此混乱，军阀混战如此频仍，已无人想寄托革命之重任于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这并不是偶然的，是因为中山先生这时的三民主义，对于民族则只在推翻满清（所以中华革命党不要民族主义），而不许蒙古独立，还是大汉族主义，而且有由家族发展到国族的糊涂思想。对于民权主义则要经过军政、训政时期才能实行宪政。把民众当阿斗而自己作诸葛亮，看不起民众，主张愚民政策的“行易知难”的唯心论。对于民生主义则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而以马克思为社会病理学家而他是社会生理学家的武断“学说”，而且常要郑重宣言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履行条约义务等，甚至还要联美或联日来革命，使人几乎不能认识是一革命的人而是反动的人了。这是由于他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o”（《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用马列主义的方法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包含对内对外两个方面，是帝国主义时代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或称民族革命），而且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基本事实是：（甲）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帝国主义的财政经济的统治；（乙）因军阀和官僚的压迫而加重的封建残余的压迫；（丙）千百万工农群众日益发展的反封建官僚压迫、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丁）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它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它对革命运动规模的恐惧；（戊）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革命积极性，无产阶级在千百万劳动群众中的威信的增长；（己）中国邻邦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斯大林）因此，我党就提出革命的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而革命的领导要有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坚强的阶级先锋的党来作核心，与各革命阶级结成联合战线，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胜利。这样一来，就为中国革命开一新纪元，革命青年生气勃勃，尤其工人运动高潮，如火如荼的罢工威力，震动了全国。

中山先生毕竟是一个革命家，看见了共产党这个新生的蓬勃的革命力量，就想得其援助以一新他的腐朽的国民党。我党也以为国民党有革命的传统，而且可以结成工农、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也愿意与国民党合作。经过我党代表和林伯渠同志与中山先生接洽，同时苏俄的代表马林、越飞先后到桂林、上海，与中山先生联络。中山先生遂毅然“以俄为师”，并依靠工农广大的力量来进行革命，遂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以适合现状之要求来解释三民主义，以列宁的共产党的组织方式来改组国民党。当时国民党内许多人都反对，中山先生愤然地说：“你们都反对，我就一个人去加入共产党。”可见中山先生真有革命的精神，值得大家的尊敬。幸而这时有廖仲恺先生是真正认识了改组的意义，为诚心诚意赞助中山先生改组的一人。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山先生与越飞共同发表宣言后，因越飞赴日养病，遂派仲恺先生与之同行，在日本热海花了一个月工夫，拟定了改组的一切计划。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改组后第一次代表大会于广州举行，发表了有名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从此，就给了国民党以新的生命。

二、国民党改组以后，革命路线与反革命路线的斗争

自从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国共合作成立，革命的动力集中了；以反帝反封建军阀为对象，革命的目标确定了；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为革命的原则，革命的理论正确的了，这样就推动了革命大踏步前进。

中共加入国民党时，就有“左”右倾的两种错误思想。陈独秀领导的右倾思想，赞成加入国民党，同时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共产党不应该有什么独立的工作。甚至说：“中国共产党早生了五年”，这无疑是取消主义的思想。同时有张国焘一派“左”倾的思想，则“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主张工人应该在自己的政党旗帜之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他们起初反对加入国民党，后来赞成，但要保留产业工人不要加入。这是一样的不了解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策略。

这两派主张的根本思想，都是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的理论。前一派认为现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应该帮助资产阶级，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等到将来再说，所以甚至觉得共产党都可以取消。后一派则认为现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固然应该参加，可是我们的任务是准备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产业工人决不应该加入国民党中去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洗染。这两种思想都是把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看做有一座万里长城的隔离，而不知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列主义的路线。

因有这种机会主义路线，对资产阶级采取让步，要避包办国民党之嫌。

一九二五年冬发生西山会议派，同时民族资产阶级已有反动端倪，已经开始反对工人阶级斗争，极力控制共产党，而陈的路线乃认代表半封建势力的西山会议派为右派，而以戴季陶思想为中心的资产阶级为中派，采取向中派让步以孤立右派的策略，实际上对右派也一样让步。当时广东的党，一方面反映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另方面在广东的国际代表鲍罗廷在那时还能相当执行国际的指示，于广东党与中央在许多问题上发生过争论。当时广东党的路线，一方面发展群众的组织与斗争，另一方面在国民党内采取不断地向右派进攻的政策。一般人叫它为“剥笋政策”。征服了商团事变之后，马上肃清东江，削平刘、杨，继续又驱逐胡汉民、许崇智等。左派与共产党的势力一天天地发展起来，机会主义的中央却天天斥责广东太激进了，叫广东的党破坏了中国民族革命联合战线。最值得记忆的一次争论，就是在国民党第二次大会以前，广东党坚主反对右派，把当时九个著名的右派领袖，如戴季陶、孙科等都驱逐出广东，并且准备在这次会议上把国民党造成左派与共产党联合的中央。可是当时中央的主张，却确实与广东相反，认为当时革命形势（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在全国各处都受到了打击，因此必须向右派让步，以保持联合战线。于是广东驱逐出来的右派领袖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等到了上海，中央却马上与他们实行“谈判”（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并订立了极可耻的条件：（一）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指导机关中不得占过三分之一的人数；（二）由共产党中央命令广东党部延迟二次大会，等候这些右派领袖回到广东以后再开，于是这些右派领袖又回到广东参加二次大会。

二次大会胜利地完成了许多任务，但以中央的让步路线与张国焘的不正确领导，没有达到共产党占中央委员三分之一，及左派占三分之一多和不要右派的目的，反而使右派占了三分之一以上（十五人），左派反而比右派少了，这就使左派势孤而右派得势了。孙科、戴季陶等都为中委，而蒋介石更为他们利用来打击左派，戴、叶、张静江等与蒋勾结，孙文主义学会阴谋百出，于是三?二○事变发生了。

三?二○事变完全是蒋的阴谋，竟设一圈套把中山军舰骗到黄埔，逮捕舰长李之龙，大捕共产党的党代表，监视苏联军事教官等（当李之龙因中山舰案被捕消息传到此间时，我们因为李最近曾受留党察看的处分，以为他已加入反动派了。后来见报载中山舰案乃是李之龙受命于共产党的倒蒋阴谋，我们更觉得离奇，最后接恩来来信，才知道李之龙上了反动派的圈套）。蒋是极阴险狡诈的右派，而我们误认他为中派。这一事变的意义是资产阶级要先打击无产阶级的力量，取得国民党的领导权，然后再行北伐，使北伐的结果完全符合他们一个阶级的利益。

在这一事变中，广东党与中央又有不同的意见。第一讨论这事变的原因，广东党认为是“当进攻而没有进攻”的结果，中央则反是，认为是“当退步而没有退让”的结果。第二个争论是对于三?二○事变的策略，广东党认为“退出国党就等于放弃群众，放弃革命的国党旗帜给资产阶级，这就是莫大的损失。这时应采取暂时让步，以保留在国党内，同时积极准备新的进攻，以夺取领导权。”另外上海有少数同志，认为〔是〕莫大耻辱，应即退出国党。当时陈（独秀）却有第三种意见，就是有名的“办而不包，退而不出”，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三?二○事变是共党的激进政策，是想包办国民党的事逼出来的，所以以后只应“办而不包”，马上退出国党是错的，但一定要向右派退让，所以只要“退而不出”——这是奴服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精神。

三?二○事变已经在事实上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反革命的必然性。共产党经过这一事变的教训，应该更坚决地在政治上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积极争取小资产阶级群众，尤其要争取农民与士兵群众，使之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并切实批评资产阶级的动摇，积极领导群众斗争，准备自己的力量，以镇压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到来，以夺取这一革命联盟到自己领导之下。广东省委当时对于与国民党关系的策略，虽然比中央的投降路线要正确些，但是对于扩大群众基础的工作也不十分坚决。北伐开始的时候，曾向中央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北伐过程中，到底准备推翻蒋呢？还是拥护蒋？”广东是主张前者，可是中央答复得妙：“不是推翻蒋，也不是拥护蒋。”总之，这是“既然要联合战线，就应当自己让步”的机会主义原则在作怪，绝不懂得“要联合又要斗争”的原则。这次我们与国民党二次合作，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要团结又要斗争”而实行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原则，那就不会有今天我们的胜利！

三?二○事变，这时联共中央认为：“必须使右派退出，或开除他们出国民党。”（然而），左派自己认错，让右派气焰更高，汪精卫出走，蒋更得势。五月十五日，国党二中全会，蒋主持，提出“党务整理案”，并议决选举中央主席（原来国民党改组是仿效联共的民主集中制。中山在众推他为总理时固辞。他在列宁逝世时很沉痛地说：“政党之精神在党员全体，不在领袖一人。”他因列宁之死而触情感怀，似乎是预知他不能久领导党员，而望能实行民主集中制。现又设主席，违反中山先生之意了），西山会议的精神，一部分实现了，反动派还并不因此而骤然得势。孙科提禁止国党有左右派之分的案，遭否决。事前有共产谣言，军事暴动谣言，银行挤兑，但这时左派与共派联盟很固，民众赞成左派，单此一案还不足以决定国民党中央之右倾，还有“团结革命分子与反动派等战斗”之宣言。这是表明蒋之势力未充，还想借革命势力达他的愿望。他是上海交易所的老板，最富于投机权术。所以北方军阀“反共”“反赤”，蒋介石先生当时也是大骂他们的呀！

三、北伐胜利与革命阶级的分化

一九二六年正月，国民党二次代表大会刚开，广西就拥护国民政府，两广统一了。随后贵州黔军两军参加国民革命军，湖南唐生智率军来归，这是革命军事力量的发展。

自“五卅”上海惨案发生以来，罢工风潮愈趋激烈，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成了国民政府的支柱，各地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一九二六年五一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有组织的工人已经有一百二十四万一千余人，这是革命的骨干。〔这是〕工人运动的大发展。

广东农民协会成立，声势已大振。湖南农民运动虽还在秘密时期，却使农民大大的革命化。这是农民运动的发展。

一年以来革命声势的扩大，胜于十年二十年，而且革命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口号，一针见血，大为全国人民所欢迎，大有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之势。

北方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并想用什么约法、宪法之名来把持中国政权（他们以恢复所谓“国法”以与民众及中山所要的国民会议对抗。吴佩孚称护宪，使曹锟辞职，还有国会自动召集之说；这种贿选国会，军阀与英帝走狗居然想复活！张作霖另有企图，主张护法以与曹宪抗衡。他主张约法，依法召集新国会）。今天时局变了，反革命与帝国主义就要用反共之名来把持政权。这时北方局势是吴佩孚、张作霖、段祺瑞奉日帝国主义等之命，联合向北京冯玉祥的国民军进攻，不但在“三?一八”发生屠杀学生惨案，而且以联军力量战胜了国民军。吴佩孚不能以武力在北方夺取完全政权，遂转而向南方发展。他向南发展之第一步，是以实力援助湖南所有的反唐军队，驱逐唐生智出湖南。第二步便是联合湘、鄂、川、滇、黔、豫、赣、闽八省反动军队围攻两广，也说要四面围剿以根绝“赤祸”呢！

民众有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要求，军阀又有围攻革命根据地之危险，国民政府遂于七月初出师北伐，以蒋介石先生为总司令。他在出师宣言中说：“吴贼所资为号召者，厥为‘讨赤’夫；‘讨赤’乃帝国主义者用以对抗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破坏全世界革命联合阵线之口号也！”蒋之赞成北伐，是想利用革命达到他的企图，即向外取得地盘，并以军事力量限制革命的发展。

民众革命的力量是无坚不破的。尤其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张发奎部队，有共产党员叶挺等作先锋，军中大半为共产党员，与人民打成—片，成为人民的军队，往往兵未至而民众已蜂起，因而第四军与唐生智的第八军；于十月初即克服武汉。如此迅速，完全是由于军队革命的牺牲精神，工农广大群众的援助的结果。革命浪潮极端迅速地使群众革命化了，成千成万工农卷入革命斗争，团结成突击的队伍。肃清中国封建残余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奴役的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带有极端残酷的性质。在一九二七年夏天，便达到最高程度。

当北伐初期，民族资产阶级还与革命工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同道前进，这是全民联合战线的革命。因为资产阶级企图利用革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国民党内右派反对左派激烈斗争的原因。当时我党也有广东路线与机会主义陈独秀的上海路线的斗争，广东路线是要我党党员与国民党左派亲密合作，以党的纪律打击右派向反革命走的道路，上海路线则向右派妥协投降。

中国大革命最激烈、最复杂的斗争时期，是革命发展到长江流域的时候。虽然很久以来中央就发展了机会主义与宗法家长制的领导，工人运动中都没有提拔工人同志来领导，而都是知识分子在干，但是客观上劳动群众的斗争却依然急烈的发展。赤色工会发展到将近三百万会员，吸收极多的店员、手工工人参加，农民协会只以湘鄂赣粤计算，发展将近一千万会员，国民党左派运动有极大的发展，军队中也有力量，虽然这些发展大半属于自发的，可是前一阶段中，共党加入国党的政策，以及客观上革命势力的发展，使“取得国民党，取得国民革命，取得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策略事实上部分实现，而形成部分的革命势力。共产党以工农团体中的领导权之取得，而成为革命的先锋与主干。当时的任务，就在一面认清“五卅”以来“中国无产阶级暂时还没有革命的领导权”（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共产国际杂志社论），一方面坚决地进—步而取得政权与军权的领导权。这是革命发展到长江流域的形势，中共中央便放在这种形势之前。

这时北方反革命的势力已不能阻止革命，帝国主义看见军阀不能作消灭革命运动的有效工具，于是用和平方法在民族革命势力找寻它的同盟者，因此反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甚至军阀开始转变到国民政府方面，与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勾结。反动分子又起而破坏革命联合战线，欲使革命转入反革命。蒋介石要党政机关设南昌，就是想指导机关尽入其军事独裁之掌握。蒋企图分裂国民党，在南昌成立新中央，并于二月在庐山召集军事会议，拉拢许多初加入国民党的旧式军人，和他们拜把换帖，结为兄弟。武汉革命的国民党在三中全会上打击了他这个企图，执行了正确的广东路线，于是党和国民政府有了一番新气象，革命势力又为之一振。

当北伐出师时，蒋为总司令，并亲率其第一军出江西，以为黄埔学生及精锐武器都在这一军，前此打了许多胜仗，这次一定也是所向无敌。殊不知前此之所以打胜仗，一面是共产党员英勇奋斗作了模范，一面是与工农群众结合，成了不可抗的军队。自三?二○事变后，共产党员被驱逐或陷害了，所谓蒋的心腹大都是骄奢淫逸，腐败不堪，并与工农为敌，因而处处打败战。江西久攻不下。而第四军张发奎部有叶挺等共产党员作骨干，与第二、第三、第六、第七、八等军一样，不仅有共产党员，还保存革命作风，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所向无敌。去年十月张发奎等即攻下武汉，现在二、六两军又攻下南京。蒋于迟迟攻下南昌后，见武汉政府势力完全统治了长江流域，三中全会又取消了他的党政军总揽大权，遂决心背叛革命。中国革命狂风般地发展而引起了阶级力量之分化。蒋到了上海，帝国主义慑于革命势力的可怕，知道蒋对革命路线不满，正好利用他在革命内部来分化革命力量，遂勾结蒋以图打倒革命。果然蒋借口开赴前线，下命令调二十六师离开上海，却于上海附近把忠于革命的军官换成自己的亲信，又重新开回上海来举行对工人的大屠杀。蒋之背叛革命，在南京成立政府，是表明资产阶级畏惧工人运动，退出了革命，产生了民族反革命的中心，国民党右派与帝国主义互相妥协来反对革命，投入到世界帝国主义所领导与组织的反动营垒中去了。中国革命分裂为两个政府、两个军队、两个中心：武汉革命的中心与南京反革命的中心。

汪精卫于四月初到上海，向右派哭诉道：“我也是反共的。不过方法不同，我此次到武汉去必有所表现，我们是殊途同归。”汪奉了自告奋勇的秘密使命于四月十日到了武汉，我党机会主义的陈独秀也同时到了武汉，这就便利了他们危害革命。当时武汉革命的国民党也作了很多错误〔的事〕：第一是四月三、四两日，张发奎出发到南京去巩固革命的军队，既上船又调回，理由是不要太迫近上海，以免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革命须向西北发展，以实行所谓“西北路线”。如果第四军到了南京，或者南京不至为叛徒所据，成为反革命的中心，革命发展的前途当又是另一种形势；革命或不至失败。第二是〔应〕不为汪精卫左的内奸的面目所欺骗，及毅然反抗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投降路线，而实行更向前发展工农的革命运动，巩固工农群众组织，作为工农革命民主政权的坚实基础，来进行更坚决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生死斗争。共产党应与革命的国民党亲密合作，肃清国民党右派，把国家的一切政权集中在革命的没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手里，以保持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革命联盟。共产党在和革命的国民党员在一个队伍中斗争的时候，必须比任何时候更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不随他们动摇，或者作他们的尾巴。但是当时恰恰违反了这个革命路线，更不知汪精卫的内奸政策而迷惑于他的革命词句，把一切政权都交与他，他在讨蒋和第二次誓师北伐的演词中都表现他“左”的面目，麻痹了一般人（共产党也在内）的警惕性。但事实是很显然的，这就是武汉一面下令讨蒋，一方便已下令“讨共”。讨蒋和查办湘、鄂、赣各省“过激”言论行为的特别委员会组织的决议，差不多是同日同时的（四月十九日下令讨蒋，四月下旬即组织特委以“制裁违反本党（国民党）主义政策的言论行动”）。

五月中，北伐军正在艰苦战斗的时候，许克祥在长沙就举行马日政变，大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同时夏斗寅、杨森叛军自宜昌向武汉进攻，夏斗寅已到武昌三十里的纸坊，杨森到汉口附近的蔡甸，情势危殆，反革命以为可以扑灭革命了。但叶挺率中央军校的子弟兵一击，就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正要乘胜进攻长沙，而汪精卫严厉制止，说夏部已归唐生智收编，长沙事变要和平解决。而陈独秀也随汪之后极力压迫革命，汪说农民运动过火，陈也说农民运动过火；汪说工人不应该占领工厂，陈也说工人不应该占领工厂；汪说童子团胡闹，陈也照样说，甚至解散纠察队，自动缴械。何键在汉阳兵工厂发表反共宣言，反革命分子闹得乌烟瘴气。而一方面则革命怒潮空前高涨，有组织的工人已有三百五十万，有组织的农民已有一千万。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最有力量，农民协会成了农村的政权机关，打倒土豪劣绅，有些地方农民自动插标，分配土地。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乡间治安从来没有这样有秩序，这样平静过，不仅没有乞丐、流氓，而且有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现象。人民安居乐业，无不劳动之人，这如何不引广大人民来拥护革命呢？被驱逐的土豪劣绅都跑到武汉来诉苦、造谣、诬蔑，汪精卫就作为资本，大骂革命破坏统一，破坏政府法令。陈独秀则发出许多制止工农运动的命令，大骂过火。唯恐不能倾长江之水淹息这革命熊熊之焰！帝国主义则尽力封锁，使武汉经济恐慌，并造什么裸体跳舞，禁穿长衣等等谣言。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十分尖锐。幸而五月底北伐军攻下郑州，革命势力已发展到黄河流域，革命将由第二阶段发展到第三阶段，殊不知反革命已经准备好了埋葬革命。郑州攻下不几天，六月五、六日，汪精卫和几个党政要人就到郑州，与冯玉祥开会。这个会议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反共，但他们秘而不宣。十九日我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接到冯玉祥密电，说已完成了到徐州与蒋会面的使命。我质问汪精卫，他还坚决地说：“谁派他去？他造谣。”

分共的谣言一天比一天厉害，到了七月十五日分共的前一夜，汪召集国民党要人在他的寓所开讨论分共会议。孙夫人宋庆龄闻此消息，痛哭得不堪，且不愿出席，托陈友仁代述她的意见，坚决要国民党继续总理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绝对反对执行与三大政策相反的政策，力言总理对于这政策的决心与临终谆谆的告诫及遗嘱，如果违反这个政策，称不得是总理的信徒。陈友仁也代为争论，斗争得很激烈。在一般人的幻想以为汪精卫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一定不主张分共。那知道，在这会上汪主张分共最力。谁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谁是中山先生的叛徒，这时才揭晓了。但汪于十五日正式决议分共后，还要掩盖他的内奸面目，大呼反共同时还要反蒋。胡汉民作文讥讽他说：“反共犹须反蒋，则联共尚须倒汪，天下滑稽之事，宁有过于此耶？”胡先生太老实，太落后了，怎能了解新时代流氓和戏子所玩的新花样呢？汪伪装反蒋的最后一幕，不久也就收拾起来，与南京反革命的政府合流。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就这样告失败了。

汪精卫的叛变是表明上层小资产阶级又退出了革命。这时共产党还想同左派的革命的国民党用革命的武装力量以维持革命的胜利，于八月一日，以叶挺、贺龙两军在南昌起义，这是一个英勇的继续革命的企图。可惜在机会主义（者）谭平山不正确的政治指导之下，仅仅成了一个军事行动。没有用力组织群众，武装农民。柔和的政纲特别是柔和的土地政纲，不能动员群众。只在汕头、汤坑军事一失利，就完全失败了。这又一次的给革命以教训。所残余的工农武装战士编为工农红军，就是我们红军的基础。这以后，国民党已完全成了反革命的旗帜，中国大革命时期从此完结，中国革命转到工农联合更深入的土地革命的苏维埃阶段。

【编后】

这篇文章是《吴玉章传》编写组杨世元根据吴玉章同志一九四三年在延安时的手稿残页整理的。吴老手稿是写在一种马兰纸的长卷上。“文化大革命”中，吴老寓所曾被“查抄”，这部分手稿不仅被扯凌乱了，且有所散失。整理时一律据原稿直录，仅对少数简称或明显笔误作了补正。小标题为吴老手稿提纲所原有，全文标题是整理者加的。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